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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专访《仰望星空》总制片人陆黎

 
CCTV.com  2011年12月20日 09:26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12月11日《仰望星空》在杭州隆重首映

 

    [导语]  12月11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在这位人民科学家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为缅怀钱学森精神,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教育电视台、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出品的大型人物传记电影《仰望星空》先后在北京和杭州隆重首映。日前,《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该片总制片人陆黎。

  

陆黎    中央新影集团时政部主任,影片总策划、总制片人。近年来,策划制作了《你好香港》《振兴东北》《飞翔北京》《人民至上》《你好澳门》《祖国至上》《长安街》《龙江行》《光辉》等纪录片。其中,《你好香港》获2007年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飞翔北京》获2008年西班牙国际电影节优秀纪录片奖;《人民至上》获2009年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长安街》获2010年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最佳摄影单项奖;《祖国至上》获2011年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龙江行》获2011年第十一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提名奖。

 

记者:在钱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拍摄《仰望星空》有何特殊意义?

  陆黎:《仰望星空》讲述的是钱学森的人生故事。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前几天,我去参加纪念钱老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名字叫“中国航天幸亏有了你”。我想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科学界幸亏有了钱学森。钱学森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本身,也不仅仅是为我国航天做出了贡献,钱学森代表的是一大批爱国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富强繁荣,他们抛家舍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科学奇迹。他们的事迹已经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仰望星空》就是仰望这些犹如繁星闪烁的中国科学家,也仰望他们崇高的人格、崇高的精神。今天,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提高,但钱学森所代表的那种民族精神,更有必要进行弘扬。

  

记者:请介绍一下影片的主要内容。

  陆黎:钱学森的一生坎坷曲折,他的贡献博大精深,要在一部不到100分钟的影片里,融汇钱老的人生轨迹、科学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这部影片是以钱老最亲近的人——妻子蒋英和儿子钱永刚的视角,从钱学森近百年的人生中撷取几个断面,反映钱老的爱国情怀和科学贡献。里面有许多内容是首次披露,尤其是钱学森的感情生活,相信观众看了以后会很有收获。在钱老一生中,我们选取了他年轻时代在上海交大求学时遇到日本飞机轰炸的经历;他在美国师从冯·卡门,很早就在学术上取得骄人成就;他参加了美国最早的火箭研制,并成为美国导弹制造的重要科学家;被美国当局无端拘禁并被软禁5年的屈辱;回国后研制导弹、发展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这些片段基本上能让人们看到钱学森一生经历的不凡,也能看到钱学森的科学贡献,更能触摸到科学家精神世界中最打动人心的部分。

  

记者:《仰望星空》最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陆黎:在《仰望星空》中,我一直想表达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我们要爱一个什么样的国?一个科学家是怎样成为一个最坚定的爱国者?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抗日战争大敌当前时,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汉奸,有的还是文化人。所以爱国者不是天生的,在我们以前很多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中,我们更多弘扬的是这些爱国儿女的爱国情怀。

  但我更想在《仰望星空》中探讨为什么要爱国,怎样爱国,爱国者是怎样成就的。1947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了十几年之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他接到邀请出任国内的名牌大学校长。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但社会并不和平安宁,内战爆发在即,国内民生凋敝,官场贪污成风,蒋介石政府满口假话,钱学森毅然决然拒绝了所有邀请返回美国。在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中,他看不到希望。他曾到清华看望曾在美国一起学习和工作过的钱伟长,他对钱伟长说,赶快和我一起回美国,这难道能说钱学森不爱国吗?不是的,钱学森是爱国的,但是他不爱那个腐败的政权。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美国,钱学森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在钱学森心中,有一个爱什么国的非常清晰的是非判断。中国共产党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让他实现科学理想的可能。他在写给陈叔通的回国求救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仅仅几年,他的思想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寓意深刻。

  

记者:您拍摄《仰望星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陆黎:感触很多。首先是他的爱国情怀和报国激情。在钱学森的前半生,他所看到的国家积弱积贫,备受列强凌辱,外国的军队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国力衰微,更何谈代表人类文明水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钱学森天资聪颖、爱好广泛,很小的时候就在音乐、绘画、书法、文学等方面显露出天分。但他早就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科学家。24岁赴美留学前,他就发表了《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的文章。他的理想如此远大,但他的理想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差距非常之大,钱学森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想,必先使这个国家强大。对他来说,爱国不是空洞的词语,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支撑,要实现钱学森的梦想犹如水中捞月。钱学森28岁时,就取得了骄人的科学成果。后来成为美国火箭研制的最早的元老,是美国导弹研制的重要科学家。科学没有国界。也许在美国,钱学森也能做出令世人瞩目的科学成果。但是科学家有国籍,仇视红色中国的美国当局拘押了钱学森,让这位生性高傲的科学天才蒙受了巨大的屈辱。正是新生的中国拯救了钱学森,为钱学森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对钱学森来说爱国虽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却相伴终生。“爱国主义”四个字是钱学森心灵中最深刻的烙印。当然,钱学森是个科学家,他是科学救国、科学报国。为了中国的强大,为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他以身许国,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影片结尾处,他的儿子钱永刚含泪说了这样一段话:“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国家,给了航天。”

  

记者:钱学森是位科学家,您觉得文化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可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

  陆黎:钱学森是一位科学天才,但他又特别喜爱音乐,我们听过他喜爱的音乐,那些乐曲在古典音乐中都是非常艰涩的,这或许是科学家那份我们无法企及的智商所致。他和文艺界、社会科学界的很多人士都有交往,也写过很多文章和书信,反映他对一些问题的真知灼见,许多见解非常独特,对各行各业都非常有启发。钱老除了具体的导弹和航天工程的成就之外,他在中国科学发展上有一个杰出的贡献,就是系统科学。胡锦涛总书记有一次看望钱学森时,就特意提到了他非常尊崇系统科学,在具体工作中一直有意识的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处理难题。今天,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而钱学森在他被美国当局软禁5年的时候,就写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今天所说的“信息”。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钱老的创新精神。对从事社会科学的人来说,不拘泥于书本和传统经验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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