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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热的斗争中
王德成

 
CCTV.com  2010年02月05日 15:52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记得是195110月,我光荣地接受了去四川拍摄土改纪录片的任务。我们像奔赴前线的战士那样,准备好两台轻便摄影机,离开了首都北京,向即将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大西南进发。

  

在成都郊区土改第一团团部里,我们见到了党委郝书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经过一个阶段的采访,我们初步确定了工作方针:首先应该掌握土改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深入第一线熟悉情况,摸清特点,抓住典型。也只有通过典型事例的对比,才能阐明土改的必要性,斗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我们下到土改队时,队部没人。因为当时干部人手少,而且都分散到各个土改小组里去发动群众。他们从清早忙到深夜,工作非常紧张。我们到土改小组里,东听听,西看看,一晃几天过去了,也没摸到情况。但是运动发展得很快,时间很紧。这时,我们心里很着急,怕赶不上运动,完不成拍片任务。于是,就以为深入是浪费时间,协助土改要分散精力,影项工作。不如简单地看看各村的才来哦,找干部谈谈,就开始拍摄。这种单纯任务观点,曾一度使我们站到运动之外,用旁观者的态度来对待土改运动。后来我们发现,不亲身参加到运动中去,就挑选不出真正的典型人物和事例。于是,我们就向土改队提出,要求参加土改小组工作。

 

我被分配到雇农夏位定领导的土改小组里。在发动群众忆苦、诉苦、吐苦水、挖穷根时,他常常以自身的苦引出别人的苦。通过个别交谈、小组会、大组会等等办法,诉苦串连,激发广大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由于亲身参加了这些活动,使我们逐步熟悉了各个村的情况,结识了许多贫雇农基本群众。他们经常主动找我们叙述他们各自的痛苦经历。有时还让我们帮助他们算剥削帐、压迫帐和血债。最初参加土改小组的时候,农民叫我“王同志”,后来就叫我“老王”了。

 

广大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被激发起来以后,他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那时候,不是我们发动他们,而是他们主动找我们。从早晨天刚亮直到深夜一两点钟。这个走了那个来。特别是那些青年男女民兵,更是热情得很。他们一看我们有空,就把我们围起来,让我们讲北京。他们特别关心毛主席,关心东北土改的情况。每当我们讲到北京,讲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们总是兴致勃勃地、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还让我们每天教他们一个歌。这时,我感到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虽然过去也参加过一些斗争,到过一些地方,但由于没有注意观察和记载,自己会的歌也不多,在这些求知欲强烈的年青农民面前深深感到无能为力。我们教给他们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歌曲他们很快就学会,而且在村里流传开了。有时我们到部队汇报情况或者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回来很晚时,不是老夏就是青年民兵带枪护送我们。在漆黑的雨夜里,他们手持电筒在前面引路,一定要把我们送回住处,才各自回家。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的这些行动,都是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在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我们和干部、农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群众对我们无话不说,干部们也经常把本村和邻村的典型事例主动介绍给我们。团部和其它队部有典型材料时,也写信或派通讯员及时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就从开始的被动局面,完全转到主动局面。

 

在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选择苦主时,民兵提出,住在村边的李茜氏苦很大,因为瘫痪多年,不能走路,没参加过土改会。得到了这个线索,我们就同老夏一起去访问她。我们到她家里时,她躺在一个旧木板床上,身上盖着露出棉絮的破被子。这位李大娘六十多岁,由于受尽了几乎掉光了,身上的棉衣补丁罗补丁,看上去,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她住的房子一半已经倾斜,墙坍了一大半,屋顶也是半面透天。老夏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后,他咀唇哆嗦着说:“……早年我生了个娃儿,他一岁的时候,赶上荒年,地租都交不齐,只好挖些野菜,捡些烂菜叶吃。大人吃不饱,哪有奶喂孩子呢?孩子整天在背上哭闹,不久就得了抽风病死了。她的声音很低,眼泪不住地从眼眶里流下来。我不由得也心酸地流下眼泪。停了一会,她又说:“同志呀!我真命苦,死了小的还不算,过了几年,因为交不上地租,我的老汉又被地主的狗腿子用棍子打伤。由于没钱医治,活活地把人给折磨死了。”我安慰她说:“这不是咱们穷人命苦,而是地主把咱们穷苦人给整惨了。今天,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咱们一定要和恶霸地主算清这笔剥削帐、压迫账!”她越哭越厉害,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从李茜氏家里出来时,已经星斗满天。我一路走一路想,李茜氏的痛苦经历,是西南千百万贫苦农民的缩影。心里暗暗把她定位“苦大仇深”的对象。

 

老夏想的真周到。开诉苦会那天一大早,他就派三个民兵抬着过去地主用的滑竿去接李茜氏。我提着摄影机跟随着他们。当民兵搀扶着李茜氏走出那个歪歪斜斜的茅草棚时,我就开动了摄影机,拍下了这个镜头。

 

李茜氏一到会场,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瘫痪十多年没出门的老人身上。我早就用75毫米长镜头对准李茜氏,准备捕捉一些镜头。当别人诉苦时,最初她安详地听着,随后脸部表情慢慢深沉下来,后来,她慢慢地坐卧不安起来,泪水在眼眶里闪亮。当第二个苦主诉完苦时,她已经忍耐不住,没经过老夏,就拄着拐棍站起来说:“我要说说我的苦!”……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我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镜头拍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又参加了另一个诉苦会。苦主胡定钦是个贫农,他站在群众中激动地说:“地主恶霸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不顾我一家老小四口的死活,硬拉我当壮丁。伪保长把我全家的钱财都骗去了,还非逼我当兵不可。我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忍痛剁掉了自己的手指。伪保长知道了,打得我遍身是伤。为了记着这个血泪仇,我就把剁下来的手指藏了起来。”他痛心地一边说,一边从布包里掏出藏了几年已经干枯了的手指给大家看。我怀着同情和愤怒的心情,颤抖地举起了摄影机,把地主阶级的这些罪证一一用特写镜头拍了下来。

 

斗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李正修时,一个青年农民龚选贵手指着李正修的鼻子愤怒地说:“你这个血债累累的豺狼,今天,你还想瞒过我们的眼睛,私藏武器,准备进行反革命暴乱!有这事没有?”李正修吞吞吐吐地抵赖说:“我怎么敢呢。”民兵们在他的祖坟里搜出了枪支、弹药,在他家夹壁墙里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地契、伪官印,罪证如山,群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一致要求把他逮捕法办。当人民法庭宣布依法判处李正修等死刑,并且立即执行以后,农民的情绪慷慨激昂,口号声和欢呼声此伏彼起,像大海里掀起的巨浪,震撼云霄。我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把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一一纪录了下来。

 

听吧!这是五亿中国农民的吼声,这吼声将荡涤旧世界一切反动阶级的污秽和残余。中国农民永远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做了土地的主人,做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将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无穷的智慧,建设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就这样,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连续参加了两期土改运动,走访了三个县五个乡。共拍片七千二百十六尺,都汇编到《伟大的土地改革》的影片里。今天回忆起那些难忘的阶级斗争的时刻,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党的新闻电影工作者,要做好“人民的耳目”,“党的喉舌”,应该永远做时代的尖兵,勇敢的战斗,永远向前!

 

 

写于19634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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