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带摄影机的战士
文/石益民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24日 15:09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石益民

1926年出生。

1941年入晋察冀抗大学习。

1945年入延安电影团学习摄影。

1946年后任东影、北影、新影摄影师。

195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学习。

参加东北三年解放战争,随军南下,解放海南岛。拍摄《东北土地改革》《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天津》《北平入城式》《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莅平阅兵》《四野南下记》《大战海南岛》等。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拍摄《抗美援朝》(第一部)《反对细菌战》,后拍摄《和平万岁》《欢庆十年》(任总摄影),《刘少奇访印尼》(总摄影)。编导兼摄影的影片有《江南春》《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曾先后任新影摄影工作室主任、纪录片室主任、副厂长等职。

 

从延安到东影

 

    1945年10月我来到延安电影团。当时日本投降以后,我们的电影事业要发展,需要人。

    我是从晋察冀边区冀中参军的。我家在晋察冀农村,我当时是儿童团的团长。1943年五四青年节那天我们到的延安,到延安抗大七分校学习,看到延安的宝塔山我们特别兴奋。那时我们还都是十四五岁小孩呢,上的算是军事小学,说是要培养文武双全的革命干部,将来是晋察冀解放东北的先遣队。

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我们听到了朱德、贺龙、何长工讲话,何长工是抗大校长。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讲话,他说:你们这些年轻娃娃要好好学习,党很重视对你们的培养。现在给你们三件宝,第一件给你们一支枪。枪干什么,保卫延安边区;第二件呢,给你们一个镐头。镐头干什么,因为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围困很严,边区吃的穿的都得靠自己,靠自力更生。开荒生产、打窑洞,都离不开镐头;第三件宝,给你们一支笔。你们还年轻,要好好学习。

    当时在抗大学习有语文课,语文讲的是鲁迅的文章,记得有《风波》什么的。还有军事课,练瞄准、射击、投弹。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延安电影团需要人,组织上派你去,就算抗大毕业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反正听从组织分配,组织分配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当时从抗大八个队调了十个人,其中我们八队都是小孩,叫娃娃队。

    到了延安电影团不久就开始学习了。当时就两台摄影机,一台是伊文思给的,一台是买的16mm摄影机。胶片也不多,拍点资料,其他就学习照相。我们还学放电影,放的都是苏联电影。

    学这些都得懂电,我们还学电学。怎么学呢?从八路军总后弄来一台机车头,用来发电。老师给我们讲左右手定律什么的。

学了没几天,形势又变了,要出发到东北。那时大环境是什么呢?抗战胜利了,国民党下山摘桃子,美国人用飞机把国民党军运到东北,在四平、沈阳打起来了,张家口也打起来了。我们刚走到绥德,又停下不走了。因为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字了。我们又返回延安。在延安,我们还跑到机场欢迎毛主席重庆谈判归来。

回到延安,延安电影团组织了一个学习班学摄影,吴印咸讲课。讲照相机的性能、胶片性能,讲曝光怎么估计,怎么构图,洗片怎么洗,这个过程,这是我搞摄影的开头,初步迈进这个门槛。

讲课后还得实习,光圈都对好,距离找好了,取景也都好了,掰开快门,这一摁,咔嚓照上了。一人就能照两张。这么多年了,我照的那两张竟都留下来了,一张照的是延安新市场,一张是延安宝塔。

后来,国民党撕毁协议,内战全面爆发。这时候我们又出发了,去东北。一路经过陕西到河南、河北、山东,一直到掖县、到黄县,从黄县坐船过渤海,才到了东北。

到东北以后,延安电影团接收了长春伪“满映”,这是1946年10月1号,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我们的电影厂建在兴山一所日本人的小学校里。我当时被分到洗印。我们从基础建设

开始搞,把小学改造了,改成了电影厂。

在洗印设备都安装好以后,我们就开始学习拍电影了。不久又把我调出来,准备上前方去拍电影。我跟着一个叫李光惠的摄影师学习拍摄,跟了几个月。后来单独实习,我拍了一个煤矿,然后把素材进行了编排、剪辑,袁牧之、吴印咸他俩看了看,说行,单独工作去吧。

 

本文作者拍摄的延安宝塔

本文作者拍摄的延安宝塔

本文作者拍摄的延安新市场

本文作者拍摄的延安新市场

拍摄东北土改

 

第一个工作,就是去拍东北的土改,拍的素材后来编成了《民主东北》。东北的天是真冷呀,大皮帽戴着,那摄影机怀里抱着。可机器还是冻得根本不能转。老乡出主意用炭火烤那个机器,烤了以后,看行了,赶紧就拍,拍完赶紧把它捂起来,再拍,再烤。

我拍摄了东北农民分田地,丈量土地,钉土地界牌等镜头。当时要建设东北稳固的根据地,就搞了土地改革。土改完了以后,就有大批青年参军上了前线。

当时,和我一起拍土改的叫张绍柯,他后来在拍摄锦州战役时英勇牺牲了。张绍柯曾是东北画报社的一个科长,他在晋察冀就搞摄影,他愿意学电影,后来就跟着我,给我当助手。

拍完土地改革,我就到了哈尔滨,那时部队正在准备秋季攻势。一天,吴印咸对我说有任务,要到部队去,还要保密,这时候派李华给我当了助手。我们从交河、渭河口,到朝阳,一路拍到了四平。

 

东北地区土改

东北地区土改

参加辽沈战役

 

秋季攻势拍完了,刚回到哈尔滨,吴印咸又找到我,派我和李华又下到部队去了。什么任务,我们也不知道,从四平出发,晚上白天奔,一天一夜走了200多里路,一直到天一亮,才知道到海边了。这一路我一边行军,还一边闹痢疾。

到了海边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要打锦州了。当时东北国民党还剩下三个据点,沈阳、锦州、长春。长春,我们是围着不打。沈阳是国民党军的总指挥部。这辽沈战役,首攻重点就是锦州,为什么?因为锦州是关内关外的咽喉要道,我们采取的是“关门打狗”的战法,防止华北的傅作义部队往北来北援,也防止沈阳、长春的敌人南逃。

我当时分配到七纵的三师,就在锦州的南边。

    进军的时候,敌人在城的外围埋了好多地雷,我们都是在高粱地里行军。走着走着,突然听着“嘣”的一声,一个地雷炸了,回头看,是三师宣传科长踩着地雷了。我们刚刚走过来没踩着,他在我们后头却踩地雷了。他就光荣牺牲在那地方。大家把他埋了,还得继续前进,还有任务呢。靠近城了,就开始挖战壕,等候命令,准备总攻。

大概是10月14号吧,我们等着总攻的命令,说10点钟总攻,一直到了11点,啪啪啪,三个信号弹,这时候炮咚咚打,开始进攻了。那时候我们拍得镜头很有限,因为你停在那不行,目标太大;我们就跟着往上上,上了城墙,天上有飞机,炮弹枪子儿在上面炸,冲下去是个河滩、平地。突破口处有许多战士牺牲了,战斗很惨烈。这时候我们只能根据情况找好隐蔽的地方,再抓机会拍些镜头。

枪林弹雨中,你也顾不得害怕。我们这些摄影师大都是从抗大调来的,抗大的时候虽然都参加军事训练,可那时候没那么多子弹,真枪实弹射击的机会不多,跟战场上可不一样。我们虽然带着手枪,但是一般也用不上,在最前线都是那长枪、机关枪。我们腰里别着手枪,手里举着的还是摄影机。

    攻进城里就是巷战了,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抱着摄影机能找到部队,就跟着部队走,那时候没人管你了。打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锦州就解放了,范汉杰被抓住了。我们没拍到范汉杰被抓,那就只能拍百姓庆祝解放,欢迎解放军,部队缴获敌人物资什么的了。

解放锦州以后,还没停歇,我军又在打虎山打了一仗。结果国民党就撤,我们的战士跑着追,最后敌人从营口坐船跑了一部分,其他全都被歼了,12月4号沈阳解放了。最后就剩下那个长春,仍然是围而不打。

这时,我们奉命回到兴山东影,才知道我们的同志中有三个人牺牲了。张绍柯牺牲了,他在锦州外围战役中,遇敌机轰炸牺牲了。王静安是在解放沈阳战役中,遭敌人炮击牺牲的。杨荫萱呢,在锦州战役的巷战中牺牲。

在兴山,我们参加了三位烈士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我还代表参加战斗的同志讲话。我也不会讲话,那时候还小,还不到二十。

 

辽沈战役中牺牲的三位战地摄影师:王静安(左)、张绍柯(中)、杨荫萱(右)

辽沈战役中牺牲的三位战地摄影师:王静安(左)、张绍柯(中)、杨荫萱(右) 

天津活捉陈长捷

 

    拍完锦州战斗,来任务了,要进关,就是山海关。去拍摄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吴本立领队先期进了关,后头就是刘德源、我、雷可,三个摄影队。

一到关里,在秦皇岛找到了我们要跟随的那支部队。我们坐军车到了良乡,良乡在北京西郊,当时北京军事接管委员会的文化接管委员会设在这里。负责的有钱俊瑞,后来当过文化部长;还有一个是田方,后来当过北影的书记。

    平津战役,先打天津,跟东北战术一样,堵住敌人从天津逃跑的退路。所以部队上来就把天津围住了。这时我们到了天津,当天下午周围的炮兵开炮了,我们到了设在杨柳青的指挥部,指挥是刘亚楼,政委是杜平。杜平派我们到了38军,那时打仗主力老是38军。

晚上我们进了壕沟,快到天亮时,我们随着38军攻进了城。我们拍着部队行进,沿街道,顺着桥、墙往前进攻。这时刘德源的机器坏了,他蹲在地下修机器,我就拿着机器边拍边往前走,突然后面啪啪放了枪,是冲着我们来的。往后一看,子弹是从后面一个大楼打出来的,我们赶紧喊回前面部队,回来了一个班,进到大楼里去搜,一层一层地搜索。敌人被押出来了,拿着行李的,背着什么的,我就在那里拍着。这时,我从镜头里看见一个人,人很胖,年纪挺大,却穿着当兵的衣服。我对助理李华说,你去问问他是什么人。一问才知道他就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我说这镜头拍的,真是碰巧,原来是总指挥官呢。后来来了一辆大卡车,把他押上车,拉到杨柳青总指挥部去了。我们还拍了他上大卡车的镜头。

不久后苏联拍那两个片子《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时,我南下了,助手李华独立工作了,他参加了苏联五彩队的拍摄工作。拍到这段时,按照李华的回忆,又把陈长捷从俘虏营里带出来,当了一回演员,又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补拍了一遍。

 

北平入城式 

 

   天津打完了,这时正在和傅作义谈判。我们来到颐和园北边青龙桥,等着进城。到了谈判结束后,我们跟随43军,由一个师的宣传科长带着进入北平。我们是1949年1月31号下午进城的,进城到了西直门。

   在西直门,我们就看地形,研究怎么表现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平呢?我想是和平解放,这跟解放天津打仗不一样。我说这么着,傅作义占领的时候,他的部队在那站着岗,现在解放了,我们的部队进来了,要换防了。咱们就拍换防,表现古都和平回到人民手中。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安排一队解放军走到城墙下傅作义的哨位前,大家互相敬军礼,交换位置,国民党兵撤走了,解放军守卫了,这是和平解放。这个镜头后来成了经典了。

随后我们跟着部队来到了城里,两边有群众夹道欢迎,扭着秧歌唱“解放军的天是晴朗的天”。

到了2月3号,又来了个北平入城式,这次是组织正式的,其实它是一个庆祝,一个大检阅。这一天摄影师多了一些。这次是李华、赵化负责给我换胶片,那个胶片就多点了。炮兵部队进城时,场面是很热烈的,除了两边群众欢迎外,很多年轻人大学生跑到大炮上面,呼口号,还往炮车上写标语,表达人民解放了的愉快的心情,激动的心情。

对于这个镜头,也有人说不严肃,我说这时人民解放了,心情放开了,高兴,这镜头正是说明这个呀。

还有一组镜头,群众举着毛泽东、朱德像,有军乐队、步兵、骑兵,还有用马拉着大炮。这一段是我在前门拍的。

东郊民巷是刘德源拍的。为什么去那里拍呢?那里是外国使馆区,过去是中国人不能去的地方。现在解放了,我们大摇大摆地进去了,我们的坦克也开进去了。

1949年3月毛主席到北京,从西柏坡来到北京,我们赶到西郊机场去拍。毛主席先是检阅部队,然后又接见民主人士。当时是徐肖冰、我、刘德源三个人拍的。由袁牧之带领着,他坐在汽车里指挥我们。

那天,毛主席还跟我握了手、合了影。我那高兴啊,我们党的领袖、党中央主席跟我握手,心情高兴哪。我那时就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小孩。徐肖冰同志年纪大,他比我大十岁。毛主席跟徐肖冰熟。那天,拍摄任务完成后,徐肖冰说:主席和我们拍个合照吧。主席当时还说:“徐肖冰你吃小米长大,过去无用武之地,现在可以好好拍电影,拍点好电影。”周总理也走过来说,来咱们也来照一个,把我和刘德源一搂,也照了一张。

 

1949年3月,毛主席莅临北平时与徐肖冰(左二)、石益民(左四)、刘德源(左一)合影

1949年3月,毛主席莅临北平时与徐肖冰(左二)、石益民(左四)、刘德源(左一)合影

1949年3月,毛主席莅临北平时与徐肖冰(左二)、石益民(左四)、刘德源(左一)合影

1949年3月,毛主席莅临北平时与徐肖冰(左二)、石益民(左四)、刘德源(左一)合影

战地拍摄的专业话题

 

在战场上拍摄,我们有明确的拍摄任务。打仗的时候,我们拍战士英雄奋战,不怕牺牲;战后,我们拍我们的胜利结果,拍敌人失败的狼狈景象。那时候很少拍领导。其他的你也不能拍,因为拍的胶片很紧张。100尺一卷的胶片,一次就带这么10卷、15卷,最多的20卷。就像战士子弹打光了,就没的用了。

    行军时,我们摄影师都背着背篼,机器装在背篼里头。胶片一般由助手背着。战士扛枪,我们就扛着我们的武器,我们武器就是摄影机,子弹就是胶片。部队打到哪里,你得跟到哪里,枪声就是命令,那是战争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那时没有三脚架,就靠两条腿,要保证拍得稳,机器一响咕咚咕咚,你要是晃荡,那片子就不能用了。我们平常就要练基本功。后来我们摄影队我做领导的时候,就组织过大练兵,就练这个,还有换胶片比赛什么的。

    那时候M机器大都只有一个镜头,号称说50毫米,实际上只有47毫米。拍打仗,太远了,看着像小米粒似的,拍不成;近了又去不了,有很多困难。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两条腿就是三角架,身体就是变焦距镜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要我们跑来跑去的变换焦距嘛。那个环境、那个条件只能这样,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那样尽自己的责任,这是历史的责任,无论拍多拍少,一定要尽责,决不能怕死。我们就是这样拍的每一个镜头。

比如拍部队行进的镜头,拍完了,你就已经被部队落下很远了,你得往上跟,跑步追上去;再拍一个镜头,还得再追。你还得跑到边上拍个风景或者环境什么的,一弄就掉队了,还得紧着往前追。战士走一段路,你得来回走两段、三段。

边拍的同时还要考虑构图。比如拍行军,你得考虑S构图,拍出来一条线很难看。拍S构图就得选好地形地势,有时还得爬到山上拍。抗美援朝时期,我拍过一个押解战俘镜头,画面就很好看,志愿军战士押着一队弯弯曲曲俘虏队伍走在大山里头。这就是我在山坡上拍的,它有艺术性构图,所以就好看,如果拍成一条线就不行了。除了考虑地形背景,当然还要考虑天气的因素。如果赶上天气好,空气新鲜,拍出胶片透亮清晰,就会漂亮好看。因为电影是一种艺术,新闻纪录电影也是艺术,也得讲究美,讲究构图。

 

战地摄影师的生活

 

我们那时生活是艰苦的。吃饭不讲究,跟着部队,跑到哪吃到哪。在东北吃的多是苞米茬子、高粱米。打到四平,就光吃高粱米饭。

     我们当时用的是独眼摄影机,战士们给起个名叫“猪脑袋”。你拿这个“猪脑袋”,在哪个部队吃都能行,一看就知道你是中央派来的电影摄影师。不仅是部队这样,那年毛主席在武昌游泳,我们听说了,去拍,也没手续,就拿个摄影机说:我们是摄影队的,来拍毛主席游泳。那警卫局的警卫都认识我们,说去吧,放心你。这“猪脑袋”就是通行证,是护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口号是:部队到哪,我就到哪,我们是手拿摄影机的战士。

那个时候没有工资,只是部队给一些零用钱,不叫津贴,也不叫军饷,我也忘了叫什么了。南下时,到了襄樊,那个地方出桃子,东北战役时我就是营级了,这次我发的零用钱多了一点。看着桃真馋,就买了几斤桃,一家伙吃了五六个,肚子疼的,撑的,直叫助手帮我揉肚子。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获奖这一说。我拍了《东北三年》《国际国内》《和平万岁》《抗美援朝》《细菌战》《建国十年》不少片子,什么奖也没有。就是六几年,文化部评选十大优秀摄影师,有我。得了什么奖呢,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选集,就是这个奖励。那时不计较这些,想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当了几年带摄影机的战士,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军人身份了呢?好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线,就这么过渡过来了。

1981年我当了副厂长,当了副总编辑,还评了一个高级记者,后来还享受国务院给的补贴。电影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的理事什么的都挂着。其实我个人不愿弄这个,不求名,不求利,不管谁高谁低,我过我的,我也不缺什么,挺好。想想自己奉献一生,为电影奉献了,拍了那么多资料,宝贵资料,那也是贡献,那也是很宝贵的。为党工作一生,为电影事业献出一生,我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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