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太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06日 15:18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龙庆云

龙庆云

    龙庆云

    1929年 10月出生。

    1947年 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二期训练班学习。 学习结束后,参加拍摄东北解放战争、解放太原的战斗。 1949年 转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大西南凯歌》的摄影 工作。

1952年 参加抗美援朝摄影队,拍摄《反对细菌战》。

1953年 转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新疆、广东摄 影站。

1957年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毕业后调珠江电影制片 厂,拍摄故事片《渔岛之子》等。

1963年 回新影,先后任摄影师兼编导、纪录片室与摄制 工作室副主任、主任。编导兼摄影的影片有《扣林山上的 新兵》《贵州风光》《中国京剧》等。

1979年 做为新影摄影队领队之一,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的摄影工作,拍摄《奋起还击》。

    当年我是在黑龙江北安中学上学,记得1945年日本人投降以后,没过多久学校就被共产党收了,那时正好我们是初中三年,很快就毕业了。当时我当时县里需要一些干部,就到我们学校去招人,希望我们毕业生去参加地方工作。而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一起就说,过去日本人统治下我们没学到什么东西,现在拿什么参加工作啊,我们还是应该学习。当时中学生思想比较活跃,我们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统治,作为中国人应该为国家争气,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你要做事情你得靠本事啊,要有本事你得学嘛。当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思想。我们决定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这时学校叫北安高师中,后来又改成工科学校。

1948年11月,在太原前线与华北电影摄影队合影:前排左起:翟超、龙庆云、张永;后排左起:张一光、韩德福、程默、梁明双、顾荷

1948年11月,在太原前线与华北电影摄影队合影:前排左起:翟超、龙庆云、张永;后排左起:张一光、韩德福、程默、梁明双、顾荷

 到了1947年,我们学校出现了比较“左”的倾向,后来就不上课了,先在老师里抓特务, 又在学生里抓。说实话,对这个事,我思想上有点想不通了,心想算了吧,既然在学校学不到东西,干脆到部队去, 到部队去为解放战争做点事吧。于是我和三个同学自己联系了解放军部队的文工团,谁知道拿着行李要走的时候,被校长知道了。校长说你们应该跟学校打个招呼呀,住店的话你还得跟店主打个招呼呢,学校培养你们,你们怎么连招呼不打就走啊。这样我们就没走成。

后来赶上东北军政大学招生,我们就报了名,这次学校也推荐了我们。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就来到了东北军政大学第12期学习,地点就在我们县的东大营。

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半年以后就开始进行政治思想学习,还写自传,随后就是学校政审。我们第12期第12队,共有120个人,正正式一个连队。审查后只留下了一半,有60个人就回家了。我们留下的60人被送到了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成为了第二期学习队的学员。第一期主要是培养制片、放映的。我们二期学员人数比较多,学习了一些基本的电影知识后,把大部分学员分到乐队,有十个人分到了摄影队,有牟森、叶惠、徐来、庄唯和我。

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主要是为战争服务。摄影队人比较少,摄影师里有从延安来的吴本立、徐肖冰、石益民、王永振、韩克超、翟超等。当时我们就知道一点电影的基本知识,对摄影专业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主要就是由摄影师带着刀前线,当助手,边干边学。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杨荫萱。他带我随部队收复吉林省会后,部队又转移到长春前线,把长春围住不打,部队分批休整。在没战事时,杨老师给我讲了很多摄影技术知识。他告诉我要能快速装好片,就得多练;拍照片时要先练目测距离;拍人物不能看脸,看地面距离比较准。后来他又给我讲拍人物选择角度等基本要点。因当时二纵队没有战斗任务,我们又被调返回厂。

我的第二位老师马守清。他当时正在拍一部预防鼠疫的科教片。拍科教片使用大型机器(西尼风),助手的主要任务用手摇24格和跟焦点。马老师特别强调跟焦点的重要性,因为一个镜头虚了摇造成很大浪费。为了能跟好焦点,首先要练好目测距离的基本功。在实际工作中,我边干边学,白天练目测,晚上把机器加起来练手摇速度。就这样,在拍摄过程中没有因为摄影助理工作没做好,影响拍摄进度。在马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太原战役,一场艰苦攻坚战

    1948年解放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在大好形势下,中宣部指示东北电影制片厂派摄影队到华北解放区工作。第一批进关的摄影队共九位同志:摄影师吴本立(领队)、张永、高振东、瞿超;助理叶惠、于得水、徐来、刘维翰和我。出发前,摄影队和厂领导还拍了合影。1948年的八月十五,袁牧之厂长欢送我们摄影队从兴山出发。我们经哈尔滨到达大连。在大连,我们要乘船过海去山东里岛,海上有一条航线,但要过国民党海军封锁线。我们有海上侦察哨,安排过封锁线的时间。我们在大连等了一周左右就上船出发了。船比较小,海上风浪很大,大浪一来要把船顶到天上去,过了浪峰又要把船推到海底。船在大风浪中颠簸前进,速度很慢。夜里海上很黑,什么也看不见,船长突然发现左前方有敌人军舰,叫我们回到船舱里,不能点灯、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发现。我们九个人早已有准备,已经是商人的打扮,为了应付意外情况。航行四个多小时过了封锁线,我们到达山东里岛。

开始坐汽车,后来换马车,几经周折我们才到了石家庄。在那里,接待我们的是汪洋领导的华北电影队。我们在电影队等待分配任务期间,吴本立带着好多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出的片子,比如说《民主东北》等等去了西柏坡。吴本立说,中央领导看到了我们的这些片子后很高兴,评价比较高。说你们能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把电影厂办起来,还出了这么多好片子,不容易呀。中央对电影工作很重视,对我们也是鼓励。后来我们就分开行动了,吴本立他们两个队,去拍摄淮海战役,翟超和张永的队去拍摄太原战役。

翟超是我的第三位老师。他的手因为骑马受过伤。原来我们是用美国“埃姆”摄影机,比较轻;到了1948年以后,就换了苏联“埃姆”,那机器比较重、比较大,他的手拿不稳了,他就叫我来拿摄影机,他来指导我来拍摄。

太原战役开始后,我军十八兵团很快就攻破了阎锡山鼓吹的百里防线,接近了太原城外围,在重要阵地上开始了争夺战,比如牛坨寨,我们夜间攻上去,他们白天夺回,形成拉锯战。

太原城墙比较高,也很厚,城墙外有环城铁路,铁路外边又布了许多地雷,要攻城必须有重型炮火,才能把城墙打开突破口。我们是1948年10月才赶到太原前线,当时前线进行着炮战,上午敌人的炮弹向我方阵地打来,下午是我们向敌人阵地打炮。敌人主要想用炮火封锁我们向前方阵地运送弹药和物资的一段路程。我们到炮兵阵地拍摄,也要经过这段封锁线。敌人的炮打打停停,没有规律,有时我们在炮团阵地拍摄战士们战地练兵和射击的时候,敌人也常常会打过来几炮。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拍战士练习火炮操作,敌人打过来的炮弹落点离我们很近,我和瞿老师很快跑到掩体里,刚面对面坐下,听噗地一声一个炮弹皮子落下来,把瞿老师的脸和手划破了,卫生员赶紧跑过来给瞿老师包扎好。

要攻城,就要先打突破口。为了拍摄打开突破口的镜头,我们找好了拍摄角度从交通壕向城墙挖出去,挖了大概有70米,临时用门板搭点土,建了一个简单的掩体,用来拍摄突破口。

1949年4月,在太原前线与第十八兵团政治部的摄影科战友合影。前排(右一)翟超,后排(右一)高帆(科长),(右二)龙庆云

1949年4月,在太原前线与第十八兵团政治部的摄影科战友合影。前排(右一)翟超,后排(右一)高帆(科长),(右二)龙庆云

总攻开始前,我们就进入了那个小掩体。总攻是4月24日上午开始的。我们的炮兵部队以强大的炮火集中打突破口,炮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很准确地在突破口爆炸。我们就在掩体里拍摄。虽然拍一部分镜头就可以了,但是正在打炮,我们转移不了。停止炮击以后,原本我们要返回交通壕,那里有去突破口的通道。但交通壕里全是部队,我们没法走,太原城墙外二三百米的地区全是雷区,只有突破口下边扫过雷。怎么办?

我们不管这些了,一看交通壕没法走,我们就从掩体出来,走进了雷区。通讯员带着我们开始在雷区里奔跑,因为这是一条直线,很快就能跑到突破口。当我们离突破口下边的部队很近时,他们一看我们在雷区里跑,就高喊:不能跑,不能跑,那是雷区,你们不要命啦。我们一想,已经快到突破口了,还是往前跑吧。通讯员在前头,后面的人按照他的脚印跑。也算是万幸,我们竟一口气跑到了突破口。在突破口拍了部队登城的几个镜头以后,我们就上了城墙。因为通讯员知道路线,在城墙下边的一个民房里,我们找到了主攻团的前线指挥所。

前线指挥所的前边是一个突击排,我们俩就跟在这个突击排后边拍。拍到他们冲到一家银行,银行里的敌人投降了,打出了白旗还从银行里头把枪扔出来。我就赶紧拿起摄影机准备拍摄。上来一个战士对我说,注意,危险!因为你那摄影机敌人不知道什么东西,还以为是武器呢,敌人打你怎么办?战士说着就用身体掩护我拍摄。

这样我们跟着突击排,一直冲到敌人的绥靖公署,他们那些头脑人物,什么孙楚、王靖国都在里头。我们拍到了战士们把他们押出公署的镜头。

我们在太原又拍了一些地方的材料。完成在太原的拍摄任务后回到了北京。

太原战役是攻坚战。从1948年10月开始到1949年4月打进太原,取得最后的胜利。

进军大西南,一场长途追击战

说到拍摄进军大西南,开始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我们跟部队南下的摄影师郝凤格在南京准备拍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领导指挥作战的一些情况,但刘邓首长不同意。说:战争嘛主要是战士们冲锋陷阵,不要拍我们,要表现战士,你们把我们的战士拍好就行了。后来郝凤格回到北京时,跟厂里汇报了,厂领导就把这个情况汇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厂领导就跟总理说,我们要拍解放大西南的一些纪录片,要拍一些指挥作战的将领,但是他们不同意拍,拍作战的影片里没有指挥也不行啊。后来总理很快给前线发了电报,总理办公室就转告我们厂说,你们去吧,可以拍了。于是厂里就安排郝凤格、梁明双和我分别组成三个队来到了南京。

应该说我们的将领组织观念还是比较强的,总理一个电报就解决问题了。到南京以后,我们就准备拍将领们研究战役部署的镜头。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灯光,就得等着晴天。一看晴天了,我们就去作战室拍。当时南京比较热,要拍电影嘛,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首长们都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帽子。一拍完,他们就说,拍完了吧,终于解放了。他们脱下外衣一看衬衣全都湿透了。当时参谋长是李达,李达还专门叮嘱我们,说你们这个片子千万不能够丢,那是最大的机密了。因为我们拍的那个作战图,还有作战部署,哪个军在哪个地区,各种箭头都特别地清楚。我们告诉李达参谋长,一定不会丢的,我们单位有保密室。参谋长说,那好,要派专人送过去。在南京拍完了以后,我们三个队就分开了,分头下到部队去,开始拍摄进军大西南。

1952年12月在朝鲜西海岸五十军二营阵地,本文作者(左三)与一排的同志们共进午餐。

1952年12月在朝鲜西海岸五十军二营阵地,本文作者(左三)与一排的同志们共进午餐。

挺进大西南就是一场追击战。就是跑,追击逃跑的敌人,看谁的腿能跑,看哪个部队抓到的俘虏多。我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还坐了一段汽车。当时我们部队的将领是陈锡联,国民党一边是宋希濂,他们好像还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宋希濂知道我们坐汽车追击以后,就下令把沿途的桥、公路都给炸了。怎么办?就改走吧,行军。刚开始行军还按照正规走,走一个小时,休息十分钟,大家还互相拉歌,战士情绪还挺高。后来行军的速度不断地加快,最后,一天要走180里地,一天只休息四个小时,白天黑夜地走。四川全是山,我们走的全是山路。走夜路也不能打手电,只能看着前面那个战士背包上的白毛巾。晚上没有月亮,路根本看不见,就盯着那白毛巾。你要看着毛巾起来了,那就是他在跳,你到那里也得跳,就那么走。有人说走路能睡觉,真是能睡觉,那一点儿也不假,因为太疲劳了,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不少的人掉了队。一次只休息十分钟。一说休息战士们马上就地躺下就睡着了,就十分钟,一说开始行军就又都起来了。就是这样不停地走,不停地追。

1963年,本文作者拍摄马里总统凯塔参观中国在马里举行的经济展览会

1963年,本文作者拍摄马里总统凯塔参观中国在马里举行的经济展览会

当时我们把摄影机背在背上,我们要拍一个镜头,得把这 个机器从背包里拿出来,然后赶紧侧身拍,拍完了,收好机器再撵这个部队那就要用上一个小时。因为当时部队也多,追部队有时你还得找,找你的部队。靠什么找呢,靠当时每个部队都有一个代号,就在路旁写着,是白的,用石灰什么写的,就按照那个路标去找。

为什么设这个路标呢?因为当时整个部队掉队的也比较多,速度太快了。有一个连队掉得就剩下一个排 ,还有剩下一个班的,就是这样还是往前追,一个班的战士还是可以跑到前边抓国民党军的俘虏。当时我们的行军速度这么快,这一点敌人都没想到,他们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我们应该离他们还有几百里地呢,结果没想到我们已经到了他们眼前了,敌人整个的指挥系统就乱了。指挥系统一乱,国民党 部队就冲散了,谁也联系不上谁了,就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我们后来有两天就吃国民党部队做的饭。怎么回事呢?敌人他刚做好饭,没吃呢,我们就追到了。他们就赶紧跑,那行军锅都扔在地下,有的把猪腿煮熟了 ,扔了一地就跑了 ,逃命去了。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做好的饭,我们正好吃,就这样我们吃了两个中午。后来有了命令不让再吃了,说敌人真给你下了毒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吃了,还是自己做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的行军速度在敌人意料之外,按他们的计算办法我们超过了他们想像的好几倍。他们一点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兵败如山倒,部队抓得俘虏非常多。

记得过了彭水县 ,在一个小村子里还发生了一个事儿。当时我们跟着的部队追上了一批敌人,已经联系好他们要投降了,他们打白旗过来谈判了,我们就在那里拍谈判的过程,拍完了谈判以后,就等着拍领俘虏了。正在这个时候,又一支我们的部队打了过来。我们当时在村外的坟地里头,敌人在前方的村子里,结果从旁边打过来了子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部队司号员吹号,一对号就知道是哪个部队的了。团长知道是哪个部队的了以后,就告诉司号员说,告 诉他们,这里的俘虏给他们了,我们走。所以后来那些俘虏出来投降交枪的镜头我们就没拍上我们就撤了。因为都是咱们自己的队伍,两边不能为了俘虏再起矛盾。

我们跟的那个部队算是速度比较快的,很快我们就打到了重庆白市驿机场。白市驿机场边有个白马河,过了白马河,我们到了机场。在机场我们看到了一辆美国的紫颜色轿车,说是蒋介石坐的,他是来督战的。当我们到机场时,听说蒋介石的飞机刚飞走。当时蒋介石身边只有个临时卫队,他们在白马河这边打,阻挡我们的部队。他这一打,我们的部队就停了下来,就是这个时间蒋介石抽身走了。所以后来我们部队都很遗憾,大家都说早知道蒋介石在这儿,我们拼了命也要把他抓住。

到了重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国民党有个“11·24”屠杀命令。原来当时国民党已经知道大势已去,要不行了,毛人凤就11 月 2 4 日这天下令把渣滓洞 、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志士们分批杀掉。他们用什么方法呢?非常残忍 ,特别是 11 月27日那天 。他们先用机枪往监狱里头扫射、俯射 ,这一打 ,人们就都往外跑,他们再对往外跑的人扫射。扫射以后,看人没有跑的了,他们就去天井看看还有没有活的,有 活 着 的 就 再 枪 杀 。 再后来他们就泼汽油,泼上汽油烧,有的已经跑到墙外头,瞬间人整个都烧焦了。就这样国民党在他们知道要灭亡之前,把关押在狱中的那些革命者都处死了,只有极少数人侥幸跑了出来。

在重庆,领导把去滓洞、白公馆拍摄的任务交给了我。重庆离渣滓洞、白公馆很远,必须要有车。我们找到部队要车 ,当时刚刚打完了胜仗,解放了重庆,部队要开庆功会 ,人家车也安排不开 。怎么办?我就带着我的助手戚慎之,我们两个人到市里边去找车。还好我们找到了原来国民党绘图的一个单位,院子里有个美国“中卡”。我们就问这车怎么样?对方说挺好的,有油也有司机。车状况挺好,我们就征用了。司机就把车开到了我们的驻地,我们对他说每天你就到这儿来上班吧。我们跟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们派了一个地下党同志来帮助我们,当时那位同志脖子上还缠着绷带,他好像是姓罗,间长了,有点记不清了。他是从屠杀中跑出来的,在那些人里头他算比较幸运的 ,因为在屠杀中,他就脖子负了一点伤,是混乱中冲出来的。他的任务就是给我们带路。

就这样我们到了白公馆 、渣滓洞,拍下了好多资料。被烧死的,从墙头跑出去半路被打死的,还有死在厕所里头的……整个现场我们都拍了。

拍摄当天 ,大概是重庆解放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在那里当时有好多老百姓都在寻找烈士遗体。在渣滓洞那里的山头上,到处有人在挖,很多人边挖边哭。渣滓洞当时还是毛人凤训练特务的一个大本营,我们到那里时 ,枪都没有了,但是有好多子弹等东西在那一堆 ,没人管,还有一些刑具什么的,这些我们也都拍了。

1985年,本文作者(左)在黄果树风景地选角度拍摄纪录片《贵州风光》。

1985年,本文作者(左)在黄果树风景地选角度拍摄纪录片《贵州风光》。

当时这里党组织还没有派人或者派部队来接管,山上除了我们两个穿军装的,就都是在寻找烈士遗体的老百姓。我们在渣滓洞拍完了以后,就往山下走,准备到另外一个地方——白公馆去。往下走的时候,给我们带路的那个地下党过来跟我说,他说,我刚才看到一个国民党的特务 。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他说,我的思想没有一点准备。一看到他 ,脑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过去了。这样我们就回去去找。那到哪儿找呀,山上人很多,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不过相信这些杀人犯最终也不会逃过人民的审判的。

完成拍摄任务后 ,我和戚慎之跟着三兵团向邛崃方向进军。

 

(本文根据龙庆云在新影成立六十年时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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