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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虎头山上纪录大寨人
李秉宽

 
CCTV.com  2013年03月04日 09:49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艰苦创业

 

多年来虎头山上风云莫测,本已过去了的事,就要淡忘了。可如今不是倡导“回头看吗!”回忆回忆、品品咂过去,也没什么坏处。人活到老学到老嘛!不过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让我清理清理记忆,重上虎头山!

1993年,离休后来到了我几年没去的大寨。郭凤莲、宋立英陪我爬上了虎头山,几年不见的虎头山更加显得郁郁葱葱。来到陈永贵墓前,我默默无言,没有流泪,只感觉阵阵鼻酸,我走上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因为19864月在大寨虎头山安葬陈永贵时,我有病住进了医院,没能亲到现场送别,一直引为憾事。

大寨人为陈永贵立了一座墓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几个大字。我心里暗想:这不像大寨社员们的口语,准是出自哪个文人之手。我问凤莲还有其他什么说法?“都在上面刻着哩!”凤莲指着石碑回答说。但见碑上刻有:“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了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他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我默默读完这段文字,感到好像很熟悉!原来是1986326新华社发布陈永贵逝世消息中的一段。

虎头山上阵阵春风吹到身上,虽然仍感凉意,倒也清爽怡人。我在路旁采摘了几枝松枝,轻轻放在老陈墓前,默念着:安息吧,永贵同志!

我站在虎头山上,凝望着昔阳大地,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记得那是1961年,我从山西省农业会议典型发言材料上看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领导下,十年间粮食翻番,有了很大变化,便决定去采访,看能否选拍个新闻主题。

一个壮实的汉子在村头迎着我们,带领我们的县干部介绍说:“他就是陈永贵。”老陈一身庄稼汉打扮,头上裹着一块白毛巾,上身着黑色对襟小夹袄,脚下登一双山地鞋,脖子上挂着一根烟袋,40多岁的人满脸皱纹,厚厚的嘴唇,不爱多说话,常爱低头憨笑。老陈领我们在山上转悠,边走边介绍大队情况,待到下了山,已届晌午,他安排我们在大队灶上吃玉茭“沙沙饭”,自己就回家了。

老陈给我的印象是个憨厚、朴实、肯实干的典型北方农民。

大寨原来是个生产条件非常困难、地薄缺水的贫瘠山区小村。全村300多口人,800多亩地零碎成数千块,散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亩产也就200多斤。从1952年到1962年,这个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十年间进行了大量农田建设,收到了很好的效益,使粮食产量翻了两三番,亩产达到700多斤,陈永贵和大寨大队成为劳动模范和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不时见诸于山西各类报刊上,在山西农业生产上已小有名气。我选拍了这个带头人,主题名为《好支书陈永贵》,这是我与陈永贵初次相识,也是老陈第一次在新闻纪录电影上出现。

19638月,虎头山上风起石涌,狂风大作,瓢泼大雨下了七大七夜,降雨量高达500多毫米,超过了上一年全年的降雨量。山流了,地刮了,窑塌了。村里100多间房和200多孔窑洞倒塌得所剩无几。只留下12间房和5孔窑勉强可以住人。山上垒的100多道石坝冲塌了。村里老人哭着说“庄窝毁了,地刮了,坝塌了,庄禾也冲了。老天爷啊!这叫人咋活呀!”正在县里开“人代会”的陈永贵得知后,立马挽起裤腿,趟过还没退完水的松溪河,急急忙忙往大寨赶。进村后,人们都围拢过来,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看着老陈。

老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听着众人议论。“人咋啦?”半晌陈永贵问道。“人倒是一个没伤,粮食、牲口也都抢出来了。”大队长贾承让回答说。陈永贵绽开了眉眼,看了看众人,然后抱起双拳高声喊道:“我给大家道喜哩!”这一喊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不解其意,不知喜从何来?陈永贵扫了众人一眼,继续说道:“人在还不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人在就甚也不怕!刮地我们再修,塌了土窑我们盖新房!坏事能变成好事嘛!”

   陈永贵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席话好似阵阵清风立拨众人愁雾。陈永贵就像润滑油,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队委会高速运作起来。安排社员住处、组织抗灾,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重建家园的计划。干部们带头干,社员劲头更足,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砌坝的砌坝,排泥的排泥,轰轰烈烈热火朝天。郭凤莲带领20多位姑娘,顶着大雪冒着零下20的严寒进山修发石坝,被誉为“铁姑娘队”。大寨的共产党员表现得更为出色,贾承让、梁便良、贾桂林抬着几百斤重的石料,穿梭在坝上;宋立英带领妇女们挑沙浆,来回小跑着;老共产党员贾进财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天不见黑不回村。30多斤重的大锤,一口气抡上十几下,两眼挂满血丝,巨大的双手震裂出一道道口子,用胶布一贴,也顾不上歇歇……

    为了加强对大寨的报道,我们厂由副总编张建珍、编导应小英、摄影顾思忠和我组成的摄制组,及时赶到大寨。我们被这场景所感动。为了不影响社员休息,我们整天拿着摄影机盯在现场,边劳动、边体验、边采访,随时抢拍所需要的材料。我们在石窝见到了老英雄贾进财,握住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看见撂在地上的“冰碴饭”,感到阵阵鼻酸。事后听人说老贾手掌上可以划燃火柴哩!

大寨遭灾后受到全国各地的关怀,收到许多慰问信。陈永贵总是拿上这些信,在地头社员休息时,让人念给众人听,鼓舞士气。社员们感到全国亿万人民关怀着他们,也在注视着他们!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激励着大寨人!

    他们白天修地,晚上盖房,一天顶两天。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进度飞快。接着大寨人又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豪迈口号。

   “三不要”即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也不要;“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粮食不少。年底“三不少”口号完全兑现了。大寨人凭着“一把撅头两只手,一副肩膀两箩筐”与天灾搏斗,为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争分夺秒日夜奋战,表现出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是中国6亿农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表率。这种精神力量,在刚刚渡过困难时期的1963年,是多么需要、多么难能可贵呵!

19641月陈永贵头扎白毛巾,走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洪救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话打动了台下听众,不时传来笑声和掌声。

    此时我们的编摄人员,整天和社员滚爬在一起,感受至深,又见全国媒体的声势,觉得拍一两个新闻主题份量远远不够。我们有责任把发生在这个山村的奇迹,形象地介绍给全国人民。除拍摄了《大寨人抗灾自救》、《好八连访大寨》两个新闻主题外,决定再拍摄一部纪录片,以大家感受最深的一点着眼,表现大寨社员的精神面貌为重点。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大寨之路》摄制完成,上映后影响很大,得到各方面的好评。陈永贵曾对我说:“你们新影不仅宣传了大寨,还为我们大寨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顾思忠在《大寨之路》中拍摄贾进财的一组镜头,是采用摄影机倾斜拍摄贾进财抡大锤的镜头,感人至深受到观众赞扬。社员忘我劳动,鼓舞着我们的工作激情。社员上山,我们上山,社员下工,我们收兵。整天拎着摄影机山上沟里、地头坝上围着社员的活动,把那感人的瞬间及时抢拍下来。如四人抬着沉重的石料艰难地走上石坝、社员粗大的手扣着手肩搭着肩、踏在石坝上步履维艰、陈永贵在铁链下指挥落石的手势和眼神……,整组的大特写镜头,采用了新闻纪录电影挑、等、抢的拍.摄手法。这种现场抢拍的镜头,神态逼真,真实可信。特别是拍摄陈永贵、梁便良带领众人在山上劈山撬土的镜头,配上反复出现土块滚下山沟的轰隆声,震撼人心!充分表现出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面貌。中央美院杨立舟教授依据此意境,创作出表现大寨人的国画《挖山不止》。教授对我说,他受益于这部纪录片的感染。拍摄大寨人一桩桩、一件件的生动事迹,也是对我们新闻电影工作者自身潜移默化,促进思想感情变化的过程。在拍摄中正遇到社员赵大和在建设家园中牺牲,我们摄制人员自发上山采摘松枝,扎制花圈与大寨人共同悼念和缅怀。在整个摄制过程中,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受到深刻的教育。

19644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带领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组成考察组到大寨考察,对大寨人高度称赞。

196412月北京举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依据廖鲁言在大寨考察提供的材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就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19641226毛泽东主席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不久毛主席又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我们厂为加强对大寨的报道,由编导沙丹,摄影李永福和我赶拍了纪录片《大寨红旗》。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我作为新影厂派驻山西的一个记者,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大寨和昔阳县的报道上。

 

走向极左

 

    1965年“文化大革命”风暴波及昔阳,串联的红卫兵给昔阳县基层党组织造成混乱。陈永贵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他熟悉农村基层情况和大队干部。他揣摩,基层干部常年与社员打交道,哪有锅勺不磕碰的,农村氏族关系又盘根错节,一旦结下冤仇,几代不解,感到问题非同小可。他请了个记者代笔,向中央提出了对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大意是:“相信和依靠一于部的大多数”,“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陈永贵给中央提出的五条建议,不仅得到批准,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农村各生产大队。这个文件下发后,昔阳一度瘫痪了的基层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局势很快稳定下来。陈永贵在他担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会上,倡议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不久陈永贵和昔阳县领导又提出:“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县建成大寨县”。这一举措惊动了全国新闻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人云集昔阳。新影厂也非常关注这一事态,我成了新影厂常驻大寨、昔阳的记者,注意收集资料、拍摄材料。

    到此,我对陈永贵有了新的认识,感到陈永贵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他还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在他的带领下,一场改天换地建设大寨县的大会战全面铺开。

界都河宽700,只要筑起一条高8、长27的拦河大坝,把河床截直压窄到150,腾出河床可垫地3000多亩。

1968923,界都河工程誓师大会在县城召开。会后,陈永贵率领1400名治河专业大军,向30里外的界都河工地出发,随后风居、界都、赵壁8个公社先后都有工程上马。昔阳到处红旗招展,人欢马叫,一派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景象。

    我作为常驻记者,任务就是把上述活动及时拍摄下来,但报道全县范围的填河造地运动,颇感紧张、人手有限。我将此情况汇报给厂领导,厂里组织了以编导陈光忠、摄影庄唯和我、录音赵玉琢以及照明共8人的摄制组,兵分三路赶赴界都、西固壁、南垴,拍摄《昔阳红似火》纪录片,以纪录昔阳建设大寨县的壮举。界都河工程一年下来,垫出了千余亩好地,一眼看下去,平展展一大片,格外喜人。这个工程攻下后,鼓舞了昔阳县一班人的信心,农民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于是南河大会战、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大会战相继展开,最后昔阳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日,五大川的治理很快见了成效。3年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000处,造地3000多亩,扩人了水浇地3.1万多亩,每个劳动力平均投工200多个。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67亿斤,比1966年的8000万斤整整翻了一番。我们《昔阳红似火》摄制人员,被昔阳改天换地的浩大工程和广大农民的干劲所鼓舞,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同时也碰到一些困惑难解的问题。在录制留庄地头批判会时,留庄支书发言稿上有一句:“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的话。谁都知道,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的,在当时谁要戴上“反大寨”的帽子,那还了得。我们觉得不学大寨,有些是认识问题,经过思想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希望他能改改提法?留庄支书回答很干脆,说:“我们昔阳就是这个提法!”这个答复也不知道是蛮横地坚持,还是对这种提法有意见?弄得我们面面相觑。

    一次,我们路过城关大队,听见广播大喇叭上正在吼叫,批判一个社员“私心”:“将整个心都操在自家院子里,你就不想想集体,非割掉你这个资本主义尾巴不行!”经打听,原来有一个女社员在集体菜地间茄苗,下工后把间下丢在路旁的茄苗捡了几根捎回家,种在自家的院子里。喇叭中喊叫的就为这事。我们几个心中犯嘀咕,心想茄苗撂了也是撂了,捡回去种在院子里,又不碍事,多长出几个茄子,增加社会财富有什么不好,这也要割,实在叫人纳闷。

1970年,我刚从东线战备值班回山西,王永宏、韩德福、吴宝来联合在大寨值班蹲点,老韩对我说陈永贵最近有一个报告说:“有些照相的,对我们贫下中农缺乏感情,我们这里旱的不行盼雨,他偏偏盼着出太阳。”我跟老韩耍笑说,老陈对我们新影厂的人还算客气,没说拍电影的,只指照相的。按大寨人的口语,其实全包括了。我和老韩去老陈家,老陈正坐在炕上吃午饭,他见我就问:“咋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我说:“我去东线战备值班半年多才回来”。他连说:“不在好,不在好,免得搅在派性里!”我忙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派性。”老陈望着我说:“就你,好我的老李呀,连我都搅在派性里了,就你?”我底气不足地说:“那不一定。”我又问老陈:“听说你最近说有些照相的对贫下中农没感情?”老陈放下碗,瞪着眼:“咋啦,你也有意见?”我说:“不是有意见,那是职业的局限性。照相盼太阳拍出来透亮好看,阴天下雨灰糊糊难看,照相的都希望把大寨拍得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再说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地方大着咧,你这儿天旱盼雨,人家那儿天涝盼太阳,说你对贫下中农没感情行吗?”陈永贵眨盯眼:“噫!噫!”了两声,再没说什么。

一次,我在南垴拍摄梯田,等太阳下山斜照梯田埂上那阵子,显得层次多,拍着拍着,天已晚,赶不上回招待所。就和南垴村的支书李锁寿同住一个炕上。锁寿很有头脑,我多次在新闻主题中报道过南恼,我俩有过交往。睡在炕上,我对锁寿说:“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一是昔阳那么多工程,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大批民工来自四面八方,咋个记工法?二是听说昔阳将全县实行大队核算,研究怎么过渡?”李锁寿回答说:“老李咱是老熟人啦,咱这是关起门来说话,说了就说了。说是谁受益谁投工,一年两年能受下益?工是记了,大队兑不了现,还不白记?全县平均一个劳力得投百十个工,还有义务工,不是平调?全县实行大队核算也不那么实际,偏远山庄窝铺就不行,穷沾富光,出工不出力,惩勤奖懒,搞不好又是刮风。”

当时,在昔阳县有个联合报道组,不管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凡到昔阳、大寨的记者,采访、稿子都必需经报道组的安排和审核,地方的记者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奇特现象延续多年,人们戏说“大寨领导全国”,也有人说,省里看昔阳,昔阳看大寨。

    我在西固壁拍摄修筑高三四米,宽五六米,长300多米的拦河大坝时,看见支书李七毛和社员抬着两三百斤重的石料砌坝,从天蒙蒙亮干到晌午,才在地头歇下来抽袋烟,我多次到过西固壁和他惯熟。李七毛是个转业军人,年轻实干,为人爽快。我上去搭话,小声问:“七毛累不累,顶得住吗?”七毛说:“咋不累,苦重哩!口粮460斤除去水分,顶甚?撑着吧,谁叫遭了灾呢!”

陈永贵这个庄稼汉从小受过苦,挨过饿,他深深懂得一年460斤口粮意味着什么,他为这事发过脾气;他为这事喝过一瓶酒;他为这事当众作过两次检查!也就是在这时他已是国务院掌管农业的副总理了。不久,《人民日报》进一步指出:“像我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动力,只要加上大寨人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我国人口众多,粮食问题更加紧迫。时值国际形势极度紧张,南北处于夹击之中。我国正在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我们摄制组带着种种疑惑和困扰,拍摄完成了《昔阳红似火》纪录片。事隔三中全会两三年,大约在1980年的下半年,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写了内参,第一次系统地触摸了多年来没人敢摸的大寨昔阳和陈永贵的问题。这一时节,反映昔阳大寨问题的内参源源不断,各种对外的报刊杂志,特别是《山西日报》批判揭露大寨昔阳的文章也很多。

陈永贵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他想不通。好端端的大寨昔阳,怎么一下子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他在房里走来走去,嘴里不断地叨念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昔阳没武斗、没停产,增地增产,众人苦干多年,咋就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陈永贵整天呆在家里,心情苦闷,唉声叹气。他毕竟是个庄稼汉,没有博大的政治胸怀,他这个宰相肚里不能撑船。198311月中央83号文件为陈永贵、大寨、昔阳盖棺定论了。

中共中央在批语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的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的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为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听郭凤莲说:老陈拿着文件看了一遍又一遍,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唉!”了一声说,毛主席还有错误哩!我陈永贵还能没?多着哩!不过我不是“为私”。

 

敞开寨门

 

1998年我再次访问了大寨昔阳。据县里介绍,197912月,陈永贵被免去昔阳县县委书记,接替他的是前县委副书记刘树岗。刘树岗上任后开始了拨乱反正。

仿徨了多年的大寨人,经过时代的阵痛,丢掉了思想包袱,振奋精神,走出寨门。他们高举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两面旗帜,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郭凤莲率领下,每户选出一个村民代表,共140多人,分期分批到外地参观取经。他们先后到了河南刘庄、南街后,又去了江苏华西,并邀请一些先进人物来大寨做报告。呼吸时代风,感受致富情。昔日大寨人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干部迈什么步,群众走什么路。”这话并没什么错。他们以解放思想为起点,脱下过去的“戎装”,打起“大寨学全国的旗帜”,紧紧追赶时代的步伐!他们内引外联,使大寨的经济建设和精神面貌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今日大寨农业现代化已初具规模,农业科技全面普及。全村拥有各种农业机械40余件,400亩耕地安装了喷灌,150亩果园安装了滴灌。森林覆盖率达到65%以上。全村集体固定资产从1991300万元增加到1996年的4100万元。

今日的大寨村共有村办企业8家,已初步形成贸、工、农一体,产、供、销配套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已由1991年的260万元猛增到1998年的700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人已达到3200元。大寨经济发展了,村民衣着膳食水平有了显著变化,彩电、洗衣机基本普及,摩托车、电冰箱、组合音响再不是稀罕物。大寨人的生活水平、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大寨农民富裕了,大寨真正变了!

    几十年来,大寨人在贫瘠的土地上艰苦创业、辛勤劳作,从互助合作到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联产承包制。可以说,大寨人所走过的艰辛道路,正是勤劳俭朴的中国农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断探索中国8亿农民的出路而光辉奋斗历程的时代缩影。

历史须经时间的沉淀,人说盛世修史。客观正确地评价大寨人的过去和今天,历史将留给我们的是深层的思考、是宝贵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回眸过去,虽觉辛酸苦涩,但倍感欣慰鼓舞。因为艰苦创业的大寨人,毕竟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一代农民的光辉形象。

我在新影工作了30多年,先后在大寨昔阳就有20多年,独自拍摄了近40多个新闻主题、两部短片。参加从《大寨之路》到《昔阳红似火》等六部长纪录片的摄制,可以说在我精力充沛的年代,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大寨昔阳的报道,汗水洒在为探索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这块土地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那么儿个特殊的人讥嘲说:“你们这些吹鼓手”,“歪嘴和尚”。面对这些嘲讽,我曾仿徨过,也曾困惑忧虑过,但坚信历史的公正。记得林则徐有句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初,无欲则刚。”以慰自心,从而心际坦坦荡荡。

回忆起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亲眼目睹了大寨昔阳广大农民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坚强毅力和精神,对我教育极深,它塑造出我的人生,锻造了我的成熟。陈永贵、梁便良、贾进才、郭凤莲、李锁寿、李七毛等无数创业带头人,为改变家乡穷困面貌,历尽艰辛,那种毫无怨言、坚定执著的高尚情操,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高风亮节,给我以启迪。它将影响着我整个的一生!

    我热爱这片土地,我眷恋这片土地,我更爱这里的人们,我能不能也学上永贵大叔那样说一句:“当时的党中央还有错,我李秉宽还能没错!不过,我是为了献身新闻纪录电影事业!”而今,目睹昔阳山川之巨变,大寨人生活得如此滋润幸福,我别无他求,足以自慰了。

忆往昔,我能在这片土地上,为探索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呐喊几句,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我无怨无悔。权且当做理想的探索、理想的拼搏吧!深信大寨人还会记得我这个新影的老李哩!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原驻山西记者站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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