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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我们的故事》导演手记
刘俊宇

发布时间:2015年10月13日 10:38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本文作者刘俊宇

      本文作者刘俊宇

作家、游客和摄影师传递给我们草原的形象——奇美的风景和少数民族异域的风情。至于草原世界里还有什么,多数人不关心。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对“与我无关”的世界有天生的漠视,自顾自地活着,除了猎奇,没有必要付诸关心。

为了拍摄纪录片《草原:我们的故事》,我和摄制组的同事们不得不去多看一些,多了解一些。我们不停地往草原深处走,尽可能丢掉固有的草原印象,去旅游者无法涉足之地,和牧人交朋友。我们和他们同吃同住,一同翻山越岭转场迁徙,一同上山挖虫草,一同喝盐碱水,一同祭敖包、拜神山、转嘛呢堆,了解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讲述阅历、表达内心。我们体验与记录的过程,近似一次忘却经验的社会学田野调查。

我们采集了许多故事,足以证明草原世界不是仅用风景和风情能概括的,它们远比游记深沉。《草原:我们的故事》讲述了三十五个故事,记录了与草原打交道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在不同草原上的生活原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则案例,韵味都在故事之外,观众可自行体会。还有许多被我们放弃的故事,它们往往同样拥有极大的趣味性和故事性,甚至有更大的触动。远在加拿大,我的大学同学,如今的社会人类学博士说——它们是研究草原社会有价值的样本。

毕竟我们不是田野调查。仅就纪录片而言,《草原:我们的故事》更多时候是众位编导关怀现实的体现。如果能从社会学或人类学角度多说两句,《草原:我们的故事》的价值自然不限于此。

在此我只讲述两例。

 

像农民那样活着的牧民

 

老牧民有职责把一些生活经验传授给年轻人——草原上野生黄羊交配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家牲畜配种了,生下的小牛羊肯定健康……到了要转场迁徙的季节,几个老牧民结伴,骑着马去找草场,围坐在草地上,随意抓几把看看、闻闻、尝尝,就知道草好不好,够不够一个嘎查(牧业村)牛羊吃的……看云层翻滚,就能估算出初雪的日子,甚至哪里可能会有白灾(雪灾)黑灾(冬旱),冬季一定不能去……水草丰美的草原固然好,但能在冬季救命的却是荒漠草滩——降水养好草,但冬天雪也大,积雪那么厚牛羊吃不到草,荒漠草滩雪少,牛用蹄子刨刨就能吃到,牛吃浮草,后面的羊吃草根,一冬天就过来了……

上述内容是我从内蒙社科院出版的几册老期刊里看到的,记录了一个叫巴亚尔图的老牧民如何热情高涨地传授年轻牧民放牧的本领,参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草原民族骨子里靠天生存,为了自己和牲畜的生存和繁衍,他们有许多常识和诀窍。

在社会学视野里,这些以延续生命为前提的技能、行为习惯,是解读所谓 “文化”的最好切入点。

于是我前往巴亚尔图曾经所在的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想找到掌握这类常识的牧人。巴亚尔图早已过世,也没有人还能熟稔那些“秘诀”。之后我又去过锡林郭勒、那拉提、巴塘草原……依然一无所获。接触到的牧人几乎众口一辞:那些还有什么用啊。

原内蒙古大学教授,草原专家刘书润可以分辨内蒙草原上所有的草种,比起他曾经接触的老牧民,他说草原生活的经验远远不及。他说: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那些技能都没了。

以前的牧人游牧,那么大的地方随便他们走,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察天观地识草辨向。现在的牧人走不了多远,国家分配给他们草场,只能在自家草场上放牧,风云变幻他们了解再多也没有多大用。游牧民族游走换牧场,不同地区的牧草有不同的营养,牲畜也讲饮食营养平衡,同时转场还能给草地休养生息的时间。现在,牲畜的口福差远了,守着定牧点,能吃几种草?草地也受不了,牧草一年比一年长得矮、长势差。以前面对自然灾害,牧人的方法是躲,凭着经验赶着牲畜换个地方生存,现在强调防灾抗灾,买砖砌圈,买干草过冬,像个农民一样吃积蓄。以前草原民族没有攒钱的习惯,攒钱是农民的习惯,牧民炫富就数谁家牛羊多。你再看现在,一个个都拼命攒钱,盖房子买汽车,买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当下牧民养不了太多牛羊,草场就那么大,牛羊多了不够吃。现在技术人员帮助牧民计算载畜量,一亩草地养几头牛几只羊,搞亩产,这都是从农村学来的,以前哪有这个词?罐里养王八,草地越吃越贫,牛羊越养越营养不良。现在除了生产方式还像牧业,其他都不像了。一句话,你让牧民满草原地走,以前那些技能都找回来了,你给牧民施“定身术”,他们就得学农民那套生存法则。

《草原:我们的故事》里记录的许多牧民故事,其实都印证着刘书润这几句话——内蒙阿拉善荒漠草原的找水人、为避免羊群迷失沙尘暴,往羊身上捆GPS的牧民;还有年年被困雪灾,眼巴巴等着救援的锡林郭勒牧人,他们以“定居”这样非传统的状态过日子,用自己和牲畜的生命积累生存经验。一切根源,只在于他们离不开自家的草场。

 

消失的蒙古牧人转场

消失的蒙古牧人转场

借草而去的尕利和儿子

借草而去的尕利和儿子

盐碱草滩

盐碱草滩

在和青海德令哈的牧民尕利聊天时,他说,家里世代放牧,就属他和儿子巴依尔命苦。距离自家牧场四五天的路程,有好好的高山草甸,小时候跟爷爷去过。现在去不了了,那边是别人的草场,他和儿子只能守着家里的盐碱草地过活。春天和秋天,都是草场盐碱化最厉害的时候,也恰是羊抓膘的关键时刻,一年两次,羊群没有草吃。为了让羊群活命,他们向附近的农业村学习,从地下抽深水灌溉草场。后来地下水不让抽了,几十户农民陆续搬走,留下满眼的废墟,但是他走不了,牧人哪能离开草地呢,他说。尕利又去学种地,往草地上种苜蓿,年年种,年年被盐碱泡子吞噬。“农民都种不活,我一个牧民能种得活?”尕利尽管这么说,但一年年仍然坚持种苜蓿,他说有那么多专家帮忙出谋划策,自己不能掉链子。种完了地,看老天爷的脸色要收成,空闲时间,就硬着头皮去向牧场好的人家借草,等卖了羊毛再给人家钱。往往人家会说要钱做什么,要还就还草吧。尕利哪有多余的草还给人家,最后要么还钱,要么给羊。“我们这边的牧户,都这么干。”他说,“既然走不了,只能多想办法呗。”

尕利的讲述像是黑色幽默,眼睁睁看着自家边上的农业村凋敝,自己却拾起农业技巧要改变放牧的窘境。

尕利并不是个案,在我们所到之地,几乎都可以听到见到类似的言语和生活,有的人在草原上种草,秋收冬藏;有的人掘井开渠;有的人干脆卖了草场和牛羊。“离不开”是草原民族需要面对的一个生存现实,即便是目前仍然保持着转场迁徙的哈萨克牧民,亦不过是在两个定居地之间来回迁徙。

草原专家刘书润说,曾经的草原民族心里有草原的概念,无论哪里都可能成为他们落脚的地方,他们在歌里唱的从来就不是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现在的牧人心里只有自家草场那点事。

生存技能的积累与运用和草原社会运行机制密切相关,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比,有完全不同的土地依赖心理和生存方式。目前我们仍可以看到牧场和驱赶牛羊的身影,但是铁丝围栏把草原分隔成一个个大院落,牧人们就在院落里积累着新的生存技能。像农耕民族那样活着,这就是草原民族现在的情形。

 

格巴特尔的遗憾

 

当我第一次听蒙古马鞍匠人格巴特尔讲述时,我就感觉到了这个不修边幅胖老头的敏感和脆弱。问及有关草原的一切,他时而声情并茂地滔滔不绝,时而一声叹息后一言不发。

格巴特尔爱马,自家却一匹也没有。住家的平房后面,几个雕成马型的马鞍架,就是他的念想。他养过马,几年前政府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和小城镇建设,鼓励牧人搬到小城镇,他就听话卖了马搬出草地,过不了多久,还要乔迁搬进楼房。他后悔不已,抱怨说草地没见好,自己却离草原越来越远。“楼房?那哪是蒙古人住的!”他固执地在院子里搭了一座蒙古包,说自己哪也不去了。

 

格巴特尔和众牧民

格巴特尔和众牧民

格巴特尔

格巴特尔

格巴特尔年轻时当过嘎查(村)的办事员,最爱干的事就是给百公里外的苏木(乡)送文件。怀里揣着几瓶白酒,任由坐骑撒着欢地跑,累了就醉倒在草场上睡,醒了上马接着跑。“现在不行了”,格巴特尔一脸遗憾,“现在草场上全是铁丝网(围栏),马跑不开。你不觉得现在的马都不如当初有耐力了吗?”他问我们。

整个摄制组的人都没有切身感受,相比于京郊旅游点那些低眉顺目的马而言,我们遇见的马是真正的马,健硕无比。格巴特尔不屑地说,那都是废物!

格巴特尔养不了马,就把几十年前的手艺捡起来,做马鞍。他说自己是名符其实的‘科班出身’,老师是当年呼伦贝尔草原上有名的老匠人。格巴特尔的手艺没的说,所以总有客人登门的事。他还主动做好了马鞍给镇子上的小学送去,说蒙古孩子就得从小知道自己是马背上的民族。可惜,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越来越少。都有摩托、汽车了,没几个人骑马,草原不是从前的草原了,他对此有一腔感慨。

我们跟随格巴特尔去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马场,他说每周自己都要坐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去那里。“到那儿让你们见识一下!”他对自己的骑术很自信。

大概是紧张,当着我们的面,他撑着套马杆,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才将就把自己挪到马背上。然后一脸惭愧,又气鼓鼓地说:整天窝在破房子里,都成囊揣了!

接下来格巴特尔渐渐找到了当年的感觉,他把摄制组甩到一边,嘴里呼哨着冲进马群,在草原上左突右奔。

方圆几十公里内养马的人都来了,这让我们见识到了上千匹马组成的马群,震荡的马蹄声如同战鼓。格巴特尔坚持和牧人一起向我们展示牧人的依仗,他们排成一排,身着传统的蒙古袍,提着套马杆,一个个从镜头前掠过,大有被首长检阅的阵势。

之后格巴特尔一直等着我们节目的播出,遗憾的是最终导演组舍弃了他的故事。他知道后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会,然后说那有机会给我几张照片吧。节目组和他的交往就停留在此,没有延续。

其实格巴特尔的故事,有一个概念非常大、异常复杂的社会学背景——草原社会的变迁。这是一个关联民族政策、畜牧政策、城镇化发展政策等政治、经济、生态保护等内容的话题。

格巴特尔是草原民族面对草原社会变迁的一个典型缩影,他的感触也是最微乎其微的一种表现。当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从游牧过渡到定牧,再进一步从定牧过渡到城镇定居后,很多人对所谓安逸的生活并不笑纳。许多草原上诸如旅游区、经济区、生态区的开发建设改变着草原面貌,转变着草原社会的形态,正在引发群体性的社会问题。比如格巴特尔经历的出于小城镇建设引发的牧民迁徙;再如青海三江源,出于“中华水塔”周边的生态保护,政府分三步骤将草原牧民全员迁往新兴城镇的措施,仿佛当年三峡工程兴建之初的大迁徙。由此带来的安置、就业、文化保护等状况都将给“土著民众”带去考验。从现实角度而言,被波及的草原民族要接受一个事实,养育他们的草原以及在此养成的生活习惯将成为记忆里的一幅图画。

与草原社会变迁同时发生的,是相当比重的草原文化日趋具象化、标识化和符号化。格巴特尔内心,蒙古包、马鞍子和骑马是蒙古人的标志;《草原:我们的故事》里那个台湾姑娘在藏区建立“不老窝民俗博物馆”,以固态的器具保护民族记忆,这些都是这一现象或趋势的例证。

政策性的社会引导是社会变迁的一种方式,其对社会、文化的冲击力一点不逊于剧烈的社会动荡(如战争),加之潜移默化的文化引导,它引发的社会组织破坏与重建,文化的崩塌与重塑,往往一两代人就可见到成效。城市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所谓的国际趋势,这些文化现象,辅助着政策指令,形成了社会变迁的导向或漩涡,让全社会的个性都在缓慢消亡。在牧区这个文化差异明显的地域,符号化的文化标识越被重视,非物质的文化消逝越快。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这个问题,正在极力恢复文化生态,保存民族影像,进行着被称为“文化救险”的工作。在无法定论社会究竟在同化还是异化、进步或是倒退的前提下,保留民族的记忆实属必要,在此有所建树的例如蓬勃发展的影视人类学。

草原社会的变迁、文化的重塑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大戏,可以说,它们是许多我们听过或者从未听说的草原故事的背景。所有这些草原上的故事,摄制组无法逐一在节目里体现,但它们将关系到明天草原世界和草原民族的面貌。

 

我们意犹未尽的故事

 

我们已然采集但没有在《草原:我们的故事》里呈现的故事还有很多,像没有牧场和牲畜的职业放牧人、巴尔虎部落的传统婚礼、蒙古家族的敖包大祭、最后一位蒙古长调创作者、半猎半牧的鄂温克新牧民、一心改变草原荒漠的种草人、守护藏羚羊的可可西里草原监理员、目睹自家藏獒被秃鹫分食的小姑娘……草原永远深藏着外界无法见识和熟悉的种种生活和生态。

《草原:我们的故事》作为一部时长近五个小时的纪录片,它于公众视野里的生命也只有五个小时,并不足以令观众深入了解草原世界。那些没有呈现的故事,以及它们背后意味深长的话题,将是未来纪录片工作者和影视人类学专家们的聚焦,甚至吸引社会学、民族学的专家。

近几年,越来越多生活在草原世界的纪录片爱好者们开始动手拍摄自己的生活,独立制作纪录片,他们的视角更贴近,也更能反映本民族的思维。比如兰泽拍摄的纪录片《牛粪》、扎西桑俄和朱加拍摄的纪录片《我的高山兀鹫》。他们为研究当下社会环境内的诸多社会现象、民族文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将更有助于外界了解草原世界和草原民族。

他们也让那些被我们放弃,无法呈现在节目里的故事有了些许价值,实有必要留下一些印记。它们是平行于我们的城市生活、真实存在的世界,即便我们不去关心它,至少以后在提及草原时,能够增加几分美景之外的印象。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集团地理节目部编导、《草原:我们的故事》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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