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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内蒙古驻站的日子
牛汉

 
CCTV.com  2013年03月04日 09:52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我于195612月来到内蒙古大草原,直到1973年底调离,在内蒙古整整待了17年,(含下放内蒙古4年)。在这17年中驻站人员的艰辛与喜悦、酸甜与苦辣尽在不言中。在内蒙古的17年中我所拍摄的新闻主题和纪录片,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反映了大草原的雄浑壮美,也反映了蒙族、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先进事迹,以及他们勤劳勇敢的创新精神。我以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驻站人员、一个新闻纪录电影摄影记者所应尽的职责和应有的敬业精神,从而无愧于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回忆17年中在内蒙古驻站的日日夜夜,许多情景浮入脑海,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似遥远,似很近,所发生的一切一切历历在目。为了表达自己的心迹,清理思绪,不得不从头谈起。

194911月吴国英老师从“华大”把我引入电影之门。我衷心地热爱电影这一事业,一干就是50年。我们从“华大”来的这批学员,经过3个月的“学习团”生活后被分配到各处岗位。当时我被分配搞新闻采访(学习编导),随之我先后在武汉中南区队和西安西北区队驻站。在此期间我参与编辑了《毛主席故居》、《富饶的滨湖》、《黄泛区重建家园》等多部纪录片。1952年底我回到北京参加了抗美援朝摄影队(任干事)赴朝鲜前线,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战斗洗礼。停战后回国。由于自己的偏爱,从朝鲜回来后就改行搞摄影,经过两年的学习,毕业后于19565月到广东站拍片,拍摄了《海南椰子熟》、《华侨农场》、《橡胶试验》、《在西沙群岛上》、《在平凡的岗位上》五个新闻主题,全部被编用。其间在西沙永兴岛的北岛上挖掘出记载西沙、南沙隶属中国版图的古碑并拍摄了资料。同年经国家级考核被授予副摄影师职称。随即一纸调令将我从祖国的最南端西沙跨越近万里调配到祖国最北端的内蒙古海拉尔驻站。从最高气温40度的海南岛调到最低气温零下40度左右的海拉尔,多大的温差?心中又有多大的落差?1958年又下放到地方厂一段时间,那真是:“呼市山青山不青,塞外无春刮黄风,命运责令我落户,再去南方靠做梦。”从此我与内蒙古结下了下解之缘。

作为一名新影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无怨无悔的。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我想,既然组织上安排我来到内蒙古,就是说那里需要我。“昨游西沙水,今观塞北云,草原野辽阔,我为画中人。”这就是当时的我。

内蒙古大草原辽阔壮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内蒙古十几年的拍摄工作中,我尽最大努力反映内蒙古人民生活、工作和美丽的草原风光。

人一生要经历许多往事,有些已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渐渐忘却,但有些却是永生难忘的。记得当年包钢建成投产之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塞北钢城亲自剪彩。那壮观的场面鼓舞人心,我在周总理神采奕奕的目光下拍摄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日后回想起来仍有一股暖流涌上心田。

不仅从所拍摄的影片中反映了所到之处新影人的足迹,在自己身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记得一次在扎兰屯草原拍片选景时,被卧在勒勒车下的狗突然窜出咬伤,在大腿上永久留下了狗咬的齿痕。还有一次在锡林郭勒草原拍片时,为寻找最佳拍摄景点,我径自跑到一个小山包上选景,开始被一两只牧羊犬发现,狂吠起来,不一会,又引来五六只牧羊犬,我被这几只狗包围起来狂吠追咬。当时,我手无寸铁,情急之下,我迅速脱下风衣做武器,不顾一切地转着圈抡打。在这危急时刻,幸好一蒙族手闻声骑马赶来,用套马的杆驱散狗群而使我脱险。还有一次,在包头地区拍摄民兵军事演习,爆炸后的弹片打入我的左耳轮。由于正聚精会神地拍片,手持摄影机并未感到疼痛,一个场景镜头拍完后,才发现衣服上滴了不少血迹。把伤口简单的包扎一下,又继续投入拍摄。就这样,弹片被镶嵌在左耳轮上陪伴我终生,永作纪念。

内蒙古大草原是美丽的,但草原的生活是艰苦的,工作是艰苦的。因地广人稀,草原上牧民聚居地相距甚远,从这一草场到另一草场常常骑马或乘坐勒勒车要走几天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写下一首小诗《草原夜宿》:“地当床铺天作棚,我做诗人卧其中,三日不见父老面,忽闻远方来琴声。”蒙古民族能歌善舞,喜拉马头琴,远远飘来悠扬悦耳的琴声,方知即将到达目的地了。

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镶嵌在草原上的绿色纽带——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处于北纬50度,冬季异常寒冷,气温常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常年靠打猎为生的鄂伦春族人民世世代代过着原始的生活,住的是用桦树皮和兽皮搭的小棚子,既潮湿又寒冷。解放后政府给他们盖了新房,使他们定居,还发给他们米面被褥,使他们的生活稳定并不断提高。这些在我拍片中都有反映。这里说一说195712月,我从海拉尔某地到大兴安岭腹地拍摄鄂伦春人狩猎的情景。隆冬季节坐牛车走了3天,夜宿野外盖狍皮被,当时的艰苦与困难可想而知。那时,我常作小诗把艰难困苦升华为浪漫的生活情趣。在《夜宿兴安岭》中写到:“牛车拉我山道行,吃冰卧雪兴安岭,鄂伦春寨何时到,钻出皮被数星星。”古代诗人形容山道的困难与艰辛时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他们那时到过原始森林,恐怕会写出更绝妙的诗句来。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投人鄂伦春人狩猎的拍摄工作。拍摄时我们要与猎人一起爬冰卧雪守候猎物,生活虽是艰苦的,工作也是艰难的,可这一切对于我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摄影师来说却是一种意志的考验和锻炼。虽然一切是那样的艰苦,但心中却充满激情,浑身洋溢着工作热情和革命责任感,一心想着把狩猎民族的生产生活情景拍摄出来。为纪念这一段特殊的生活,我写诗咏叹《兴安岭中摄狩猎》:“横卧冬雪兴安岭,夜听饿狼八九声,篝火尽时霜雪挂,长夜难眠数星星。”当自己用艰辛拼搏所换来的成果在胶片上显现的时候,当全国各族人民在电影院里看到深居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鄂伦春人狩猎的生活时,自己心里是满足的,心情是偷悦的。

还有一件值得提及的事,在“文革”期间,1971913林彪事件发生后,内蒙古一级战备。我作为新影厂在内蒙古驻站记者,处在祖国的北大门前沿,战备值班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经中央军委批准备案。我换上军装扛着摄影机奔赴中蒙边界前沿阵地待命。熟料,林彪一伙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苏军未敢轻举妄动,当时听命于苏联的蒙古军队亦未敢作为,双方均像平常一样加强边防巡逻,因此在内蒙古前沿中蒙边境地段也相对平静。战备值班中守候待命的我,除观察了解对方动静外,发扬咱新影人的好作风,在空闲时间为边防战士理发,为战士针灸治疗关节炎,有些人的病竟然被治好了。战备值班结束后我回到呼和浩特,还收到了一些边防干部战士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他们不知道我的职务,因为看起来年龄较大像个干部,来信称我为“牛科长”。可惜这些信件没有保留,回想起来还是蛮有趣的。

在内蒙古驻站这十几年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农业区、有沙漠、有森林、有湖泊,有矿产、有轻工、有重工业钢铁基地,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工农商学兵均有涉猎。辽阔的草原马牛羊随处可见,在沙漠地区则是骆驼成群。因我常年在内蒙古驻站,有同仁戏称我为“牛马骆驼羊专家”。话说回来,在内蒙古这17年中给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勤劳、勇敢、纯朴和善良。197312月在我将要离开内蒙古的时候,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艺术处处长的蒙族干部牧人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内蒙古人民感谢你!这十几年来新闻片中报道内蒙古的内容很多,大家都看到了,记在心里……”这话说得分量太重了,我有些担待不起。作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常驻内蒙古的摄影记者,无论谁在这个岗位上都会尽自己的全部精力这样做的。

虽说我离开了内蒙古,但没有离开电影。在内蒙古这17年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青壮年时期对党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所做的应有的贡献。

就在我将要离开新影的那一年,我拍摄了《宝塔山下不老松》,表现的是当时尚健在的六位老红军继续革命,艰苦奋斗创新业,永为人民立新功的崇高精神,激励后辈像革命前辈学习,也表达了我对奉献了半生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眷恋。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原驻内蒙古记者站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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