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峡》创作手记：
《断章新三峡——迁徙的民族》
马文焱

拍摄《新三峡》，心绪始终飞翔于高位。

7月26日是让人奇思妙想的一天。午后，室外实测温度38度，在炽烈阳光的烘烤下地表温度达到了48.5度。整个大地热得像一口不粘锅，我们这个负责拍摄三峡大坝的六人小分队，全部十二只在水泥地面上移动的脚掌瞬间滚烫起来，像是炭火烤炉上翻腾的鸭蹼，就差点盐巴面和孜然粉这类佐料了。即使是频繁饮水，仍然觉得口渴难耐，汗水迅速浸透衣衫，人就像从汤锅里捞出来一样，浑身上下蒸腾着水从液态到气态的升华过程。

酷暑之中，我们仍然在三峡坝区内转场、拍摄。原因只有一个：在水雾蒸腾的三峡坝区只有这段时间光线尚可，一旦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弥漫的雾气就会再次将整个三峡坝区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到了那时气温虽然低了，但摄影机记录下来的三峡大坝却如坠云里、雾里，神龙不见首尾，不知镜中为何物了。

热浪中的大坝和外送电力的铁塔群静立无声，辽阔的坝区显得异常空旷，花草树木被热气蒸得枝条低垂、丧尽失生气，除了偶尔从身后划过的一两台汽车，算是人类在这里活动的踪迹之外，只有我们搬动轨道、架设器材、调度镜头的身影在热浪中活动。树丛中声嘶力竭的蝉撕扯着闷热的空气，烦躁并且寂寥。这是另一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境。

可谁知，当我们结束左岸电塔群的拍摄，刚刚转场穿过坛子岭，却听到了几缕清脆的女声：“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参观举世文明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既我们通常简称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中段，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三斗坪……”随后扑面而来的竟然是汹涌的人潮。摄制组的工作车穿行在坛子岭上，只见穿着各式工作服的导游们一手高举着旗子，一手持着喇叭，身后则永远簇拥着几十、上百的各色游客。人潮前的导游们念念有词，精神抖擞。

看到三峡大坝，游客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叹，许多人甚至一直举着相机、摄像机各角度拍个不停。游客中有不少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有一些呀呀学语的孩子，甚至几个襁褓中的婴儿也被父母抱着来参加游览。最扎眼的，就要数一群金发碧眼、人高马大、叽哩呱啦的“老外”了，他们彼此簇拥着、指点着，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兴奋，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

放眼坛子岭景区，游人多得密如织缕。这样火爆的情景，让你忘记了现在是流火的7月，大地正经受着48.5度高温的烧烤！置身兴高采烈的游人之中，我们突然觉得拍摄三峡大坝不再是普通的工作，几丝神圣感悄然萌生。瞬间就忘掉了疲惫，甚至镜头里的普通景致都优雅、别致了起来。

这些上至老人下至婴儿的游人们是由导游临时组织起来的，尽管队列不整齐却井然有序。我在想，导游究竟是怎么让人们甘愿冒着酷暑、顶着烈日不远千里、万里的来观看三峡大坝呢？三峡大坝又为何会有这么强大的吸引力呢？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做着种种奇怪的事情。拿我们中国人来说吧，既安土重迁固守家园，又常常因为种种事情频繁迁徙，甚至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搞起了移民运动，同胞们的落脚地、定居地早已遍布了全球五洲四洋。又比如，中国人既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又崇尚后羿射日、愚公移山这类以人力改变自然形态的胜天精神。这似乎非常矛盾。

三峡工程，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个“矛盾”心态的折射体。这或许正是人们不远千里万里，冒着酷暑严寒也要来看它一眼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最不愿意迁徙的民族，千百年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人“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恋土情结。男人顶着太阳在田中出力，女人拿着扫帚忙在家中忙碌，这董永与七仙女式的理想生活，一直是人们心中所谓幸福生活的标准模样，对这幅图景的描绘多到不胜枚举。愚公移山的故事，其实质也是这种渴望的迸发。为了过上这样的田园生活，田赋劳役重压之下的自耕农和无田无产的佃农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不知暴发了多少血流成河的土地战争。“想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成了农民阶级发自心底的呐喊。

从另一方面来看，传统的农耕经济，即使是发展到极限也无法强国富民。乾隆后期，虽然农耕经济发展到了顶峰，土地的产出也达到了当时的极限，但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遇到灾年仍然时常“饿殍千里”、易子而食。导致这种惨境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粮食的产出量，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已经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重农耕，抑工商”的国策，使政府没有拓展新产业、形成新财源的能力。清朝要养活的人多了，粮食又不够用，政府就基本丧失了大范围赈灾的有效手段，到了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社会矛盾终于积累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农民起义遂成蜂拥之势，迅速火烧连营起来。

耕读传家，必然固守土地。所以，历史上中国人骨子里最不愿做的就是离家远徒异地谋生。但是翻遍二十四史，穿州过省的长途大迁徙却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常态。自打秦军南征，将大批北方军士留在南疆开始，北方人向南方行走的足迹就从未断绝。楚汉战争、三国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骑兵南征、金人南侵、清军入关……伴随着政权和朝代的更迭，上演了一幕幕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悲剧。汉初把各地豪强迁到长安；元末明初把湖广百姓填充到饱经战乱后的重庆、四川；靖难之战后，明成祖朱棣把大批山西人迁移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河北、山东……以至于清末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最典型的移民潮。迁徙的痕迹在今天依然刺目耀眼：遍布赣闽一带的围屋、土楼，仍然诉说着客家人千里辗转的故事；山西洪同县的大槐树依然是人们创追思祖先的情感归结点。

迁徙的路是血泪与水火构筑的。冯小刚导演拍摄的电影《一九四二》真实再现了中国农民被迫踏上艰难求生路的情景：风霜雪雨，饥寒交迫，骨肉分离，战火纷飞，生命倒悬……空中落下的炸弹炸飞荒野中的白骨，游走于死人堆里的野狗引导着天空中成群飞舞的乌鸦……一帧帧血淋淋的画面将我们这个民族最悲惨的岁月展现得一览无余。那毫不掩饰直面苦难的手法，那毫不躲闪直击苦痛的方式，那毫不雕琢直抒胸意的直白，带有一种强烈的、对还原历史真相的迫不急待，惨不忍睹却极其真切。所以，社会上虽口诛笔伐，电影导演仍态度不改，态势凌厉。可是，导演为什么非要“强迫”观众去接受这些过往的苦难呢？他在的盛情之下隐藏着什么样的目的呢？

中国人说话很有意思，把“水深火热”比喻成苦难的极致。以“上善若水”为例，又把自然界的水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来认识。在西方人看来这都是极其简单、朴素的观点。与西方比起来中国人始终不那么“高深”，但是中国人却极其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水，对中国人的来说一直是福祸相依的物质。河山相拥、云蒸霞蔚、紫气升腾，中华文明起源于水，擅治国者必擅治水，擅军事者必会用水。与此同时，害民乱国的巨枭雄贼也往往会以水生乱。在风雨不调的年景，自然界的水也会冲破山川的束缚，并吞八荒，残害生灵，摧毁文明。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消解民族灾难一直是民族英雄、国家栋梁们的毕生追求。炎黄始祖是这样，大禹是这样，李冰父子也是这样……民国之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事业频频受挫，革命形势波谲云诡，晦明晦暗，动荡不安。在个人生命时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山先生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仍然提出了宏大的《实业计划》，其中治水就是重要一项。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根治黄河，治理淮河，治理长江……一一被提上共和国当家人的议事日程。

人算不如天算。1954年长江中下游区梅雨期延长，雨量大增，致使沿江地区出现了近100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随后，降雨带扩展至全流域。长江上游自接纳了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等主要支流来水后，在宜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洪峰，全年流量超过40000m³/s的时间达45天，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洪峰流量持时较长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当年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有123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是长江安澜的生动写照。为了这样的图景，从大禹治水开始，到2009年三峡工程全线完工结束，中国人梦想、奋斗了数千年。

建设三峡工程，光搬迁移民就接近130万人。我不知道如此规模的移民在中国历史是不是最大的一次，但这确实曾经被称作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三峡库区从宜昌到重庆拆迁范围之广在世界各国也史无前例。因此，建设三峡工程之初，许多国际友人曾经普遍认为中国解决不好、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实施的“开发性移民”是一个顺民意、安民心的创举。举国支援三峡，全国人民援建三峡，建设移民村镇、移民小区，培训移民子弟，支持移民创业，扩大移民就业渠道……130万移民基本实现了当初设想的“移得出，稳得住，逐步能治富。”如今，当年最小的移民也已长大成人，步入了恋爱、成家、立业的人生阶段。虽然远离了三峡，却同样精彩了人生。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三峡移民仅仅是一个开始。现在中国人早已不再固守土地，人们纷纷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人步入了留连五洲，纵横四海的新时代。今天，人们的迁徙幸福且豪迈。

三峡工程安澜了长江，三峡平湖造就了新的城市，三峡水电点亮了万家灯光，三峡航运推动了经济繁荣……

我的根在三峡，平湖下面是我家。三峡工程改变了自然山川，同样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改变了我们思乡的轨迹。三峡工程是旧乡愁的终结，却是新生活、新时代、新乡愁的开始……

“世界第三长河长江，源于世界屋脊，上经‘天府之国’，中贯‘鱼米之乡’，下串‘人间天堂’，给两岸以灌溉之利和舟楫之便。然而，它一旦暴怒，便为浩劫，沃野成为泽国，民众或为鱼鳖，是中华民族一大心腹之患。尤其在险段荆江，每至汛期，千余万人头枕悬河，夜不成寐。所以，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荆江河段的防洪问题是兴建三峡工程的首要出发点……”

在48.5度的地表高温里，我们的摄影车穿过了观看三峡大坝的最佳地点——坛子岭，在我们身后，导游和游客们的热情却早已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