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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幕上看世界——回顾《世界见闻》
吴均

 
CCTV.com  2013年03月04日 15:18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世界见闻》是新影厂1958年开始摄制的专门报道国外情况的新闻杂志片,它一方面要及时报道国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又要介绍国外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生活,以及地理特产,风土人情等等,帮助观众提高认识,增长知识,扩大眼界。

早在1952年,新影厂就曾摄制过报道苏联和东欧国家情况的杂志片《人民世界》,接着制作了专门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杂志片《今日苏联》。当时人们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观众对这两种杂志片怀有很大兴趣。1953年《人民世界》和《今日苏联》合并,改名为《国际新闻》,每半月出一号,它除了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材料外,还适当选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材料,让观众较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1955年《国际新闻》并入《新闻简报》,《新闻简报》五天出一号,一号内有一两个介绍国外的题材,这样国外题材可以较多较及时地同观众见面。同时也丰富了《新闻简报》的内容。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人民需要了解国外更多的信息,国际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在我们的新闻中也应该有所反映,在每号《新闻简报》中采用一两段国外材料显然不能满足客观上的要求,于是《世界见闻》应运而生了,并且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世界见闻》不是译制片,不能将得来的素材原封不动地使用,必须进行编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的则要进行大胆的删节和改编,而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需要考虑材料的真实性,需要考虑这样处理后,会不会引起对方的异议,尤其是利用反面材料,还要考虑会不会产生副作用。总之,要让一切材料为我们的宣传报道服务。解说词也是如此,随片的文字说明只是原始资料,必须重新改定,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的内容。

摄制《世界见闻》之初,编辑仅杜国炯一人。1960年孙嘉瑞、周适怀负责编辑。1961年以后,担任编辑的有吴均、王伟、关湜源、汪连生、田枫、朱枚也曾一度参与输出、输入的工作。主编先后有吴梦滨、石梅。如何把这样一种新闻杂志片编好,大家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摸索中前进。《世界见闻》开始每月一号,1961年以后,每20天出一号,每号10分钟,一般包括五六个片段,从1958年至19666月共摄制100多本,为国内观众提供了一批了解国外情况的形象化的材料。此外,还利用国外的素材编辑了60多本“参考片”,以及若干部长短纪录片。

 

 

在编辑《世界见闻》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材料的来源没有足够的保证。从50年代初开始,新影厂陆续同苏联、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电影机构建立了交换素材关系,后来又同日本、西德、法国、比利时等国家的电影机构建立了交换关系,60年代初又同古巴、马里、几内亚等国建立了交换关系,每月获得的素材逐渐增加。但是材料涉及内容较窄,有的质量不高,经过筛选,有时可用的不多。怎么办呢?我们首先与有交换关系的单位联系,提出我们希望得到的材料,同时我们也努力做好对外输出素材的工作,满足对方的合理要求。例如每年“五一”“国庆”的素材,我们连夜加班编好,经领导审查后在第一个航班发出。又如“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时,一些参赛国家的电影厂纷纷来电索要有关比赛的材料,这些我们都给予满足。这样做的结果,交换素材的目的性加强了,交换素材的利用率也提高了。

对外派出摄影人员是获得素材最可靠的保证。60年代新影厂先后派出摄影师赴国外,有的专门拍摄新闻素材,有的是拍摄纪录片,捎带拍摄些新闻素材,这些材料的拍摄大多是有的放矢,利用率很高。同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国际组建立友好协作关系,扩大了新闻素材的来源。他们同英国一家新闻单位建立交换关系,新闻性的材料增加很多,而与我们有交换关系的单位较多,输入的材料内容相对校广,于是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双方之间有专人联系,定期交换素材,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19666月《世界见闻》停止摄制为止。

除此之外,我们还想方设法搜集有关材料,例如一批反映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斗争的影片资料就是越南驻华使馆提供的。我们还通过中影公司购买少量急需的材料,以弥补资料的不足。材料来源的大门打开了,工作被动的局面也逐渐改变,这不仅保证了《世界见闻》的定期出片,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质量。

 

 

开始摄制《世界见闻》的时候,编辑大量采取对比的手法,即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对比;用人民力量的不断壮大,同帝国主义的到处碰壁等等进行对比,让观众形象地感受到世界人民日益觉醒,侵略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种对比的编辑手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出现了很多民族独立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各地蓬勃展开,《世界见闻》简单地采取对比的方法就显得不全面了,于是我们着重表现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揭露帝国主义的虚伪本质,帮助人们认清形势,鼓舞斗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基于以上的指导思想,1961年以后,《世界见闻》注意报道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配合当前国际形势的宣传。例如世界人民关心古巴问题时,报道了“捍卫古巴”、“庆祝革命胜利三周年”、“审判美国雇佣军俘虏”、“美国海盗的罪行”、“保卫胜利果实”等内容;当日本、南朝鲜人民反美情绪高涨时,报道了“要求撤出美军基地”、“日本人民反美大示威、“抗议南朝鲜法西斯政变”、“南朝鲜人民反美风暴再起”、“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等内容;当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斗争此起彼伏时,报道了“誓死争夺土地”、“反抗的呼声”、“反暴政斗争”、“巴拿马学生示威”等内容。

在报道世界大事的同时,我们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一些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自然风光的美丽、物产资源的丰富,以及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等内容。

在《世界见闻》的编排上,我们也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有的出专号,有的一号几个片段,每个片段也可长可短。例如“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人民抗击印度侵略者”等都是专辑。有的虽然一号内有若干片段,但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而展开,有讲反美国侵略的;有讲人民斗争胜利的;有讲某些国家生活贫困的;有讲中外人民友谊的等等。当然也有部分介绍风光名胜、奇风异俗的片段,编排在一起,内容较杂,但由于可看性较强,观众对“杂”就不太介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要求每号《世界见闻》要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各个片段之间要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不是一堆材料的堆砌,力求做到“杂而不乱”、“统一而多样”,使观众看了顺畅易懂,印象深刻。

 

 

《世界见闻》问世以后,在社会上的反映较好。1958年厂里曾邀请一些作家和诗人座谈有关新闻纪录影片的问题,会上对《世界见闻》给予了高度地评价。北京红星新闻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说:“观众很爱看《世界见闻》,特别是学生、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归国华侨,有的观众只要听说放映《世界见闻》,从很远的地方跑来看。”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们说:“我们很喜欢《世界见闻》,有时进城就是为了看一本《世界见闻》。”上海市影片发行公司的负责同志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每次到影片公司看片子,都问有没有《世界见闻》。”福建解放军某部政治部的同志说:“战士们只要看见地球转动(《世界见闻》的片标)大家就鼓掌,战士们认为看了《世界见闻》可以加强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上海市的观众说:“五分钱出趟国(1961年上海新闻影院的票价五分)谁都愿意。”1961年新影厂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别到华东、西南和东北进行调查研究,人们普遍喜欢《世界见闻》。新闻电影院经常组织专场,连续放映若干号《世界见闻》,《世界见闻》成了配合国际形势宣传的工具。中央领导同志有的也经常看《世界见闻》。有一位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在作时事报告之前,总要看几本《世界见闻》,找一些形象化的材料。1977年春节前夕,我与孙永田带着纪录唐山地震的纪录片《英雄战震灾》到解放军某部去放映,感谢他们对拍摄影片的支持,在同师副政委谈话时,他说很喜欢看新影厂的影片,尤其是《世界见闻》,至今印象深刻。孙永田当即介绍我是《世界见闻》的编辑,这位副政委马上紧握住我的手,仿佛“他乡遇故知”。真没有想到十多年后还有人记得我们当年编辑的那些短短的影片。

时光流逝,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传媒手段有了飞速发展,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很短时间内就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我们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现在已经实现了。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对未来更加满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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