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人的名义
——纪录电影《白居易在龙门》
创作手记文/李 谊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15日 14:48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归履道宅》

驿吏引藤舆,家僮开竹扉。

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

 

提笔写下这篇创作手记之时,耳畔不由再次回响起白居易的这首诗作。浅显的语句,由衷地道出了诗作者历经多年宦海沉浮之后,终于回到生命港湾的愉悦与舒畅。

这首诗并非白居易的代表作,相信除了白居易的粉丝和研究者,大多数人都对其少有关注。我原本也是这大多数中的一员,与白居易之间隔着千余载的时光与距离。直到纪录电影《白居易在龙门》的提案出现在眼前,这段距离才开始逐渐拉近。

 

诗歌谋篇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其人和他留存至今的数千首诗歌,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他所开创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更影响了千余年来的诗歌创作,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段概括性文字源自《白居易在龙门》的首映式新闻通稿,对于受众来说,它给出了一部影片诞生的背景和理由。对于我而言,看似冠冕堂皇的文字实则字字真诚。白居易的确是一位令人折服的先贤人物——他在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写出了“离离原上草”这样家喻户晓的诗文;他是当年考取进士科的才子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才华与抱负得以在政坛施展,是古代文人中“达则兼济天下”的杰出代表;白居易还是唐诗圣手,为后世留下了三千多首诗作。为这样一位圣贤人物量身打造纪录片,绝非易事。

曾经,在最初的一版策划文案中,我们试图走一条猎奇路线,将诗人鲜为人知的感情经历作为重点挖掘和展示,塑造一个骨肉丰满,可敬可爱,有着凡人般爱恨嗔痴的诗人形象。

进入策划实施阶段后,我们又曾经设想过以一位白氏后人的视角展开影片的线索,通过这个现实人物一系列的找寻与发现,揭示出一位先祖与诗人的真实形象。

不过,随着影片投资的进一步落实,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定了。首先,影片定名为《白居易在龙门》,顾名思义,它是围绕白居易晚年回归洛阳后的十八年生活展开叙述的。于是最初的猎奇感情故事的想法就此难以成立。我们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是:晚年在洛阳生活的十八年中,诗人经历了命运的阴晴圆缺,人生的生死别离,如何从中选取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生片段进而搭建起影片的叙事主线。为此导演组查阅了大量资料,又先后两次到洛阳进行前期素材的收集,与王铎、白高来等几位研究白居易晚年生活的专家进行了沟通交流,获得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鲜活资料。最令人兴奋的是,在专家指导下,我们发现,白居易这个多产的诗人将他一生中的情感与经历都写进了诗文中,这些诗文串联起来,就如同他的人生日记。

本文作者李谊

本文作者李谊

这个重要发现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创作思路,也让我们理清了影片的主线。这条主线用白居易的诗歌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人老何所乐,乐在归乡国”;第二部分,“记得旧诗章,花多数洛阳”;第三部分,“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第四部分,“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第五部分也是全片的高潮,“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这些诗句不仅成为勾连影片的线索,同时为了体现诗人电影的特点,诗歌原文也成为烘托情绪、推进情节的重要元素。

确定影片主题线索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白居易回归洛阳前的生活经历融入其中。这部分内容虽然是背景,却与白居易后十八年的生活有着前因后果的重要关联。只有将他人生前期的起起落落有铺垫、有选择、有对比地展现出来,才能让观众进一步理解诗人晚年在洛阳生活的意义所在。经过研读资料,我们首先选取了诗人在长安、江州和杭州生活的三个阶段,进而确立起交织对比的双重时空结构关系,其中洛阳的生活为现在时空,诗人青壮年时代在长安、江州、杭州的经历为回忆时空,通过主人公的心理与情绪刻画,双重时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结构形式打破了单一的叙事结构,增加了影片的厚重感,也使影片具有了更好的观赏性。

即便有了双重时空的结构形式,原来设想的白氏后人依然可以作为线索人物贯穿出现在影片中,同时可以再增加一重时空关系,拉近与今天观众的距离。遗憾的是,导演组在洛阳等地前期采访后发现,由于年代久远,与白居易相关的历史遗迹大多已经不存于世,网络上盛传的白居易故居还处在立项阶段;缺少了现实载体,白氏后人的找寻与发现难以成立,这种结构方案也被彻底舍弃。这样整部影片便都只能在历史时空下展开叙述,于是,情景再现成为难以规避的创作与表现手段。

 

诗意再现

 

作为诗人系列纪录电影中的一部,《白居易在龙门》需要诗意的表达方式和镜头语言。在筹备阶段的“充电”时期,我曾经专门翻阅了诗意电影的书籍,希望找到“以影像写作”的方式方法。结果却并不理想,除了长镜头外,收获更多是没有结论的各家观点。

既然没有现成的手段与形式套用,就只有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模式,为此导演组和摄影组根据脚本进行了数天讨论。本片摄影指导,也是拍摄过很多优秀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摄影师李雄确定了虚实结合、写意为主的拍摄与剪辑基调,即在表现白居易的生平故事时,画面以写意为主,剪辑舒缓流畅,以突出主人公在洛阳的闲适情怀;当出现大段叙事性诗歌如《长恨歌》《琵琶行》的时候,则采用写实的画面,强调剪辑节奏,以增加戏剧冲突感。

对于纪录片而言,写实画面有大量影视作品可以借鉴,相对容易实现。写意的情景再现部分则需要精心的设计。

首先,人物处理。主人公白居易的活动空间有一半是在书房内景,加之大量无台词、无对手戏、仅仅依靠一个人肢体语言的表演,给拍摄增加了难度。虽然在脚本讨论阶段已经设定了不同情境,但到现场后摄影指导李雄依然会调整方案以增加拍摄角度,同时尽量避免人物面部特写,而是通过前景的道具以及肢体的局部动作特写,实现写意的画面效果。例如,在表现白居易老来得子、爱子夭折的一场戏中,无论是白居易夫妇还是襁褓中的孩子,都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得子与失子仅仅以挂在房屋门口的红布条和白布条作为代入和收尾,其后得子部分以同景别下人的手部动作——缝制虎头鞋、摇动拨浪鼓、为玉锁穿线予以表现,玉锁象征着白居易对这个孩子寄予的厚望。失子部分则是圆桌之上,虎头鞋、拨浪鼓和玉锁的一组静物,暗示孩子夭折,只留下这些物件令父母睹物思人,渲染出伤感的情绪。

第二,道具使用。当人物表演退居在景深范围之外,不作为表现主体时,前景与背景中的道具就变得极为重要。在白居易年轻时与香菱初恋的一场戏中,导演组最早的镜头设计中有男女两个人物,以人物表演展现恋情的难舍难分,最后以一枚香囊代表二人的分别和白居易的相思之苦。经过与摄影组的沟通后,这组镜头发生了巧妙变化,作为定情信物的香囊成为拍摄主体,香菱的角色被舍弃,只通过白居易一人与道具香囊的关系交代这段感情,最后的分别与思念则以一个夕阳下香囊徐徐摆动的剪影镜头予以表现。这样一组镜头不仅简单明了,更烘托出离别的意境,渲染了主人公失恋的情绪,与整部影片诗意的风格协调统一。

第三,高速摄影。高速摄影把动作放慢,可以造成特有的艺术效果。对于故事片来说,高速摄影实在不算新鲜。我至今还记得三十年前电影《甜蜜的事业》中那段女跑男追的高速摄影片段。不过,对于投资较低的纪录片,高速摄影还是近几年随着摄影器材的更新换代和价格下降才开始使用和流行的拍摄表现手段。由于这种动作造型极为契合诗意的影像基调,在镜头讨论阶段,我们便有意将一些内容设计为高速摄影,包括前面提到的香囊与布条的飘动,白居易在仕途失落时孤独的身影,好友元稹离世后将诗稿洒落满地,老年白居易在兴修水利时用手抓起流沙的动作,失去爱子后玉锁落地粉碎的场景等等。这些设计大部分得以实现,为画面增加了运动的美感,也赋予了画面语言更多的寓意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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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六个月的创作周期,其中有一半时间是策划、撰稿与镜头设计,这样的创作体验对于我和影片其他导演都是一次新的尝试。以前看外国同行介绍经验,都强调纪录片的策划筹备与拍摄同等重要,这一次终于有了切身感悟。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紧张的周期更需要充分的准备——策划、前采、撰稿、场景与镜头设计,每一步都不能忽视。只有踏实走完这些步骤,开机后才不会“步步惊心”。

 

 

(本文作者:《白居易在龙门》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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