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在文献纪录片中的作用
——《邓小平遗物故事》创作思考
文／吴 迪

  本文作者吴迪

    不同以往的是，在纪录片当中伟人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而是更加平民化，更加“接地气儿”。正如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一份真真切切的情，将这位老人带到了我们身边。

       自从2014年1月加入《邓小平遗物故事》摄制组，我才第一次接触文献纪录片，第一次以编导的身份进行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既然这是一部文献纪录片，那么如何将文献转化为影视化语言并呈现在观众面前，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只有最真实的历史才能吸引观众。

       历史资料运用得当，片子才会显得充实、有带入感。资料可以分为四大类，即影像资料、图片资料、文字资料、声音资料。在文献纪录片当中，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料，让这些资料发挥出新的光彩、展现出新的魅力，是片子能否成功的关键。

       影像资料，以它独有的优势在文献纪录片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影像资料又可以分为特定事件资料和年代资料。

       特定事件资料，顾名思义就是具体事件的对位资料。《老照片》描写了邓小平与周恩来总理的战友情。当邓小平用颤抖的声音为周总理念悼词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无需更多的渲染，观众都会为之动容。这就是影像资料的魅力，它会在观众心中产生共鸣，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基辅牌照相机》一集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影像资料，邓小平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大学。这段资料不仅为观众展现出真实的历史，更用直观的方式还原历史，加之首次披露相信也能成为吸引观众的亮点。《轮椅》中，采用了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同期资料，其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工作人员：“这是，英国驻京记者，这是英国随行记者。”邓小平：“总要拉个手吗？双方谈得很好，所以应该祝贺，效果也好，你们满意吗？”这样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又为观众刻画出一位伟人的机智、幽默，为勾勒主人公性格特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影像资料中的年代资料，在文献纪录片中会经常被用到。在讲述历史事件时，很难保证所有影像资料对位，这时，我们会用有类似时间特点的画面代替，以加强时代感和真实性。

       图片资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很难留下详实的影像资料，这时图片就显得尤为珍贵。《工卡》中邓小平留学法国时留下的屈指可数的三张照片，不仅是他在法国留学的历史见证，更包含着邓小平从勤工俭学走向革命道路的故事。《给中央的信》中，邓林给邓小平拍摄的他和孙辈同坐在台阶上的照片，邓小平像普通老人一样爱着他的孩子们，爱着他的家庭。一张照片可以完美诠释出伟人平凡的一面。

       文字资料，包括：信件、文件、批示和书籍等，这些资料在文献纪录片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一页泛黄的纸张，一段富有历史感的文字，都能和观众擦出火花。《工作服》和《给中央的信》中都讲到了邓小平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这些信中有的是体现邓小平想复出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强烈愿望，有的是为孩子争取医治的机会，虽然每封信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一位革命家、一位父亲的真情实感。一位有血、有肉、有情的伟人，就在这一行行文字中渐渐清晰、完整。

       声音资料，作为一部描写一代伟人的文献纪录片，伟人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遗物故事》中无论是站在检阅车上喊出的“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问候，还是在科技大会上说到“我愿意做大家的后勤部长”这样的话语；无论是激昂慷慨的号召，还是风趣幽默的作答，这些宝贵的声音资料都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伟人风采的再现。

       在接触文献纪录片之前，我会将资料和黑白、枯燥这些没有生机的词语联系起来。但通过《邓小平遗物故事》，我渐渐地改变了对资料的看法，开始试着去探究资料背后的历史；试着去挖掘资料背后的故事；试着去体味资料的魅力。从资料的细节中可以找到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发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红旗牌检阅车》中，有一段是对1984年国庆阅兵的描述，其中一个细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这次阅兵式上，站在天安门上的将领们穿的是65式军服，而受阅部队则全部换上了85式军服。通过这一细节，为后面邓小平领导中国部队改革，百万大裁军做了铺垫，在叙述上也更自然、流畅。

通过对资料的发掘利用，赋予影片不同的视角，使影片内容更充实，也使编导能够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创作空间。有了资料做骨架、做血肉，影片才会更真实、更鲜活、更具说服力。

（本文作者：纪录片《邓小平遗物故事》分集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