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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验——记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战斗
姜英杰

 
CCTV.com  2012年01月11日 10:46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19875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一觉醒来,从广播里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56,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一夜间大火烧毁了漠河县首府西林吉镇以及图强、盘古、阿木尔镇,席卷了大片房屋和林场,大火正肆虐地扑向塔河县城……没多久,电视上也播放了当地电视台拍摄的火灾的镜头。好大的火啊!森林在燃烧,火过之处,一片废墟,一片焦土。看到这一切,多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冲动感、责任感,使我坐不住了,下意识地觉得,我应该立即到那里去,到火场的第一线去,正在这时,领导找我谈话,我想肯定是这件事。果然,上级让我带一个摄制组立即到大兴安岭去,我只问了一句话:“什么时候出发?”,“越快越好。”就这样,什么都来不及准备,把去柬埔寨战场上那套行装又找出来,背上一个战备用的大背包,带上有摇把发条的“包莱克斯”16毫米摄影机就同杨林同志一起着急忙火地飞到哈尔滨,同我厂驻黑龙江省记者站的梁海廷、刘杰力两位同志会合。

 

可是,往火场去就犯难了,先乘火车到加格达奇,再从那里换车到塔河,而从塔河到漠河还有一段距离。真是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觉睡不好。可是任何捷径都没有,只好坐火车去吧!等我们到了塔河一看,呵,比我们早来的大有人在,一大批记者云集在小小的县城里,气氛既紧张又热闹。在县农技站设立了扑火总指挥部,那时想见见负责的,找个指挥的人,难了。那不是开什么大会,或者是组织参观,那是扑火战场,一切都围绕着火,人人都想着火,议论火,关心火,“火又烧到哪?”、“火势有多大?”、“又灭了几处?”总之,没有人管你,所有的旅店都住上人了,我们四个人好不容易在县粮食局招待所找了个地方注下了,吃饭也没有人招呼你,好在食堂里有大饼,不过那是冷的,不能加热,因为风仍然很大,实行“烟火管制”,任何人不能随便用火,这可是一条铁的纪律,是也不敢违抗。后来从其他新闻单位同行那里得知,原来大家都是不请自来的,甚至香港的记者也赶来了。吃、住都好说,令我最着急和犯愁的就是交通工具,所有的车辆都上扑火前线了,根本不可能专门给你派车。怎么办?找谁都没用,说破嘴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好采取“游击”战术,扛上摄影机在马路上截车,截住什么车、上什么车,有几次搭拖拉机。更多的时候是靠两条腿。杨林的脚打了不少泡,一直流血,刘杰力的腰有病仍坚持着。我们每个人都负重一百多斤,梁海廷是从部队转业的,走路、扛东西属他行。

 

我们到达塔河时,正在进行“塔河保卫战”,所谓“塔河保卫战”就是不能让火烧到塔河县城,要扑灭在外围。情势十分紧张、尽管火头都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之外,但是风向一变,十几、二十个小时就会把一座县城吞没掉。在塔河周围我们采用“游击”战术,抢拍了几组军民奋力扑火的镜头。但是在我心头的两块石头还没有落地:一个是必须到天上去,一个是到森林里面去。所谓到天上去就是航拍,不航拍就看不出火情、火势,大火的规模;也就显示不出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直升机是有,但那是查火情/搞运输用的,不可能单独用于航拍。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拍成。我带上摄影机到航空站去等。我苦苦哀求人家,好话说尽,但是人家说:我们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有规定,飞机不准随便上人。我无计可施,只好耐心等待时机。后来他们通知我,可以上“安2飞机、拍飞机撒药灭火。这样我和刘杰力就登上了平时撒农药用的这种飞机。打开机舱门,我腰间拴了根绳子,做安全带用。可是摄影机必须伸出去,身子也的探出去。灭火药粉是放在飞机肚子处一个容器里,下面有个机关,飞机飞到火场上空,驾驶员看准后,对准火势最严重的部位俯冲下去,“哐当”一下,机关打开、药粉就撒下去了;我早已开机,把镜头对准火场,可是等我刚好拍道那股白烟,飞机很快又拉起来飞走了。降下来装上药再起飞。就这样,我们来回折腾了三、四次,拍得都不够理想。当时我想若是从另一架飞机拍,效果一定好,可这只能是梦想。

 

不是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吗?我也尝到了这个滋味。一天,我正深入到一个火场里边去拍镜头。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架直升机,降了下来,原来是副总指挥周文华同志来火场检查、布置工作。我同他打过招呼后,听他对一起来的火情调查员说:飞机可以到别处去查看火情。我一听,觉得机会来了,马上去同驾驶员商量请允许我上飞机航拍镜头,驾驶员不错,爽快地答应了,但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能按查火情的航线飞。我也爽快地回答,那当然。就这样我提着摄影机登上了这架叫做“贝尔”的法国造轻型直升机,待它起飞后,我发觉这是一架非常适合航拍的小型飞机。我打开舱门,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飞着、飞着,前方突然出现了巨大烟柱,驾驶员告诉我,做好拍摄准备,很快就要到火场了。我又一次检查了摄影机镜头的“光圈”、“距离”,上满了一把弦(“包莱克斯”不是电驱动),飞机很快就飞临火场上空,展现在我眼下的一切使我几乎惊呆了:大火燃起的烟柱足有五、六十米高,灰白色的烟团翻腾着,冲天而起,被烟雾遮住的太阳,逆光看过去,呈桔红色,好似夕阳西下时的红日。巨大的火苗沿着树干往上窜。特别令人震惊的是火场竟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火龙。我对驾驶员讲:再飞低一点。驾驶员说;我已经飞得很低,高度是30,不能再低了,我们已经在高温、高速气流中飞行了。飞机先绕着烟柱飞,然后沿着火龙不停地向前飞去……我一直按着摄影机的开关,一口气拍下去。通过取景窗看过去,火龙在“飞舞”,当时我的每根神经似乎都竖起来了,我忘记一切地把眼前的场景收入镜头,这样的镜头是不可多得的。后来在银幕上放出来,十分壮观,这组镜头也真正成了独家新闻。如今,它又成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镜头,许多影视片中表现森林火灾时都使用了这组镜头,因为在过去银幕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没过几天,又乘飞机从西林吉镇沿着铁路飞行,拍摄了被毁的城镇废墟和被大火烧成光秃秃的过火林。

 

自从来到火场后,我就一直寻找机会进林子里去,跟随先头部队去追火头,去拍火头。这如同在打仗前线,如果不跟随先头部队到前边去,到前沿阵地去,就不会拿到第一手材料,就拍不到真正有价值的镜头。一天下午我在塔河县境内绣南火场拍摄扑火时,部队接到上级命令,晚间进林子深处,去追赶扑灭一个很有威胁性的巨大火头。在场的没有拍电视的,照相记者和文字记者都回去了,看来又是我独此一家了,好在那天我没有带太多东西,只带了摄影机和胶片,就这样跟着一支森林武警部队上路了,(后来才知道是吉林省森警部队,从长白山来)一路上,边走边打,有时候要集中兵力消灭一个大的火头,因为火头不停地向前滚动,燃起的火焰温度很高,而战士们手里的灭火工具只有少量的手摇灭火器,大多是用树枝拍打。消灭一个再向前推进,而且是急行军,一夜下来走了一百多里,中间休息了两次。只要停下了战士们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我没带大衣,森林中后半夜是很冷的,出一身汗,再困我也不敢合眼,只是靠在树上歇歇腿。渴了就爬在河沟边上喝两口水,就这样一直走到第二天下午,消灭了最后一个火头。部队政委宣布战斗结束,他们集结后另有任务,我带的胶片也基本拍完了,部队派了一名战士送我到公路。我们穿过烧成黑乎乎像木炭一样的森林,在软绵绵的木灰上,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赶路,总有一股股烧焦的炭灰味刺进鼻孔。五月的森林本该是春意盎然的季节,然而此时却是满目苍凉,偶而传来一两声幸存的布谷鸟的叫声,显得异常寂寞。回来路上的景色,留给我的印象至今难忘,好似仍在眼前。当时来不及更多思考,好不容易截了一辆卡车,我总算坐上车了,回到驻地已经是深夜了。

 

若说不苦不累是假话,可是一咬牙也就过来了。扑火期间,有两次因为找不到车,我急得掉了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工作哭了。当时在千里之外——北京的家,也有一个人偷偷地哭着——我和小孟结婚刚半年,因为没有办法通信,她不知道我的死活,她还真往塔河给我寄了一封信,直到要走了,才在邮局里拿到。

 

后来森警总队给新影厂党委寄来了表扬信,信中写道:“贵厂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区摄制组的姜英杰、杨林、梁海廷、刘杰力同志,他们不负重托、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深入扑火最前线,不畏艰难困苦,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姜英杰同志随我扑火突击队参加二塔河的绣难扑火战役。他身背肩扛摄影机器材,跋山涉水,始终跟随我们的队伍,顶着滚滚浓烟和熊熊大火,抢拍扑火战斗镜头。当时,火场风向不定,火头有时高达几十米,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但是他把生死之置堵外,没有退却,忍饥挨饿,不畏艰险,紧张工作,和我们的扑火队员一道在火场连续奋战二十多个小时,直到扑火战斗的彻底胜利,为国家拍摄下了大量的电影资料……”

 

我所以摘引这段,是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和摄制组的表扬;重要的是以此鞭策和激励自己,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今天形式虽然变了,但精神不该丢。

 

大兴安岭扑火救灾的影片摄制在1987年是件大事,当时的厂领导很重视,厂长带领党、政、工、团干部全体去机场迎接摄制组,电影局发了嘉奖令,国务院领导亲自部署新影厂和八一厂联合出片。这样由我和八一厂倪学健联手编导的大型纪录片《火的考验》荣获当年的政府将——广电部优秀纪录片奖。已故领导丁峤同志当时说:“在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的字典上没有怕死二字。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电影工作者的品格,看到他们坚韧不拔和团结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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