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应该永远记住的好朋友

发布时间:2014年06月12日 16:24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纪录片 | 手机看新闻


鲁明

鲁明

1952年,拍摄《全军第一届八一运动会》,鲁明为总摄影。这架教练机是鲁明在空中拍摄的坐机

1952年,拍摄《全军第一届八一运动会》,鲁明为总摄影。这架教练机是鲁明在空中拍摄的坐机

鲁明

192612月出生。

1938年 到安吴堡青训班,后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工作。

1944年 入延安电影团学习摄影。

1948年 后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影摄影师,参加摄制《红旗漫卷西风》《1953年国庆》(总摄影)、八一厂《第一届全军八一运动会》(总摄影)。

1953年 后历任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训练班和摄影专修班班主任,摄影系艺术考研组组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副书记等。

1974年 后任科教片编导,科影厂编导室主任、副厂长,编导少数民族发展的研究片《人》及有关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的科教片,如《云南青铜文化》《中国文明曙光——马家窑文化》《中法喜马拉雅山地学考察记》等二十余部。

 

说到伊文思,他可是咱们中国人民特别是咱们中国电影方面的一位老朋友。

我在延安就知道伊文思。

我是1944年底,进入延安电影团,那时就知道伊文思。因为我们延安电影团训练班学习拍电影,那学习就得有教学道具。当时我们最主要的教具就是两台摄影机:一台是35毫米“埃姆”摄影机、一台是16毫米“飞力姆”摄影机,就这两台。其中“埃姆”摄影机就是伊文思送的,另一台是我党想办法从香港买的。当时伊文思除了送我们这台“埃姆”摄影机,还送了我们五千多英尺胶片。所以我们在延安讲课的时候,就必然要讲到伊文思。

陈列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伊文思送的“埃姆”摄影机

陈列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伊文思送的“埃姆”摄影机 

伊文思送我们的这台摄影机俗名叫做“独眼龙”,它的镜头不是分三个爪来调整,它的镜头可以换好多种,有短焦的,有正常的,有长焦的,你用哪一个就换哪一个,不能靠转动来调,这是它的特点。这台摄影机我们学拍电影的时候,学摄影的时候都作为教具用过,所以我们对这台摄影机还是很熟悉的。当时我们就特别感谢伊文思。因为有了伊文思送的这台摄影机、有了这些胶片,延安电影团才能够搞起来啊。

后来,我在延安电影团学习摄影,又参加了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拍摄,从一些方面又了解了伊文思很多事情。他1938年拍摄的《四万万人民》、1958年拍摄的《早春》,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拍摄的《愚公移山》和八十年代拍摄的《风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回忆。

记得“文革”后期,有一段时间一些人不顾事实把“桂冠”往自己头上带,说第一台摄影机不是伊文思送的,是某某人带到延安去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我有责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这时伊文思已经去世了,他的遗孀还在。正好此时伊文思的遗孀托他的一个朋友,到北京来了解伊文思当年送的这台摄影机的下落。

伊文思遗孀托的这个朋友不会中文,他请了一个法国驻北京的记者,这位记者勉强地会说一点点中文。他打听到,曾经在《中国电影报》等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讲《延安和八路军》是怎么拍摄的,提到了这台摄影机。他们就千方百计找到了这篇文章,又开始找文章的作者。他们打听了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我。我告诉他们,延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得到的第一台摄影机就是伊文思送的,不可能有别的人带到延安去,没有这个事。我给他们讲了这些事情,他们很高兴。

现在这台摄影机还在我们中国电影博物馆里陈列着。

我简单地讲一下这台摄影机在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现在来说,一台摄影机不稀罕,买一台摄影机,也不要太多的资金,太方便了。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一台摄影机了不得,这一台摄影机就能够使我们把延安电影团办起来啊。所以说伊文思这台摄影机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电影实在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我们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延安和八路军》,主要是用这台摄影机拍的。大家知道这个片子由于当时拿到苏联去做后期时,在战争中遗失了,没有做成。但是后来我们陆陆续续找回来一些素材,从那些素材来看,这台摄影机拍摄了好多资料,我们新影后来拍摄好多片子,比如《延河之歌》等等一些片子里面,用的一些抗战的素材,都是这台摄影机拍的。

抗日战争当中,我们延安电影团拍的抗战素材大都是这台摄影机拍的,特别是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拍的素材很完整。大会的主要发言人都有镜头。代表进入大门、大会全景,还有大会的闭幕等等都有画面。

现在我们用到的一些很珍贵很完整的资料,也都是这台摄影机拍的。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直留在陕北,我们叫作转战陕北。那一组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的经典镜头是当时摄影师程默拍的,也是用的这台摄影机。还有1949年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是这台摄影机拍的。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建国前夕召开的,是为新中国成立做筹备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镜头拍摄得也是十分完整。特别是我们党的那些领袖人物拍摄得很生动。这组镜头是苏河清拍的。

中国电影博物馆成立布展的时候,成立了布展筹备小组,从新影找到了这台摄影机。当时还请我们一些当年用过,或者熟悉这台摄影机的同志来鉴定这台机器,我参加了这个鉴定会。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伊文思的这台摄影机要好好地在我们中国电影博物馆陈列。因为伊文思是我们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电影人应该永远记住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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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is Ivens (1898-1989)

尤里斯·伊文思

人们用这样几句话对他进行简单概括:

 

首先,他是一位纪录电影先驱,与美国的弗拉哈迪、英国的格里尔逊和苏联的维尔托夫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伊文思的创作生涯长达60余年,拍摄了60余部影片。

 

其次,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诗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而且主要是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以摄影机为武器声援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又热情讴歌它们的建设成就。

 

第三,他是一位电影教育家,为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培养了大批电影工作者。

 

最后,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世纪之久,亲切地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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