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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中的幸福——回忆编辑《东北最后战役》的经过
姜云川

 
CCTV.com  2009年06月04日 14:53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1942年,在延安八路军政治部警卫队任班长时留影

19481029日,也就是在刚刚开完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三位同志的追悼大会以后,我们含着眼泪接受了突击编辑《东北最后战役》的任务。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非常繁重的任务。当时全国解放区的人民都在殷切地盼望尽早看到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要求编辑者不但要编得快,而且还要编得好。可是我呢,完全是个电影工作的新手,不仅没有电影编辑工作的经验,就是连片子都摸得很少。

“让我编这么大的片子行吗?”当我听了交待的任务之后,站在筱璋同志面前,有些为难地说。

“怎么不行?你当过兵,打过仗,有生活,能把片子编好!”筱璋同志热情地鼓励我。

“哪里……”我本想说自己并没有什么战斗生活,同志战场生活和编片子终究是两回事。可是我刚一开口,筱璋同志就先说:“不要怕,大胆去干!”

后来波儿同志又鼓励我一番。她再三说:“不学着干,就永远不会有经验,鼓起勇气来干吧!只要不把场记弄乱,底片搞坏,你编不好,我们帮你改。”

看看领导亲切的表情,想想烈士们为此片流尽了鲜血,我的心沸腾了。于是,我和于季芳、张晶波等同志投入了编辑《东北最后战役》的紧张战斗。一连十几个昼夜,我们几乎都没有离开剪接室。有时互相带点饭来吃,有时轮流休息几小时,休息时就睡在剪接室的地板上。我睡时她们就按场记整理好片子,她们休息时我就在剪接机上编片子,边剪边接。因为,这样可以多给她们一点时间休息。尽管如此,精力还是越来越不足了。有一天晚上,张晶波同志去减薄室做淡出淡入的技巧画面(当时作技巧画面,由剪接同志自己动手),手里拿着底片就趴在水池边上睡着了;而于季芳同志把片子给我时,虽然她和我只有不到5米的距离,手里的片盒竟失手落在地上,原来她只走了三步就睡着啦。摔片盒的响声,才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这种苦干,最后被领导上发现了,领导同志一方面鼓励了我们,同时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强制我们离开剪接室回家去睡觉。在我们休息的空闲里,领导反复地看了我们编好的样片,给我们做了不少根本性的改动。

此片在录音的时候,不少情景也使我终生难忘。当时东影没有乐队,外请乐队也没有可能,为了赶时间,就组成了临时乐队。制作处长马守清同志吹大号,录音科长吕宪昌同志吹“拉管”,洗印科长文玉璞同志吹萨克斯,洗印员李德凯同志吹小号,录音员袁明达同志吹黑管,作曲向异同志拉二胡,摄影师葛雷同志弹三弦……而当时的作曲兼指挥何士德同志是看有什么乐器写什么曲子,录音时谁能来就谁指挥。至于说到我写的解说词,那就更可笑了,基本上是抄战报。虽然经过波儿同志多次修改,在录音时还是难以“照章”实录,不是长就是短,错误百出。筱璋同志为了保证片子按时完成,就在录音室内帮我改稿子。我录前一段,他改后一段。那时是用胶片录音,我常常由于精神紧张把指示灯按错,每按错一次就造成不小的浪费。筱璋同志和牧之同志除耐心告诉我如何掌握按灯的时机和位置外,有时还亲自把住我的手按灯。因为这样,既能保证成品的质量,又能使我学习到必要的经验。

就是这样,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几十天的苦战,我们终于把《东北最后战役》编成了。经厂审查定稿之后,又派我连夜乘车由兴山送到沈阳让首长们审查。在火车上我经历了最难熬的四个昼夜。这一方面是当时火车条件差,走得慢;另方面也由于我担心片子搞的不好怕首长们看了不满意。哪料想当时的东北地区首长们对我们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早已有了极其深厚的感情,在我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就把片子看了,而且是在沈阳最大的电影院内看的。看时楼上楼下都挤满了人,军区和东北局的首长们都来了,还把我让到二楼前排的中间和首长们坐在一起,首长们一边看一边问长问短,看样子非常满意。特别是看到攻克锦州伟大胜利的时候,楼上楼下掌声不断。当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立即忘掉了一切疲劳,尽情地分享着英雄战士们胜利后的愉快!当然,在这种幸福的时刻,我想到了厂领导亲切地关怀和耐心地教导;想到了数十位摄影师为此片曾冲锋陷阵;想到了三位烈士的英勇牺牲和亲人的眼泪;想到了同志们和我一起度过的数十个不眠之夜;想到了全解放区人民对自己唯一的电影制片厂的期待。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尽量当好这个新闻纪录电影的战士!

 

本文摘自《我们的足迹》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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