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的开掘与历史解读的多种可能
——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编导手记
文 / 樊志远

发布时间:2015年12月09日 16:12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本文作者樊志远

纪录片还有没有全新的、从未有人涉足的“题材”?答案是:有,但你正在制作的那一部肯定不是。

神话故事,人类已经讲了几千年;小说写了大约千年;摄影技术发明之后,用画面讲故事,人们也做了几百年。

纪录片的题材很多,我们把自己看到的事情用摄像机记录、编辑出来,就是一个个故事;故事有很多,但是,哪些是现在该讲的?哪些是更多人想看到的?哪种讲述方式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你的故事够不够漂亮?——这些是纪录片人需要去思考的——至少我这么认为。

20138月,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被提上日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关押1109名日本战犯;1956年除47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死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对其中45名罪行严重的战犯进行审判,并将其余1017名免于起诉,释放回国。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派专人对此事件进行拍摄,对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记录,目前存留的资料共计约820分钟,其中还拥有大量战犯认罪、证人作证、审判过程的同期声。

这样一个题材,有四个特点:

一是“老”。

说它老,并非指题材陈旧,而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久远,了解此事件的亲历者已经不多。

二是“正”。

这个题材涉及中日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制作此类题材时,一般只能采用正史的陈述方式;同时还需要注意“政治”的正确。

三是“冷”。

中国政府关押日本战犯,在当时属于保密行动,后来的审判也并非众所周知。审判之后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国内外对此话题的讨论也并不激烈,总之,只有小众人群关注这个话题。

四是“杂”。

“审判日本战犯”这个题材,看似内容单一,但实际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侵华战争中日军暴行问题、战后日本投降问题、中日战后关系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乃至现在的中日之间民众的相互认知问题,等等。纪录片的制作,需要了解多方面的背景,更需要注重现实维度。

选定“审判日本战犯”这一题材有一个重要原因: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献礼——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届时有大量抗日题材的纪录片出现。如何在众多同类题材纪录片中,树立自己的风格,是《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追求的目标。

为达到这一目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需要在摄制过程中,避免出现以下问题:

1. 题材雷同。

2015年,是一个纪念抗日战争的大的时间节点——中国在93日举行阅兵。阅兵前后,对于抗日战争的纪念,肯定会成为一股宣传的潮流,众多抗日题材纪录片的同时出现,难免出现题材撞车的问题。

据了解,关于审判日本战犯的纪录片近十年内共有四部:2005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道制作了《罪与罚》、2008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认罪——抚顺战犯管理所六年》、2014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制作了三集纪录片《特别监禁》、2014年,凤凰卫视制作了五集纪录片《阳光下的囚徒》。这四部近期制作的纪录片,或以大量再现讲述改造战犯历程,或以中日双方口述勾勒历史。其基本立场在于历史的还原。

在《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创作过程中,必须有效避开与同类题材雷同的可能,在叙事中出新。同时,也必须避免“为纪念而纪念”的应景之作。

2. 价值取向单一。

文献纪录片的价值,除一般的文献性之外,还必须让多个角度的声音同时出现,在众多视角中,渗透出创作者的叙事意图。

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献礼之作,不能为献礼而片面夸大某一方面的思想意志,最终丧失多元化的视角——如果连可信都做不到,纪录片就会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

3. 叙事保守。

作为文献纪录片,“真实”肯定是第一位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必须面向观众的电视节目,就要求纪录片的叙事必须有创新意识,尽可能地将故事性、悬疑性渗透到纪录片中,当然,这种创新必须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之上。

4. 视野、格局过于狭小。

一部文献类纪录片的创作,不能就事论事,即使是最为精致的细节,也需要注意它发生的历史背景。创作者只有对自己的视野和格局不断提出要求,才能准确地选择细节、设置故事悬念。否则,纪录片往往会被困在细节叙事之中,而缺乏深度。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对于《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所有成员来说,本片题材涉及内容极为重大、敏感,需要制作完成的纪录片体量庞大——五集、每集52分钟的纪录电视片,加一个90分钟的纪录电影。而且纪录电视与纪录电影的叙事内容不能过度雷同,叙事角度需要有明显区别。

本片的制作难度之大,可以说是显而易见,而摄制组所有成员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极为简单——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1. 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开掘。

对于某一事件的还原,有一说一固然重要,但是多元化声音的呈现,也同样不可缺少。

中国政府关押、改造日本战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本身就具备中国和日本两方面的人物。但是,只有中日双方亲历者的讲述就够了吗?

为了多层次地、真实地呈现历史,《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拓展了叙事的角度。

以往同类题材一般都会采访中国管教与日本战犯两类人,这两类人是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角度,但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七十年之后,如果纪录片的制作,仅仅执着于当年中国政府如何关押、改造日本战犯这一狭小的叙事维度,就只能说出一个与现代观众毫无关联的僵死的历史故事。

对于日本战犯的关押与审判,我们必须放在抗日战争及后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这一长远的维度进行考量——为什么在抗日战争结束五年之后,中国政府一定要关押、审判日本战犯?这些日本战犯在战争中究竟做了什么?在战争过去七十年之后,中国人是否能够原谅这些暴行的制造者?日本人的道歉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接受?——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审判日本战犯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因此,摄制组需要增加叙事角度。

一方面,横向角度增加两方面人物:即参与侦讯、审判日本战犯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了解日本战犯的具体罪行,也深知侦讯的历史细节;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起诉书提到的中方受害者——这些人能够还原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具体罪行,更能够带入中方战争亲历者的角度。

另一方面,纵向角度增加中方亲历者后人及日本战犯后人的采访——中日双方的后人,即能讲述从祖辈听闻而来的历史,也能谈论现今中日双方民众相互之间的观感,他们是勾连历史与现实的极好的媒介。

 

 摄制组在河南小渠村采访惨案幸存者

2. 真实呈现当下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以这些问题反观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这一论断,几乎成为历史类纪录片的一个制作前提。

我们为什么要在2015年推出《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这个纪录片?为什么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绝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这一历史事件与我们的当下有关。

我们都知道中日民众之间相互的观感并不乐观,中日两国之间的现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摄制组将中日之间当下存在的问题作为现实线索进行引入,即使不能深入讨论,也希望将现实问题作为历史事件讨论和反思的坐标——不能否认,很多现实问题都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成片中,我们直接呈现出日本中学生所表达的对于中国的“反感”,也通过中国受害者之口,表达了很多中国人的心态——对于那些曾经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的日本战犯,中国人“无法原谅”。

中日现实问题的呈现,给当下观众造成很强的带入感,成功吸引很多观众对这一小众题材的纪录片进行观看,借由这种关注,带来思考的可能。

3. 多方面史料搜集,以达成史实的精准。

多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这一事件的历史研究不足。整体讲,私人回忆多,而准确的文献资料梳理少;日本方面的研究多,而中国方面的研究少。作为文献类纪录片,必须多方面搜集资料、核实历史,以确保记录的真实性。

从影像方面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保存的资料绝对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大量日本战犯认罪的同期声,更显珍贵。但是,这些资料绝不是唯一的史实来源,为寻找资料,摄制组前往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日本战犯的笔供、审讯记录等文件,并将这些文件中记录的内容,与研究者及当事人进行核对,确保史实的准确。

同时,摄制组还走访了很多亲历者的后人,搜集到很多当年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性文

章。

在解说词的撰写过程中,摄制组将多方资料汇总、比较、斟酌——有准确时间的尽量用准确时间;拿不准的,尽量模糊处理,避免错误。

4. 叙事平和,解说以陈述事实为主。

献礼性的纪录片,最怕叙事的宏大与评论的泛滥——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传播的效果——宏大的叙事缺乏亲和力,很容易给观众造成疏离感;而评论的泛滥,又容易让观众产生“被压迫感”,强制性的灌输,反而会增加观众的反感,从而让影片失色。

为避免这一问题,《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在解说的写作中,力求以陈述事实为主,用细节制造悬念、营造故事,将编导的观念表达,渗透到每一个细节的编排之中。

如,为反映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反思的缺乏,编导在解说中并未以评论类口吻呈现问题,而是在表现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用后半生不断讲述战争真相却不被家人理解这一细节之后,以日本战犯自己的同期声表现这一问题,最后以愿意讲述战争真相的健在的日本战犯人数的日益稀少,来凸显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

 

 本文作者(右)在日本采访战犯藤原恒男之妻藤原时子

总之,一部纪录片的题材可以重复,但是,对于话题的开掘,绝对需要新意。这种开掘,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多元化的角度、强烈的现实关照、平实的叙述等等诸多手段,直面历史、还原历史,最终让观众能够对历史问题有所思考,这样才能完成一部纪录片的使命。

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存在多种可能性——每个纪录片制作者都会将自己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融进纪录片当中并通过片子表达出来,这种融入与表达,就是可能性的完成。

有多少纪录片的制作者,对于一个纪录片题材的解读,就存在多少可能性。题材会重复,但是,纪录片人的解读方式,总会有所区别——对于某一问题应该怎样去解读,怎样解读对于当下才有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纪录片人解读历史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它由时代决定,也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视野决定。

总之,在制作《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过程中,摄制组的所有成员,都力图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融进纪录片之中。纪录片播出了,我们的解读也就完成了。

一部纪录片的完成,就像学生交上了论文——学生历经时日,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撰写出一篇文章,试图有理有据地提出一些问题、表达某种思考。文章一旦撰写完毕,学生想要说的和能够说的都已经呈现在文章里,至于好坏与评论,是论文导师和论文阅读者的事了。

纪录片也是如此,一部纪录片说不了太多东西,表达有多大意义,主要看有多少观众愿意看、从纪录片中观众又愿意看到什么——编导们费尽心力地思考、撰写、剪辑,我们的全部希望,只是想讲一个通俗易懂,但又不落俗套的故事。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集团历史节目部主编、《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总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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