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着敬意展现伟人风采
——《邓小平遗物故事》总制片人王燕访谈

王燕

      记者：关于以邓小平为题材的影片，无论是电视剧、故事片、电视纪录片，还是纪录电影，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本片是如何以更新颖的方式和视角展现邓小平的伟人风采？

       王燕：本片是以邓小平同志留下的遗物为载体，每集一件遗物引出一个主题，从点滴细节入手展现伟人风范和时代风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用过的工卡、到江西下放劳动时穿过的工作服、参观航天科研机构时获赠的火箭模型、欲功成身退时写下的辞职信、孙辈们赠送的玩具组合、无意间留下的特制香烟……这其中有感人至深的夫妻情、战友情，也有波诡云秘的政治博弈与外交破局；既呈现了伟人的平凡一面，也展现出他扭转时局的强大气魄；所涉及的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南方谈话等内容，都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大事件……而其中许多史料和资料画面更是首次呈现给观众。

       记者：本片每集通过一件遗物引出一个主题，在结构全片、勾连每件遗物与遗物背后的故事方面，存在怎样的难度？是怎样解决的？

王燕：遗物与其背后故事勾连的问题，是本片在制作中比较难解决的。我们在前期策划时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探讨。我们是要突出遗物，还是突出邓小平遗物背后的故事？现在再看本片，再回想整个创作的过程，其实还是要反映大历史背景中邓小平同志的风采，展现一代伟人的风范。回想创作过程还是有些遗憾，以“邓小平遗物故事”为题架构全片毕竟有不足，比如二十集中有些遗物与故事的联系较紧密。像《工作服》讲述邓小平在江西下放时的乐观心态，《一组批示》讲述邓小平细致缜密地规划高考制度改革，《讲话提纲》讲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的历史大事件，这些集的每一件遗物都能够串联在全片中，遗物的讲述不脱离主题。但是在《轮椅》《灰色棉大衣》《基辅牌照相机》等集里，遗物仅仅是一个切入点，是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小细节，放大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故事，遗物在故事的讲述中就会有些游离，这也是现在我们总结本片得与失的关键所在。

       记者：本片是如何处理故事讲述与历史背景两者之间关系的？对于邓小平同志这样的大人物，本片在创作上有何新意？

王燕：首先，事件的讲述要和历史背景有机结合，将故事链、历史背景穿插在讲故事中。本片主要通过每一件遗物讲述一个主题，这些主题包含改革开放、中苏关系、中美建交、香港回归等历史大事件，要想将这些大事讲明白，必然不可缺少历史背景的讲述。将历史背景穿插在故事讲述中，历史背景有时是构成故事链的环境，有时是构成故事链的转折，还有时是故事链的一个重要环节。将故事、细节与历史背景相互关照、巧妙融合，最终讲述的才是有历史厚重感的故事。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我们也着重突出表现邓小平这样一个大人物背后的小情怀，伟人也不再是高高在上触不可及，拉近了观众与小平同志的距离，他就像是我们身边的长辈，他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平凡老人。

       记者：听说《邓小平遗物故事》在编导们进入编辑前，编导组以《基辅牌照相机》为例制作了一集样片。在创作多集数的影片时，样片对于整部影片有何作用？

王燕：《邓小平遗物故事》一共二十集，集数较多，在前期策划时，包括中央文献的同志与我们的编导，大家对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在期待的同时也充满疑虑。后来我们将《基辅牌照相机》做成样片给中央文献的同志观看时，得到了一致肯定和认可。样片的成功，为我们后面十九集的创作树立了标杆，这使包括编导和撰稿在内的所有创作人员都很兴奋，也使大家对节目的创作更有信心。

在样片《基辅牌照相机》创作过程中，编导组反复磨合探讨，寻找创作灵感，在片子的结构、故事的逻辑方式、具体的包装方式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新进组的编导也可以通过看样片迅速融入团队。

       记者：1997年您也曾参与创作过一部邓小平题材的纪录片《丰碑》，相信您对小平同志有着更特殊的情感。上一次创作经历对本片的创作是否有所帮助？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帮助？谈谈您的感受。

       王燕：《丰碑》是一部反映全国人民缅怀邓小平同志的大型电影纪录片，曾经获得过中国电影“华表奖”，那一部影片的创作对我的影响很大。如今十七年过去了，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这次为小平同志做片子，我始终都是带着对小平同志的敬意和感恩之情。团队中很多年轻的编导，对那段历史并不熟悉，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受益者，经常与各位编导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带动大家，让编导也能进入到这种充满敬意与感动的创作氛围中去。随着创作的进展，编导们的创作情感也在慢慢地变化，从最初单纯对伟人的认识，到最后无论是中年编导还是年轻编导，大家都是带着情感完成的这部片子。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创作过程中，只有带着情感去创作，作品才能有温度，才能有感染力。小平同志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做的努力，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样的伟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