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五集电视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
总制片人王燕、总编导樊志远

五集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中央新影集团官网专题报道

[导语] 由中央新影集团历史节目部和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已于2015年8月17日-8月21日在央视科教频道首播，并在爱奇艺同步上线。首播后，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截止8月25日该片在爱奇艺的总播放量已达到13.3万次。中央新影集团官网专访了总制片人王燕和总编导樊志远，为您讲述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影片介绍]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对1062名在押侵华日本战犯进行处理，45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被判处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其余1017名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这一判决，彻底改变了这1000余名日本战犯其后近60年的人生……

这些日本战犯从何而来？他们为什么会在抗日战争结束11年之后才受到中国政府的审判？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中，这些战犯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在归国后的岁月中，会有怎样的颠沛与坎坷？

电视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寻访抗日战争结束70年之后，仍旧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不断忏悔的日本战犯，探寻他们持续多年反思的根源，对当今中日关系的现状进行追问……

[记者] 请您讲述一下本片创作之初的策划情况。

[总制片人 王燕] 本项目的源头是新影资料库，这些资料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购买胶片拍摄的，资料有战犯忏悔同期声的影像，新影独家影像资料非常珍贵；当下的切入点就是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是一部电影，五集电视，总局重大审查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节目做的很精良。高峰副台长评价说，在众多抗战题材中独树一帜。以往历史节目部做的都是定制产品，而战犯项目是历史节目部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算是市场运作的项目。

[总编导 樊志远] 2013年8月，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在领导安排下，被提上日程——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关押1109名日本战犯，1956年，除47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死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对其中45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并将其余1017名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

20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派专人对此事件进行拍摄，对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现场进行了详细地记录，目前存留的资料共计约820分钟。其中，还拥有大量战犯认罪、证人作证、审判过程的同期声。

[记者] 您提到了这部片子是节目部第一次市场运作的项目，当时是如何市场运作的？这次市场运作对今后的项目创作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总制片人 王燕] 有了好的策划钱从哪里来？首先还是先从传统媒体入手，之前高峰副台长已经与南京广电打了招呼，在郭本敏副总裁的带领下到南京广电，获得了100万的签约。到国新办进行推广，国新办正好在征集抗战七十周年的项目，国新办看上了这个项目，仅仅给30万。有了这130万可以启动了，一边做节目一边继续寻找资金。

随后是不断与各方见面洽谈，江西、山西、辽宁，以及媒体和文化公司，方方面面见了很多人。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政府部门是不要经济回报的，只要政治回报、政绩回报。但他们觉得这个项目不是他们需要的视角，策划不属于主旋律作品。当时感觉辽宁最有可能投资，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辽宁，但辽宁方面表示已经在做这个项目了。

文化公司、出版集团、深圳文化投资公司……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项目，非常好的话题。但是找不到赢利点：看不到市场回报的点，也无法植入软广告，紧靠电视播出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所以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中间还与国外媒体进行过接触。

两年来一直感觉攥着一个好东西但是推销不出去，但做到今天我也有一个思考，所谓好东西要看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从纯粹制作一个纪录片确实是一个好选题；从政府宣传需要来看是个好的宣传产品；从市场看总体感觉是有行无市。

集团领导一直很关注这个选题也尽力多想出路，随后市场部的同志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在郭本敏副总裁的领导下，最终推广到中央十套、爱奇艺网站、上海台等，现在正在与电影频道联系推广。目前，还有一些频道正在联系准备购买播出版权。通过与市场部合作，我更觉得市场部要更早地介入影片创作过程中，最好从策划就开始介入工作，越早越好。

这个项目可总结的点很多，创作上、资金运作上、特别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把钱主要投在什么地方？摄制组分别于2014年春天、秋天两次赴日本拍摄，日本拍摄费用很高，但为了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不惜一切往里砸钱。

[记者] 关于日本战犯这样一个题材，您认为它有哪些特点？选定这一题材的原因是什么？

[总编导 樊志远] 这一题材有四个特点：一、“老”。说它老，并非指题材陈旧，而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久远，了解此事件的亲历者已经不多；二、“正”。这个题材涉及中日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制作此类题材时，一般只能采用正史的陈述方式；同时，还需要注意“政治”的正确；三、“冷”。中国政府关押日本战犯，在当时属于保密行动，后来的审判也并非众所周知，审判之后将近60年的时间内，国内外对此话题的讨论也并不激烈，总之，只有小众人群关注这个话题；四、“杂”。“审判日本战犯”这个题材，看似内容单一，但是，实际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侵华战争中日军暴行问题、战后日本投降问题、中日战后关系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乃至现在的中日之间民众的相互认知问题等等。纪录片的制作，需要了解多方面的背景，更需要注重现实维度。

选定“审判日本战犯”这一题材有一个重要原因：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届时，会有大量的抗日题材的纪录片出现，如何在众多同类题材纪录片中，树立自己的风格，是《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追求的目标。

[记者] 本片在摄制过程中，相较于众多同类题材纪录片，您是如何做到树立自己的风格的？

[总编导 樊志远] 摄制组在摄制过程中，需要避免出现以下问题：

一、题材雷同。2015年，是一个纪念抗日战争的大的时间节点——中国第一次会在当年的9月3日举行阅兵，阅兵前后，对于抗日战争的纪念，肯定会成为一股宣传的潮流，众多抗日题材的同时出现，难免出现题材撞车的问题。

据了解，关于审判日本战犯的纪录片近十年内共有四部：2005年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制作了《罪与罚》，2008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认罪——抚顺战犯管理所六年》，2014年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制作了三集纪录片《特别监禁》；2014年，凤凰卫视制作了五集纪录片《阳光下的囚徒》。这四部近期制作的纪录片，或以大量再现讲述改造战犯历程，或以中日双方口述勾勒历史。其基本立场在于历史的还原。

在《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创作过程中，必须有效避开与同类题材雷同的可能，在叙事中出新。同时，也必须避免“为纪念而纪念”的应景之作。

二、价值取向单一。文献纪录片的价值，除一般的文献性之外，还必须让多个角度的声音同时出现，在众多视角中，渗透出创作者的叙事意图。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献礼之作，不能为献礼而片面夸大某一方面的思想意志，最终丧失多元化的视角——如果连可信都做不到，纪录片就会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

三、叙事保守。作为文献纪录片，“真实”肯定是第一位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必须面向观众的电视节目，就要求纪录片的叙事必须有创新意识，尽可能地将故事性、悬疑性渗透到纪录片中，当然，这种创新必须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之上。

四、视野、格局过于狭小。一部文献类纪录片的创作，不能就事论事，即使是最为精致的细节，也需要注意它发生的历史背景。创作者只有对自己的视野和格局不断提出要求，才能准确地选择细节、设置故事悬念。否则，纪录片往往会被困在细节叙事之中，而缺乏深度。

对于《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所有成员来说，本片题材涉及内容极为重大、敏感，而且需要制作完成的纪录片体量庞大——5集52分钟的纪录电视，加一个90分钟的纪录电影。而且纪录电视与纪录电影的叙事内容不能过度雷同、叙事角度需要有明显区别。本片的制作难度之大，可以说是显而易见，而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所有成员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极为简单——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记者] 在制作过程中，摄制组进行了哪些尝试？

[总编导 樊志远] 摄制组进行了四点尝试：一、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开掘；二、真实呈现当下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以这些问题反观“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三、多方面史料搜集，以达成史实的精准；四、叙事平和，解说以陈述事实为主。

[记者] 刚刚讲到了新的尝试，摄制组采取了哪些方法将叙事视角向多元化开掘的？

[总编导 樊志远] 对于某一事件的还原，有一说一固然重要，但是多元化声音的呈现，也同样不可缺少。

中国政府关押改造日本战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本身就具备“中国”和“日本”两方面的人物。但是，只有中日双方亲历者的讲述就够了吗？为了多层次地、真实地呈现历史，《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拓展了叙事的角度。比如，以往同类题材一般都会采访“中国管教”与“日本战犯”两类人，这两类人是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角度，但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70年之后，如果纪录片的制作仅仅执着于当年中国政府如何关押、改造日本战犯这一狭小的叙事维度，就只能说出一个与现代观众毫无关联的僵死的历史故事。

对于日本战犯的关押与审判，我们必须放在抗日战争及后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这一长远的维度进行考量——为什么在抗日战争结束5年之后，中国政府一定要关押、审判日本战犯？这些日本战犯在战争中究竟做了什么？在战争过去70年之后，中国人是否能够原谅这些暴行的制造者？日本人的道歉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接受？——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审判日本战犯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因此，摄制组需要增加叙事角度。

一方面，横向角度，增加两方面人物：一是参与侦讯、审判日本战犯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了解日本战犯的具体罪行，也深知侦讯的历史细节；二是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起诉书提到的中方受害者——这些人能够还原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具体罪行，更能够带入中方战争亲历者的角度。另一方面，纵向角度，增加中方亲历者后人及日本战犯后人的采访——中日双方的后人，即能讲述从祖辈听闻而来的历史，也能谈论现今中日双方民众相互之间的观感，他们是勾连历史与现实极好的媒介。

[记者] 本片是如何将当下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呈现出来的？

[总编导 樊志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这一论断，几乎成为历史类纪录片的一个制作前提。

我们为什么要在2015年推出《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这部纪录片，为什么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绝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这一历史事件与我们的当下有关。我们都知道中日民众之间相互的观感并不乐观，中日两国之间的现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将中日之间当下存在的问题作为现实线索进行引入，即使不能深入讨论，也希望将现实问题作为历史事件讨论和反思的坐标——不能否认，很多现实问题，都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成片中，我们直接呈现出日本中学生所表达的对于中国的“反感”，也通过中国受害者之口，表达了很多中国人的心态——对于那些曾经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的日本战犯，中国人“无法原谅”。

中日现实问题的呈现，给当下观众造成很强的带入感，成功吸引很多观众对这一小众题材的纪录片进行关注，借由这种关注，带来思考的可能。

[记者] 本片涉及到了大量史实资料，摄制组是如何搜集，并保证这些史实的精准度的？

[总编导 樊志远] 多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这一事件的历史研究不足，整体上讲，私人回忆多，而准确的文献资料梳理少；日本方面的研究多，而中国方面的研究少。作为文献类纪录片，必须多方面搜集资料、核实历史，以确保纪录的真实性。

从影像方面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保存的资料绝对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大量日本战犯认罪的同期声，更显珍贵。但是，这些资料绝不是唯一的史实来源，为寻找资料，摄制组前往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日本战犯的笔供、审讯记录等文件，并将这些文件中记录的内容，与研究者及当事人进行核对，确保史实的准确。

同时，摄制组还走访了很多亲历者的后人，搜集到很多当年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性文章。

在解说词的撰写过程中，摄制组将多方资料汇总、比较、斟酌——有准确时间的尽量用准确时间，拿不准的，尽量模糊处理，避免错误。

[记者] 您提到了本片的叙事平和，为什么解说要以陈述事实为主，而不是像一些献礼性的纪录片那样加以评论呢？

[总编导 樊志远]献礼性的纪录片最怕叙事的宏大与评论的泛滥——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传播的可能——宏大的叙事缺乏亲和力，很容易给观众造成疏离感，而评论的泛滥，又容易让观众产生“被压迫感”，强制性的灌输，反而会增加观众的反感，从而让影片失色。

为避免这一问题，《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在解说的写作中，力求以陈述事实为主，用细节制造悬念、营造故事，将编导的观念表达，渗透到每一个细节的编排之中。例如，为反映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反思的缺乏，编导在解说中，并未以评论类口吻呈现问题，而是在表现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用后半生不断讲述战争真相却不被家人理解这一细节之后，以日本战犯自己的同期声表现这一问题，最后以愿意讲述战争真相的健在日本战犯人数的日益稀少，来凸显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

[记者] 作为总编导，您觉得本片在话题的开掘与历史解读方面有哪些可供他人借鉴的经验？

[总编导 樊志远] 一部纪录片的题材可以重复，但是，对于话题的开掘绝对需要新意。这种开掘，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多元化的角度、强烈的现实关照、平实的叙述等等诸多手段，直面历史、还原历史，最终达成让观众能够对历史问题有所思考，这样才能完成一部纪录片的使命。

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存在多种可能性——每部纪录片都会将自己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融进纪录片当中并通过影片表达出来，这种融入与表达，就是可能性的完成。

有多少纪录片的制作者，对于一部纪录片题材的解读，就存在多少可能性。题材会重复，但是，纪录片人的解读方式，总会有所区别——对于某一问题应该怎样去解读？怎样解读对于当下才有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纪录片人解读历史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它由时代决定，也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视野决定。

总之，在制作《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过程中，摄制组的所有成员都力图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融进纪录片之中。纪录片播出了，我们的解读也就完成了。

一部纪录片的完成，就像学生交上了论文——学生历经数年，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撰写出一片文章，试图有理有据地提出一些问题、表达某种思考。文章一旦撰写完毕，学生想要说的和能够说的都已经呈现在文章里，至于好坏与评论，是论文导师和论文阅读者的事了。纪录片也是如此，一部纪录片说不了太多东西，表达有多大意义，主要看有多少观众愿意看、从纪录片中观众又愿意看到什么？编导们费尽心力的思考、撰写、剪辑，我们的全部希望，只是想讲一个通俗易懂，但又不落俗套的故事。

[记者] 节目播出后，在爱奇艺上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您觉得此片收到如此之高的关注度的原因是什么？网友是如何评价这部影片的？

[总制片人 王燕]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8月17日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首播，同时在爱奇艺网上线。首播当天反响热烈，网站的点击量达到45000次。

相对于其他同类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的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视角极为独特，播出之后，很多观众通过微博、微信在网上对本片进行评论，爱奇艺网站也有不少观众留言。本片的播出，在社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一方面，观众对本片的制作水准表示认可，节目播出不久，就收到来自各方反馈，抚顺战犯管理所日语翻译张梦实之女张欣说“这部片子拍得真实、感人！从播放的片子中能感受到制作的辛苦和不容易，非常感谢”；有专家认为本片“手法细腻”、“在众多抗战题材中独树一帜”；有网友说，“从中央六到中央十，五个台有四个在放抗日相关片，从抗日神剧、电影到纪录片。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看上去还靠谱，感慨于取证之难，战犯之精英败类和狡猾”，认为本片是“一部真诚的片子”、“创作团队有实力”。

与此同时，更多的网民也表达了他们观片后的思考，很多人看到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有人说，“看《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真的是感慨颇多，里面经历过（战争）依旧在世的日本老人诉说自己的暴行，能这么轻易地说出口，也看出了当时他们清醒过来后，是多么后悔……看了这个节目，我也是很心痛很难过，心里很不舒服”。

在爱奇艺网上，很多人在观影后留言，“全都可怜，中国可怜，日本也可怜，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战争狂热分子，我们不能以一概十，但国难不可忘，对于现在的日本右翼分子及现任首相安倍，真的是很讨厌的人啊”，还有网友说“当人沦为兽，是人类的灾难，历史不能重蹈覆辙，中国人（应该）牢记这一点”。

[记者] 制作团队是否考虑要对该片及相应题材进行后续的开发计划？

[总制片人 王燕] 以往我们一个项目播出之后就算完成任务了，但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大量的口述采访、珍贵影像及最新的拍摄资料，下些功夫找到独特的叙述点，依然可以继续出些新的作品。当然首先还是需要找到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