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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征服世界最高峰》散记

王 喜 茂

 
CCTV.com  2010年10月18日 10:10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摄影师王喜茂(下)在冰缝中工作

 

中国登山运动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从北坡一举征服被人们称为“第三极”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充分体现了勤劳勇敢,发愤图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牟森同志和我,作为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能够和登山英雄们生活在一起,参与这一次伟大的登山创举,内心感到无上的幸福和光荣。同时在这一次活动中,也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

 

新的课题

 

为了在空气稀薄,气候瞬息万变和步步是光滑陡峭的冰崖雪脊的高峰上,纪录下登山英雄的业绩,我们同登山运动员一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体能训练和冰雪岩石作业。这对我们来讲完全是一门新的课题。如在将近三个多小时里,交替而又不间断地进行半个小时的竞走,一百次单腿下蹲起立,四十个单杠引体向上,六十个俯卧撑,跑一万公尺和举重一万二千公斤。开始时,教练虽然对我们这两个甚至连百米都很少跑的“新兵”,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削减了一点运动量,但仍然被搞得非常狼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头昏眼花,腰酸腿痛,甚至到了需要我们两个彼此帮助才能穿脱衣服的程度。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很快也就适应了。同样在岩石和冰雪作业上,我们也由完全不懂变成了“内行”。如在攀爬八、九十度的、三十多米高的岩石峭壁和光滑陡峭的冰崖,以及横越深渊的冰裂缝等,也都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及格”了。经历一些诸如碰破手脚、摔上几个包、或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蹬下滚石和冰块险些砸伤人等小风险后,即使我们学会了本领,也增强了体质,为完成党交予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准备好了先决条件。

 

我们带着一万五千尺胶片和厂里抽调出来的最好的十台轻便手提摄影机,一台中型电动摄影机,同登山英雄们一起,带着党和六亿五千万人迷你的重托,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征途。

 

在雄伟的珠穆朗玛峰山脚下——拔海五千一百二十米的地方,我们建立了登山的大本营。临到开始总攻的那一天,我们用万分激动的心情,拍摄了誓师大会的情景。然后,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大本营直取珠穆朗玛峰。我们背着二十五公斤以上的背包,用铁索把摄影机系在胸带上,跟着登山队员前进。我们的摄影机从拔海五千六百米六千二百米的一段行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转动,因为这里别有洞天,奇突的冰塔,满布山谷,在阳光的照耀下,有的像白玉,有的像翡翠,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天堑变通途

 

在珠穆朗玛峰和北峰相连的坳口,横躺着一座四、五百米高陡峭的冰雪屏障,平均坡度有六十——七十度。我们称它为“北坳”。这里有隐藏着巨大危险的冰瀑区和深不可测的纵横的冰裂缝。在这里丝毫的疏忽和不慎都会遭到坠入万丈深渊和雪崩袭击的不幸。在它的脚下——六千五百米处,我们发现了一具英国探险家的尸体,牟森同志马上就把它摄入了镜头。但是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中国的登山英雄。我们要在英国探险家遭到多次失败的地方重新踏出一条胜利的道路来。牟森同志背着摄影机跟着由运动健将许竞率领的修路组出发了。他们要在每走一步都隐藏着巨大危险的陡峭冰壁上,为大队修出一条通往主峰的“公路“。牟森同志在运动健将王振华通知的保护下,系了一条安全可靠的主绳进行拍摄,有时踏在没膝的深雪里,有时爬在陡峭的冰壁上拍下很多好镜头。

 

下午我就随大队沿着这条通往主峰的胜利道路攀登“北坳”。为了在陡峭的冰壁上,不放下背包就能随时取拿摄影机,我就把机器用铁索卡挂在胸带上。但在攀爬时,机器的重心总在往前倾,影响行军,之后我就把胸带系在鸭绒衣里面,把机器放在怀里,再把鸭绒衣的拉锁拉上。这样一来,不仅行军方便了,又给我们的“武器”穿上了一套良好的防寒外衣。我背着二十五公斤以上的背包跟着前面的接触(用三十至五十米的尼龙主绳连结在一起的四个人为一个接触),一面喘着粗气一面向上攀爬,刺骨的寒风扑打着面孔,虽然气温已下降到零下三十度,但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一面攀爬,一面揩擦高山眼镜上的霜雪和面额上的讨厌的汗水。在藏族队员扎西的保护下,我不时地拍着前后接触的攀登镜头。在拔海六千九百五十米的地方坡度更陡了。英雄们利用“公路上的安全尼龙绳索和钢丝软梯,利用冰镐和冰爪向七十度以上的陡壁上攀登。这一惊险场面吸引了我,如果从正面拍就将大大有损于真实的情境,但从侧面牌没有一处站脚的地方,并且还有一道冰裂缝。我们接触的同志看到了我的心意,三个人马上给我系了一条主绳,刨了两个冰台阶,用冰镐把我保护好,在他们的帮助下,使我满意地拍下了这个使人惊心动魄的镜头。

 

不平静的九天

 

当我和登山队员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攀登“北坳”的时候,牟森同志在“北坳”下面拔海六千五百米的地方,架起了我们的“大炮”——四百毫米望远镜头,拍摄大队攀登“北坳”和等待遥摄突击主峰的材料。他是一个老练而富有高度革命热情的同志,做任何工作都积极踏实而认真,待人处事谦虚诚恳,同志们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近,因为他胖,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胖电影”。他这次爬到了拔海六千八百米,并且在六千六百米的地方连续工作了九天。凡事登过山的同志都清楚地知道,一个初次参加登山的同志,能够到达这样的高度,并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确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这里的天气很坏,在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时建立起来的营地,有的帐篷已给大风刮上了天,有的被刮到冰裂缝里去了,就是被认为固定牢靠的一些帐篷,也无不被大风撕裂成破碎的布条。这次牟森等三位同志虽然把帐篷建立在一块低洼的狭小的冰丘里,但仍然被大风吹得摇晃不定。为了工作,他和体育报记者陈雷生同志以及担任保护和“监督”、帮助他工作的忠实助手——一个身体魁梧的藏族队员多吉普同志在这里度过了九个不平静的白天和黑夜。每天,他们天不亮就起身守望着这架装有望远镜头的摄影机,一直到太阳落山才钻进帐篷。不管风多猛,雪多大,他们一直坚持着。因此,珠穆朗玛峰的每一个神奇奥妙、变幻无常的情景,一无遗漏地都被他摄入了镜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其难得的大自然景象。

 

有一次,牟森同志冒险拍摄了冰爆区后,来到了冰裂缝的边缘。源深莫测,晶莹碧绿的冰裂缝使他呆住了。从上面拍是拍不出气氛的,下去吧,又无路可下,他埋怨自己没有带主绳和冰锥,他沿着冰裂缝的边缘焦急地苦思着,忽然,他看到冰裂缝东北面的尽头狭小并有积雪,他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走下了裂缝。由于他迫切要拍下这奇异的景色,已经忘却在他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每走一步都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当他满意地拍完镜头,上来时还摔了一跤,万分侥幸地没有摔进冰裂缝中去。

 

有一次无情的风雪把镜头堵塞了,他急忙用手指去扒去在镜头上的雪,却没有考虑手是暖的,雪虽然搞出来了,但镜头上去因手的暖气结上了一层冰霜,他就把镜头放进怀里暖着,之后,为了使镜头逐渐适应外面的气温,再慢慢地从怀里拿出来。

 

晚上的气温很低,为了使机器不致冻结,他每晚都把镜头、机身和电瓶放进鸭绒被里,用身体暖着这个“宝宝”。

 

他在这里一面拍材料,一面热情地迎送往来的队员,烧开水,热馒头,煮挂面等等,队员们都深为感动。没过两天他却真的被队部任命为“临时招待站”的站长了。

 

高山缺氧使牟森同志经常失眠和食欲不振,再加上过度疲劳消耗很大,体重下降了十五公斤,同志们都改叫他为“瘦电影”了。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工作时间里,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和非凡毅力。

 

我的最后高度

 

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开始了,我背着一台重五公斤半的摄影机和八公斤多的二千七百尺胶片,喘着粗气随着队员们从拔海七千米的北坳,沿着珠穆朗玛峰和北峰相连接的雪脊向上攀登。那时天气变坏了,气温降到零下三十七度左右。同时又突然刮起了十二级大风,迫使队员只能紧紧抓住冰镐,牢牢地伏在冰坡上,免得被风刮到万丈深渊里去。但每当风势稍为减弱的时候,大家就不约而同的向前移动几步。这些惊险场面该是多么好的镜头啊!可是大风使我的双手不能离开冰镐取出摄影机,眼巴巴的看着失去了机会,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万分。

 

当我们快攀到雪脊的顶峰,拔海七千四百米的营地的时候,已是夜色朦胧,我们只能借着雪的反光向上行进。连日行军使我的体力消耗很大,将近三十公斤的背包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过度的疲劳也使我的大腿象有几百斤重似的抬不起来。在贡布等同志的帮助下,我只能手脚并用地一寸一尺的向前移动,最后终于到了拔海七千四百米的营地。当我躺进雪洞里的时候,胜利喜悦的暖流冲击着我的全身,激动得使我久久不能入睡。

 

早晨起床时,我在过北坳胡同时冻伤的手脚被组长屈银华同志发现了,他马上汇报给史占春队长,虽然我多次争取想继续留在队里,但没有得到允许,最后只得服从命令,离队下山。在返回大本营之前,我乘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又拍摄了几个生活镜头:史占春队长在检查氧气,刘连满和张俊岩在准备岩石锥和小挂梯,王富洲在用鲜艳的国旗包裹着我们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像。

 

队伍继续出发了,风还在挑衅似的一股劲儿的刮着。我十分激动地把镜头转向队员们走上珠穆朗玛峰的征途上,突然在我的“画面”里,看到史占春队长在浮石被风掀了下来。但是任何困难阻止不了英雄们的前进,休息片刻,史占春又背起背包,挺起胸膛,傲然地重新攀上浮石坡。我用爱慕的眼光,目送着这些为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登山英雄们,勇敢坚强地向胜利前进再前进。

 

为了拍下主峰

 

在大本营里,别的帐篷已熄灯休息了,唯有队部的电灯还亮着。登山队副队长、党委委员许竞同志和王富洲、屈银华、牟森等同志正在开党组会,讨论如何完成第四次行军突击主峰和拍摄电影的问题。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许竞同志激动地说:“我们不仅要保证夺下主峰,并且一定要完成拍摄电影的任务……”许竞同志话音未落,我们的特约摄影师屈银华同志豁地站起来说:为了把摄影机背上主峰,我决定少带一瓶氧气。另一位特约摄影师王富洲同志也接着说:我们不管任何困难,一定要把摄影机背上顶峰去。当时牟森同志为英雄们的共产主义风格感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用拥抱、握手代替了感激的言语。

 

同志们都知道把摄影机背上顶峰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西方航空生理学上会被认为拔海八千米以上是死亡地带,没有氧气装备,人就无法生存。队员们由于增加氧气负重,在拔海八千米以上行军,必须要背三十公斤的物资和装备,但是为了要额外再增加摄影机的负重,他们就用秤来一两一两地减少着原有的装备重量,去掉了一个岩石锥和一条带子,然后加上了一台重四公斤的摄影机和将近两斤半的四百尺胶片。屈银华同志为了保证把摄影机带上珠峰,毅然决定自己少带一瓶五公斤重的氧气。虽然他知道在八千米以上行军,如果缺少氧气,在生理上将要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他们绝不再考虑任何困难,一切为了要完成摄影任务。

 

用生命换来的珍贵镜头

 

屈银华、王富洲、贡布和刘连满四位同志来到了被英国探险队称为“不可超越的、世界最长的里程“,海拔八千六百米的高达三十公尺的岩石峭壁——第二台阶面前。由于连日行军他们已经相当疲乏了。开路的刘连满同志连上四次都被摔了下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着我们的摄影机和胶片。当他们爬到海拔八千七百米的时候,刘连满同志已经不能再继续前进了。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三个同志背着摄影机和胶片,冒着刺骨的寒风,从海拔八千七百米出发,到八千八百三十米的时候,他们带的人造氧气也用完了,等他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路程,攀到海拔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候,已是二十五日清晨四时二十分。在这样的高度上,他们每走一步,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在这里走一步要等于我们在平地上走一里地的时间。虽然他们在最后一段艰难的路程中,是凭着雪的反光和星光,匍匐在岩石上一寸一寸地爬上顶峰的,但是我们的摄影机和胶片一直伴随着英雄们!英雄们因为在夜里没法拍下登上主峰的镜头感到极大地遗憾。但是,在顶峰又不能久停,只好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又把我们的摄影机和胶片从顶峰背下来。这时天气又突然变坏,下起雪莱。当他们回到海拔八千七百米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为了拍下主峰,屈银华同志拿起摄影机准备拍摄两个镜头,但因过度疲劳,他站立不稳,双手颤抖,只好坐在山坡上,靠着背包拍下了一个覆盖白雪的顶峰,和俯拍了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云海镜头。

 

这两个用生命换来的珍贵镜头,将载入史册,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本文作者:时任中央新影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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