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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纪念——记1955年拍摄亚非会议
吴梦滨

 
CCTV.com  2010年02月05日 16:05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匆匆岁月,参加过战争、建设、南北西东,国内国外,几十年经历……记忆中许多事已淡漠,甚至忘记了。但有些事却鲜活地记着。48年前,我拍摄万隆会议那个短短的经历,就是在我脑海中长久存留的一桩。

  

 

    1955年春,厂长高戈派我去外交部联系拍摄“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事情,并要我报两个摄影师的名额。但联系的结果是我厂和新华社摄影部只能各去一名摄影师。高戈决定我独自前往。

 

    4月初,赴万隆工作组的沈建图通知我和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到香港乘船去雅加达。同乘这条船去参加亚非会议工作的还有新华社当时担任译电员的刘茂俭,还有周总理的法文翻译陈教授等,共约八、九个人。

 

    临出发时,沈建图问我和钱嗣杰会不会英语,我们表示不会时,他说,不会英语,到这种场合工作会遇到困难的。他嘱咐我们,到万隆以后去找新华社驻外记者钱行和彭迪,多和他们联系。后来在拍摄万隆会议期间,钱行、彭迪还有《人民日报》的吴文焘经常主动告诉我们有关会议的一些情况,对我们很关照。沈建图还告诉我们,到万隆可以找华侨社团的人帮助工作。

 

    邮船在海上走了五、六天,到达雅加达时,中国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争取了一个摄影师的名额,来的同志是郝凤格,411就会到达。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架载着赴万隆参加会议的记者和工作人员的专机,遭到敌人破坏,爆炸坠海。

 

    我带着悲愤和对战友的怀念投入了工作。

 

    在会议期间周总理夜以继日的工作,不顾疲劳,他每次有活动,都会请秘书先通知我们。总理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处理大事小事,都不失大国总理的风度,对友好国家的朋友,他总是很尊重对方,以真诚、亲切的态度相待。在万隆会议上他诚恳地说:“我们允许不知道真相的人怀疑,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人到中国去参观,什么时候去,我们都欢迎。”

 

    万隆会议的会址和代表的住地距离不远,代表们都愿意步行到会场。那时,印尼的社会治安不是很稳定,但又不能将这个地区戒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和工作人员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心。工作人员还给我看过台湾特务的照片,要我默记住。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常常能靠近总理身边,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又需要随时注意总理身边的情况,兼做保卫工作。

 

    在万隆会议期间,印尼侨团派了两位先生配合我们工作。一位是兰克栋先生,他开一家照像馆,自己是摄影师。还有一位是汽车行老板,他驾驶着一辆新买的敞篷车来为我们服务。他说,敞篷车便于摄影。两位先生热情周到的服务,确实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兰克栋先生在会议快闭幕时,把他自己给总理拍的两张放大照片,托我带给周总理,请他签字,总理认真地签了名。兰克栋先生非常感动。

 

    拍摄万隆会议的记者中,有一位越南记者,叫袁鸿义(音),有一次正在拍摄一个活动,他的胶片没有了,向我借两卷,我送给他两卷胶片。后来,1957年我去越南文化部帮助工作,在越南电影厂与他相遇,他还记得这件事,说起中国来充满感情。

 

    我在万隆时,除了拍摄大小会议和周总理的活动外,还拍了其它一些材料,诸如与印尼政府签订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协议的签字仪式、侨团与中国代表团的会见,还有雅加达美丽的市容、万隆会议的会址等等。所拍的这些素材后来编成两部短纪录片《亚非会议》和《周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

 

    亚非会议闭会后,对于随团的工作人员如何返回北京,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走哪条路线等等问题,周总理都很关心。虽然考虑了几种方案,最后还是决定让总理包乘的专机返回万隆把记者和工作人员接回国。

 

 

    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55411

 

    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战友郝凤格同志在这个日子被蒋介石特务分子阴谋杀害。

 

    ……

 

    当我到达雅加达后,听说郝凤格也要来万隆的消息时,非常高兴。顿时,对独自完成这么重大任务的不安心情一扫而光。我有许多计划和设想要和他交流,想与他一起合作,把工作完成得更好。

 

    我兴奋地等待411这个日子。

 

    11日,我们先到达的人员一起去机场迎接记者们的到来。第一天没接到,情况也不明,但不知为什么,心中总有些忐忑。第二天才知道台湾特务为谋害周总理,在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致使我们的战友葬身南中国海域。我为失去战友而悲痛,擦干眼泪,只有拼力奋斗去完成任务。

 

    郝凤格和我们这批前后脚参加革命的人相比都小一点,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郝”。他是从抗大调到延安电影团,而后又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学过剪接;在“东影”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中扮演了指导员;担任过第四期摄影训练班的班主任;后来,跟随部队行动,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出生入死地拍摄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反映各地区、各方面的建设与斗争情况,新影厂在1950年设立了大区摄影队,我被分配到华东去建立区队。1952年郝凤格分配到华东区队,我们在一起合作,他负责浙江省的报道工作。当时,每月的主题完成数是有计划的,他一边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一边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对工农业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情况等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制定了系统的报道计划。他的这种作法对当时新建立的大区摄影工作的开展,以及如何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拍好新闻主题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我和郝凤格的华东区队共事近两年,彼此增进了了解,增强了友谊……万万没想到,1955年我独自一人在异域,殷切盼望与他再次合作,他竟在距我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即可会面时,遭敌人杀害而永远离开了我们。

 

    从此以后,“万隆会议”的一切讯息似乎都与我有万缕千丝的关联,我关注它、回忆它。

 

    我读到一本卡尼克著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书,书中描述了飞机失事时机上人员的情况。卡尼克是这次飞机爆炸事件中幸存的三位机组人员中的一个。他在书中写着:“当时机上有八位中国人、一位越南人、一位波兰人、一位奥地利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的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露出过丝毫的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到右边的熊熊烈火和客舱里呛人肺腑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蔑视的人,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

 

    我的战友郝凤格就是卡尼克描述的“正襟危坐”中的一员,就是任烈火熊熊、浓烟呛肺也没有动弹一下的勇者。

 

    我们队伍中优秀的一员——郝凤格当时很年轻,他的爱妻腹中正怀着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出生后取名郝亚非,现已是新影厂优秀的摄影师。

 

    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弗里德里奇·琼逊(他也是在这次飞机爆炸中牺牲的)曾在自己著的一本书中写着:“胜利者的今天,是同牺牲者的昨天——他们所付出的鲜血与生命分不开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我怎么能够忘记他,我的战友郝凤格。

 

    八宝山烈士公墓中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周总理为纪念“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牺牲的八位烈士的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烈士们永垂不朽!

 

    我们的战友郝凤格同志安息吧!

 

 

                                                       写于1963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编导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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