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彰显个性化风格的作品
——纪录片《草原：我们的故事》总导演于鹏访谈

       于鹏

于鹏

中央新影集团地理节目部制片人

主要作品

电视纪录片《暗战》：获中央电视台2007年度优秀节目一等奖；

电视纪录片《说吴》：获第六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金奖、获第四届“纪录·中国”评选创析人文历史类优秀节目二等奖；

电视纪录片《庐山·人文圣山》：获广电总局2011-2012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获2010年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玉昆仑”奖人文类节目评委会特别奖；

纪录电影《庐山·人文圣山》：获第五届“纪录·中国”评选创析人文历史类优秀节目一等奖、获第七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优秀剪辑奖；

电视纪录片《凤舞神州》:获第七届“纪录·中国”创优评析人文（自然）类二等奖、优秀导演奖；获第十二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入围奖；

2012年担任电影故事片《关关雎鸠》导演；

2015年担任电视纪录片《草原：我们的故事》总编导；

2015年担任纪录电影《代号保尔》编导。

从《最后的马帮》说起

我刚参加工作时做的是电视时政新闻。那时，拍摄会议和领导视察成了我工作的全部，我渐渐习惯了拍无剪辑的时政新闻，习惯了和领导秘书们躲在会场外抽烟闲扯，习惯了照着第二天日报头版套通稿。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部片子，是讲云南山区里赶马人的故事，那是郝跃骏的《最后的马帮》。

我忽然觉得我应该去做那样的片子。

一晃眼过去十五六年了，我做了很多纪录片，有长片、有短片，可说实话，始终没有我想做的。

2013年，《草原：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出现了。资金少，地方大，显然是个苦差事，可骨子里那点儿残存的理想又死灰复燃了。

我重温了《最后的马帮》，看之前很担心在这圈子里“浸淫”了这么多年，又膜拜了那么多国外大片后，还是否瞧得上这片子——结果是，四集片子一口气看完了，直到凌晨。那种震撼力还是让我兴奋不已。的确，《最后的马帮》以及同时代的作品，镜头画质晃动粗燥，节奏也拖沓沉闷，就更谈不上剪辑、音乐和解说了。可我就是觉得它们有股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我总以没见过世面的心理认为，那力量代表着中国纪录片的一个黄金时代。那时有好多片子，汇聚了前所未有的真实力量，以及值得敬佩的纪录片人。

遗憾的是，后来《最后的马帮》那样的片子越来越多，可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矫揉造作，当某位导演对生活的个人思考变成了所有原生态纪录片的大众效仿模式，当主人公沉默不语的长镜头成为此类纪录片的固定标志，它失去了魅力，再后来原生态纪录片越来越少了，最后，几近消失。直到近几年，我发现又有了一些这样的片子，但细看却是两回事，镜头讲究了，节奏快了，音乐、解说也提气了，可就是没有当初的那种力量了。

于鹏在澳大利亚北部拍摄

于鹏（右一）在新疆拍摄哈萨克人的冬季迁徙

山寨版《人类星球》

说起这个话题时，我自己都有点儿汗颜。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草原：我们的故事》偷学人家让我觉得羞愧，而是一个初级选手敢做专业人士干的事，除了勇气可嘉外，隐隐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自己几多斤两的意思。

朋友说你这片子是模仿《舌尖上的中国》，我说那是因为你没看过《人类星球》。是的，《草原：我们的故事》就是模仿BBC的《人类星球》的结构。毫无疑问，《人类星球》是一部经典，是个摆在所有纪录片人面前没法逾越的标杆。它就像一本给纪录片人的教科书，有很多可学的地方。当然不是原封不动照搬，但至少它展现了一种讲故事的可能性。就像《舌尖上的中国》导演反驳一些质疑时说的“向《人类星球》致敬”。不过我看来“致敬”倒不敢说，你致敬了，人家也未必知道，但确实证明了一个道理，好东西大家都愿意学。

我们做纪录片通常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也是最大的难题，就是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及至《草原：我们的故事》这样的选题时就更复杂了，它的涉及范畴实在太宽广了，历史与现实、与未来、与物质、与精神、与民族、与动物、与国家政策、与环境保护等等全都交织在一起，到底应该怎么做？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还是铁木真弯弓射雕的再现？所以，我必须感谢《人类星球》的导演们，是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即归拢在同一个主题下的若干个故事。主题就是事物的本质，每一个故事的本质都相同，不同的是存于世的姿态，就像八仙过海，各有各的神通。

这样的格局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必再为用一个故事去讲一个深奥的主题而理屈词尽，也不必为五十分钟的篇幅去苦思一条缜密冗长的逻辑线……此前我们已经习惯了线性叙事的结构，五十分钟也好，三十分钟也罢，都是从头到尾铺展开，段落之间总是要有所关联，这是一种人为的设置麻烦。老外思想解放，你也说生存，我也说生存，那好，放在一起吧。五十分钟太长了？那好，大家都短一点，再多拉几个进来，总之把五十分钟铺满就行了，每个八九分钟就不长了吧。单个故事时间太短说不深刻？那好，那就别深刻了，集中力量做生存展示吧。至于主题，你们几个故事手挽手地照张合影，观众自然就知道主题了。这样说起来，《人类星球》的格局还真是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不过人家不做出来，我们也想不到；即便想到了，也不敢做。

不敢做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这样的格局需要大量的故事来填充，这个需求量要远远超出我们以前做过的。通常的思路是，根据环境的差异寻找故事，不同的环境决定人类不同的生存状态。BBC有阔绰的资源，他们可以翻遍地球的犄角旮旯找新鲜事，而我们做不到。其一，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人去寻找故事线索，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老外的那些故事是怎么找到的；其二，草原是单一的生存环境，即便我们从生态环境学上可以将它划分为若干种类，但此类与彼类之间的视觉差异并不大，起码远没有沙漠、海洋、山川、森林这些彼此之间的差异大，所以生活在呼伦贝尔的牧民与生活在巴音布鲁克的牧民就生存状态而言是近似的，不像盘踞沙漠的人类和临水而居的人类。

《草原：我们的故事》摄制组部分成员在内蒙锡林郭勒草原合影

最终，《草原：我们的故事》的格局便是今天的样子了，就单集格局而言是分明的《人类星球》的影子，就整部系列而言是有些差强人意的分工：信仰、生存、动物、梦想、保护。我们只能是从草原所涉猎的众多内容中遴选出几个来，而不能像BBC那样大大方方地拆解地球。

格局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内容。每个故事该怎么拍？这时候得有点儿自己的东西了，总不能真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向人家“致敬”吧。

怀念原生态

我不是科班出身，我理解的纪录片原生态就是被拍摄者原始的生存状态在不被干扰、没有加工地在第三方客观记录之下的影像。

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有位导演说过，他拍《龙脊》的时候先要扛着摄像机在村子里转上个把月，为的就是让被拍摄对象熟悉他们，将来可以无视镜头的存在尽显真实。我想，大概那个时候的纪录片人通常是这么做的吧。那时，他们肯花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别人的生活，他们也足够敏感地可以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找到断点，并加以放大深究，由此长驱直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会融入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反思，并狡黠地隐藏在片子里不露痕迹。

我刚做纪录片时也试过这样做，扛着机器跟人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很快就放弃了，我发现自己没有剖析生活的能力，也没有那个耐心，我的领导也没有，而我的拍摄对象也无法在镜头前表现自如。今天我们做片子时，仍然会有一个环节——在拍摄前与拍摄对象沟通，我们称之为“前采”。环节没变，只不过诚意和功夫与那个年代比起来差远了，或者说我们更没有耐心了。这个时代什么都得讲效率。

但我实在喜欢原生态的表现手法，即便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它的黄金期只属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草原：我们的故事》最初的设想就是用原生态的手法讲故事，因为这样的题材很适合。一方面，草原族群所居住的生存空间在内外环境上都与我们的相去甚远，大多数观众是肯花时间去体验一次生活在别处的感觉的，更何况他们所看到的很多都是物竞天择的艰难生存，这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加入过多的主导成分，观众会看下去；另一方面，草原族群对镜头的漠视也的确是可贵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体系，而且很难被干扰，你根本插不进手，你拍你的，人家干人家的，对拍摄这事熟视无睹，毫不矫揉造作。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你会打扰人家的真实生活，你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他愿不愿意让你拍。

然而真正开始《草原：我们的故事》拍摄时，我发现我的算盘有些过于理想了。

原生态的魅力除了真实性之外，还在于它的包袱总是慢慢才抖出来，就像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铺陈的。而我们的片子模仿BBC的格局，也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给单个故事足够的时空。我选择了一种格局，又选择了另一种叙事，事实证明这样的副作用很明显。

此外，我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与草原民族虽说都是中国公民，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的思维方式、兴趣点、逻辑性，甚至语言都是不通的。你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你无法猜透面对生活的困苦，他们是真的心宽还是无奈？

当最初阶段拍摄时，我按照当年的方式告诉编导们忠实记录，把看见的都拍下来，先把“石头”都搬回家再从里面找“璞玉”。结果，我看到的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素材，内容够丰富，但就是不能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我自省，原因在于，我们只从形式上模仿了原生态，而根本没有看到另类生活的本质。当然，很大程度上我们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诸如时间、经费等等。所以在后面的拍摄中，我们不得不做出调整，我们开始介入他们的生活，予以引导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时间得到保证，故事得以成型，然而我们已经背离了原生态的初衷。

《草原：我们的故事》摄制组在红原草原上准备航拍

《草原：我们的故事》摄制组在羌塘拍摄祭祀神山

于鹏（左）在库尔德宁草原拍摄护林人 

草原印象

不得不承认，草原常住民是一群捉摸不透的人。在我历时两年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一般的奇幻旅程里，他们有时让我反感，有时又让我觉得可爱。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他是否会兑现他头一天说过的话，即便他说话时没有喝酒。你也永远不知道他带你去的地方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精彩绝伦。一句话，你很难在第一时间信任他们。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狡黠，只是因为彼此的世界不同。

若干年前，我曾经深入澳洲北部地区拍摄那里的土著，我觉得我在拍摄《草原：我们的故事》时所接触到的草原牧民更像澳洲土著，缺乏教化，自由散漫，没有时间观念，知道争取生存权利却不屑于自身改变，甚至还偶有对官方政策的厌嫌。他们同属于这颗星球上最省心的一类既得利益者。利益来自于自然界的馈赠，他们聪明之处在于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饭碗，所以他们对自然的情感往往比我们要虔诚和持久，在自然法则面前他们绝对安分守己甚至会有超过对社会律法的敬畏，这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必须。说老实话，我的感觉，如果有朝一日他们所代表的文明彻底没落甚至消失了，主流社会与草原族群要各占一半的责任，后者甚至要占得更多些。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但至少反驳者应该承认，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草原：我们的故事》一片中，充分展现了草原民族对自然的尊重、对信仰的忠诚，关键是对艰难生存的坦然应对，这些都吸引了观众的兴趣，同时也营造了一个伟大的人类族群形象，这是因为我们的作品首先要宣扬正能量，要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当然，这些都是真的，但不是全部。

其实，我更喜欢整部系列的第四集，虽然很多人说这集是最不精彩的，的确，相比第一集草原民族的历史信仰、第二集草原民族的生存意志、第三集草原民族与动物，以及第五集草原的生态危机，第四集试图展现当下草原所面临的变革，卖点是最少的。它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吸引眼球的生存故事。但这集中的主人公们恰恰表现了草原民族中正在谋求生存质量、积极靠拢社会的那一小部分人。他们接下来的路能否走顺，将预示着这种古老的文明形态在不久的未来是否能够进入一个转型期。如果可以，它还会以更持久的生命力与我们的主流社会并存；如果不可以，那么当我们大多数人在酒足饭饱把草原当做谈资嚼腻了之后，它就会被慢慢冷落、遗忘，直到未来大规模机械化农牧场或者某类更先进的产业结构取代了它目前尚算安全的畜牧业地位，那时的草原除了对人们的心肺功能和摄影爱好者尚有贡献之外，亮点将乏善可陈。生活在那里的人，也将越发边缘化，越发艰难。问题在于，那是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一强面积的土地，抛开所有天赐的福利不提，如果草原文明还想配得上这片广袤资源，那么它的主动作为应该远比现在多得多。

说到《草原：我们的故事》片中人物的选取，我想先还是要谢谢那些我们拍摄过的，或者采访过但最终没有收录进来的主人公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成就了这部作品。这部纪录片前后大概耗时将近两年，其中至少超过一年的时间是在不断找人、不断筛选，然后才能确定拍摄。其实草原人的生活在我们看来都很奇特、很艰苦，这个大群体在我们看来是陌生的，为了保证打动人心的力度，我们寻找的标准就是奇特中最奇特的、艰苦中最艰苦的，即便有很多我们拍摄的对象所沿袭的生活方式在草原人群中也已经很少见了，甚至可能很快就消逝了，比如哈萨克人艰苦的冬季转场。

第三集人与动物情感的交流，可能是《草原：我们的故事》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像阿迪力与草原狼阿弟、卓拉与烈马、别力格达来与他的骆驼恩多尔……草原民族本来就与动物关系紧密。这种关系来自于千万年以来彼此在自然世界里相互合作而产生的情感，就像是家人、朋友。这样的感动就在那儿，是很真实的情感，不会刻意装出来，也掩藏不了。牧民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一样的，我们会被什么感动，它们就会。所以拍摄时我们就会重点选择我们人类情感容易被打动的元素，再依此从牧民与动物中寻找。

草原的美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以往我们所接触所看到的大多是绿色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实际上草原的多种多样的风貌都有自己的美，即便是最严酷的环境，即便是风霜夹杂斗大的冰粒席卷库尔德宁草原时，那也是一种美，一种原始狂野，粗砺的美，只不过那样的美并不常见，很多画面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草原。因此在《草原：我们的故事》摄像方面也并非有什么独特之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我们启用了大量航拍内容。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还是用了航拍，这确保了全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部“大片”。

云南高寒草原

若尔盖草原 

关于历史与现实

这些年来我陆续创作了几部充满地域文化色彩的人文地理类纪录片，《说吴》《庐山•人文圣山》《凤舞神州》，直到这部《草原：我们的故事》；也尝试做了纪录电影《代号保尔》和故事片《关关雎鸠》，如果谈创作体会，我觉得每一部纪录片都应该是彰显个性化风格的作品，不是充满理性冷冰冰的，应该有情绪、有思考，甚至有个人发挥，所以说是作品而不是产品。作品是很难重复创作的，无论是叙事的基调还是编排的方式都需要不断翻新，这是创作者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保持创作热情的动力。做纪录片就像是拼图，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生活，都碎片化地摊在那里，完全看你怎么去挑选、去拼接，不同的人会拼出不同的图案。这种多变性就是纪录片创作的乐趣所在。

《草原：我们的故事》是现实题材，历史是配角，而《说吴》《庐山·人文圣山》《凤舞神州》是以历史为主。对这一类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把握，我觉得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立足现实意义，否则我们干吗去说一档子几千年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而且，现实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当代史。人们熟悉身边的某种文化现象，或者日积月累早已养成某一种生活习惯，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追溯和梳理历史，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在的生活，看清楚我们来时的轨迹，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这是有意义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历史文化的痕迹，既然它很悠久、有生命力，那么无论它在时空里如何变身，在今天肯定有遗留痕迹。这需要我们在熟悉历史的基础上，去观察生活，剖析现象的本质，再分析这其中有多少是历史文化的因子，有多少是一千年前引发的一个蝴蝶效应。

于鹏在纪录片《凤凰神州》拍摄现场

纪录片《庐山：人文圣山》海报

纪录片《代号保尔》海报

做这类纪录片的一大难点就是影像资料的缺失。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一直饱受争议，我也认为情景再现确实不是最理想的表现手法，但似乎现在谁也没有解决办法，只能说是权宜之计吧。在国际上也是如此，我曾经看过BBC的导演们去做的尝试，讲的是世界古代文明，而且是具象的事件和细节，他们有意规避再现的手法，全部使用现实隐喻，可看下来很乏味，通篇就像是考验观众的智商，你总要去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内容和古代某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毫无观赏的愉悦。但这至少说明，大家都在尝试用新的手法去取代情景再现，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我想总会有人找到新的办法，就像当初的情景再现第一次出现在纪录片中。

有一个是纪录片讲故事的问题。2013年我执导了一部故事片《关关雎鸠》，对于纪录片讲故事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性认识。故事片和纪录片讲故事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若干年前，《女巫布莱尔》就是直接把纪录片的套路拿过来用的，当时大家看着很新鲜，所以它火了。反过来，纪录片大量使用情景再现早就不新鲜了，《亚特兰蒂斯》干脆从头到尾就是故事片，很难说谁影响谁，只能说每一种艺术形式时间久了都要有变化，而艺术之间又是相通的。

拍摄纪录电影《代号保尔》时，我尝试为真实历史营造一点人性化的包装。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谍报工作是神秘的充满戏剧性的，但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一部分的历史是隐秘的。所以在片中，主人公阎宝航获得情报的过程基本上是淡化处理的，因为我们不在现场，不能虚构。但是，主人公的家庭和他的个人命运是丰满的而且是有据可查的，这为剧本提供了大量的故事化元素，这一部分虽然没有惊心动魄，但又恰恰是充满人性化色彩。作为历史见证者，主人公的女儿还健在，她的回忆保证了真实性（片中开头就打上相关的字幕说明），后来我想既然如此，整个片子索性就以她的第一人称切入，以一个女孩的视角去窥探父亲的世界。

从事纪录片创作十几年，几乎每一部片子再看时，都会发现很多遗憾，当然，我们总说影视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扪心自问，大多数遗憾并不是天注定，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因素。

2013年11月，我们在新疆拍摄哈萨克人的冬季迁徙。我看着像河流一样在眼前穿梭的羊群以及那些不停扬鞭的哈萨克牧民，我很忧虑，我不知道还要这样陪着他们跋涉多久，我身边的同事兼朋友要比我好很多，他已经完全投入到这场伟大的人类远足中，他决心跟随迁徙队伍走到最后的目的地，他这样说，我就更忧虑了。后来，在我们徒步跋涉于乱石山涧的那一晚，走下去还是结束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我的主导下，我们达成共识选择了后者，决议通过得很顺利也很民主，因为那时我们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尽管在今天看来，哈萨克人迁徙的故事已经充分展现了生存的艰难，最后的目的地似乎没必要出现，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它了，但是我并不能肯定在最后的目的地，是否会有惊喜的收获，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证实了。

其实人生中很多事情往往如此，当我们面对真正的磨难已经精疲力竭时，我们的执念会产生动摇，哪怕只有一刹那，这个念头就再也挥之不去，然后，我们会改变思路，为妥协寻找合理的借口，再然后，我们就与原本等在不远处的某种美好的东西错过了。错过了，就是再也弥补不了的遗憾。可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直到若干年后，我们也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