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

陈锦俶

陈锦俶

1934年 1月出生。

1949年入华北大学学习，同年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之一。

五十年代是常随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女摄影师之一，为《新闻简报》《今日中国》《新农村》拍摄主题。

拍摄纪录片《女英雄大会师》《小能人作大事》《革命赞歌》等。粉碎“四人帮”后拍摄纪录片《扬眉剑出鞘》、舞台艺术片《春天》。编导、拍摄纪录片《春蕾》《为了孩子》《爱》《主妇的心愿》等，并参加京剧片段集锦的拍摄。

1981年调儿童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厂长。拍摄故事片《马加和凌飞》《一扇敞开的门》，导演故事片《姣姣小姐》。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全国妇联第五、六届执委，中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副主任。

1949年，我还在南开中学上学。南开中学在当时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校，周恩来总理就是南开中学的老校友了。因为南开中学旁边就是南开大学，那里有一批先进的青年大学生。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整个的政府都是非常腐败的，国家也是非常危难的，所以当时南开大学经常要组织一些“反饥饿、反内战”的活动。因为那时我是住校，和大学生们经常有些来往，受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经常和南开大学的大学生一起参加大游行，得到了进步思想的灌输和教育。

天津解放后，天津出现一个革命大学——华北大学。我由于是在南开中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所以从南开中学搬着行李就直奔了华北大学。当时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就去了。

在华北大学这所革命大学里，经过了一段短时间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的教育，到我们毕业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的六七月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吴国英老师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到华北大学召集一批革命的青年学生参加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我非常有幸被选中了，当时共选了52个同学。1949年下半年，我就跟着吴国英老师和其他同学一起到了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

在北影厂我们参加了一个学习班，经过了半年的学习。1950年，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当时提出要解放妇女劳动生产力，于是在全国兴起了各行各业都培养女同志，比如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女飞行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电影制片厂决定要培养女电影摄影师。当时选了五个女孩子，我非常有幸地被选上了。我是五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就这样我就从学习团来到了摄影队，开始从事女电影摄影师的工作。

1958年在下放劳动时，本文作者（左）劳动之余为社员们演出。

1960年本文作者摄影工作照

我一直觉得我十分幸运。首先，我赶上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国家由一个腐朽落后的国家进入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先进国家；其次，我又赶上了解放妇女劳动生产力，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被培养的女电影摄影师。

电影女摄影师，应该说当时不仅仅是中国的先例，恐怕也是世界的先例。这一行需要很强的体力，身体要很好，主要是要特别有力量，因为当时的摄影机要比现在的摄影机笨重得多，一个摄影机得百十来斤。而作为新闻摄影师，不可能都支着三脚架，更多的时候必须手端着、肩扛着摄影机，还要在现场前后奔跑着抢镜头，劳动强度非常大。当时我们五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决心非常大：一定要为中国妇女争光。

我们开始了强体力锻炼。首先是练跑步，因为你搞新闻摄影必须要快，抢镜头嘛，你得跑在前头，这是第一。第二呢，练持摄影机，要稳。手端着那个摄影机，一定不能颤动，因为摄影机拍下来的胶片，要扩大几十倍放到银幕上去，稍有颤动，在银幕上就是虚的，就不能用了。所以我们五个人每天除了跑步还要练单杠、双杠，练臂力，到现在我这胳膊这儿还有硬梆梆的肌肉呢。我们这几个女孩子还是挺好强的，经过几年的锻炼，我们基本上都胜任了这项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也为我们新中国妇女争得了一定的荣誉，因为在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女摄影师。

成了女摄影师以后，我们跟着男师傅学，当助理。说老实话，男同志不愿意带我们女孩子，就怕我们娇气。越是在这样，我们越要表现出我们的自强和自信，我们抢着干活，抢着背机器。女同志还是有女同志的优势的。我们心细，所以在整理机器、装片换片方面都很细致。那时候一盘胶片是100英尺，每拍100英尺就得换胶片。因为我们心细，拍过的片子和没拍过的片子都记得很清楚，分得很细。所以我们几个女孩子做助理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事故。跟着我的师傅将近三年，这期间我们有幸能够经常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等我们新中国的领导人。我特别敬佩周恩来总理，他待人特别的平易，每次一见到我们都非常亲切。我和另一位女摄影师舒世俊去拍摄的机会比较多，总理见到我们总是亲切地叫我们小陈、小舒，还鼓励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他们的关怀也鼓励了我们，我们在拍摄中就更加认真，从来没出过事故，也得到了厂领导的认可和信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感吧。

1975年，本文作者（左）在新疆拍摄《团结战斗的新疆》，在牧民家里吃午餐。

做了将近三年多的摄影助理以后，我们就开始独立工作了。那时还没有电视，百姓了解国家的新闻大事一般都通过纪录电影《新闻简报》。《新闻简报》要报道全国各地的新闻事件。当时电影院放电影之前都要放《新闻简报》，这些《新闻简报》就是我们厂拍摄的。全国各地都设有我们新影的摄影站，来负责当地的新闻题材的报道。

大概是在五三年、五四年的时候吧，我被分配到河北摄影站，负责拍摄河北的新闻，当时我就住在河北省省委宣传部。说实在的，一个女孩子，要独立负责一个省的新闻拍摄工作，一开始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摄影站就我一个人，要自己去选择题材，然后再东奔西跑地去拍摄。不过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每个月你要完成几个新闻主题的拍摄，你就必须自己去发现、自己去寻找。我虽然学历并不高，但由于我在学习锻炼中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对自己成长很有帮助。

左图／毛泽东同王国藩亲切握手 右图／刘少奇接见清洁工人时传祥

我最早拍的是全国最早成立互助合作社的河北遵化县的王国藩，他是全国第一个互助合作社的带头人。当时我天天翻河北的报纸，我得找新闻素材呀。当时国家重点提倡要组织合作化，我发现了王国藩这样一个先进典型，我就跑到王国藩那儿去，采访、拍摄了这个新闻主题。这之后，新影厂又组织了一个摄制组，专门拍了王国藩互助合作社的新闻纪录片。

后来我又兼顾了天津市的新闻报道。在河北和天津将近两年，就一个人独闯，背着机器到处采访，接触了很多先进人物，报道了很多先进事迹，增长了不少的知识，对我的成长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锻炼了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刚开始，人家都觉得我是个小女孩，很有点看不起我，跟我讲话都像跟孩子说话似的，但我得做出很老成的样子去回答人家，逐渐地使自己在工作中能够应对现实了。

两年后，我调回北京到了中央队，也就是北京摄影站，后来还兼任了北京摄影站的站长。北京摄影站主要是负责拍摄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因为当时外事活动比较多，凡是国外来的政府代表团，外交部都要拍一部代表团在中国全程活动的纪录片，然后作为一项礼物送给来访问国家的国家元首。这项任务就由我们北京站承接。这种任务在五十年代很多，因为当时来访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特别多。那时候叫代制片，代外交部制作的影片。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增长了不少的知识，也了解了许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礼节，了解了许多国家的历史和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情况。这当中我特别感觉到周恩来总理真是辛苦，白天要接待那么多的外宾，晚上还要处理那么多的国家大事。我特别敬佩周恩来总理，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做人的一些道理。他不管是对什么人，对待外宾也好，对待本国的领导人也好，对待百姓也好，包括对像我们这些个小记者，都是那么仁爱，他敬重每一个人，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在我成长期间，能遇到这样一个人格这么完美的人，对我来说确实非常幸运。记得那时国内的经济还是挺困难的，缺少粮食，一次我们跟总理从国外工作回来，已经很晚了，还没吃饭呢，我们就想赶紧回家吃饭去，没想在这个时候，总理说，大伙不要走了，咱们一块儿去吃饭。就是这样的，他关照每一个人，那么体贴。他真的是我们生活、学习的榜样。

报道掏粪工人时传祥事迹也是我拍的。因为在北京站除了负责中央外事等工作拍摄外，还要负责北京的新闻报道，这就要深入到基层，了解到基层当中所出现的先进事迹，寻找有价值、有意义的题材。这当中我就发现了时传祥这样一个先进人物。为了拍好这个人物，我带着我们站的同志去体验生活，跟着时传祥去背粪。背粪，如果你不亲自体验，你真不能理解这项工作的艰苦和它的意义。说老实话，第一次背上粪桶真不是滋味。不光那个味道熏人，粪桶背在背后，一走路一逛荡，粪汤逛荡得身上、头发上全是。但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去理解他们的这项工作，理解他们为给北京市人民创造清洁卫生环境所做出的艰辛付出，理解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意义、他们的伟大，我们必须去亲身体会。体验生活后，我们拍摄了时传祥的事迹。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我们搞新闻工作的人，必须要真正地深入生活，你只有深入到基层，才能够寻找出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新闻素材。

在北京站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我转向了拍大型纪录片。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一生当中，组织拍摄的一个让我比较欣慰的影片，就是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那个片子。

那是1976年总理去世的时候，全国人民都非常难过，总理在人民心目当中的威望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大家想念他、纪念他。群众顶着“四人帮”的高压，自发地到天安门前去悼念周恩来总理，张贴了很多诗句。看到这种情景我非常感动，我多年跟随总理拍片子，对总理的为人还是很了解的，对总理有着很深的感情。虽然没人给我们安排拍摄任务，但是我和北京站的一些同志们商议，这样一个场面恐怕是世界难求，应该用我们的摄影机把这非常重要的时刻记录下来。于是我们也自发地抱着摄影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拍下了这恐怕世界都难得一见的动人场面。我们是偷着拍的，拿黑口袋把摄影机一包就来到天安门前，分头把人们悼念周总理的诗句和活动都偷偷地记录下来、拍摄下来。后来我们把大量的资料进行编辑，制作了纪录片《扬眉剑出鞘》。当时这部影片公映后，非常受欢迎。我到影院去看了，好多观众都是流着泪哭着看完的。这部影片影响很大，我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把这样一些历史的珍贵的事实记录下来，这也算是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了吧。

1977年，本文作者（中）拍摄儿童纪录片《春蕾》，采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枫。

我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了三十多年，陆续拍了大量的新闻纪录片和《新闻简报》，还有代制片。直到1981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当时筹建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我一直对儿童片很有兴趣，于蓝厂长知道了我的兴趣，知道我对孩子们有感情，就在1981年把我调到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儿影时我还拍摄了很多儿童题材的纪录片。算起来我一共在电影界待了六十多年吧，在新影待了三十年，在儿影待了三十年。这就是我从事电影事业的一生。

说起来，虽然我后来调到了儿童电影制片厂，但是我跟新影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因为我是在新影的培养下，逐渐地成熟、长大的。在新影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历经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所以我知道我们新影的资料库里有非常丰富的影视资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丰富的。我希望不管今后新影如何发展，国家和新影一定要珍惜新影厂这么多年来所保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因为这些胶片资料，是多少代摄影师拍摄下来、传承下来的。所以希望今后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用最科学的方法把这样一些历史上最珍贵的影视资料认真地保存下来。

（本文根据陈锦俶在新影成立六十年时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