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后记
文 / 詹先玲

本文作者詹先玲

2014年10月，国庆节后没多久，我被安排进了《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摄制组。刚一进组，总导演樊志远就给了一个下马威，他列了一大批书单，并告诉我这是他“从业十多年来遇到的最难的片子”。

“日本战犯”这个题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陆续在各个电视台播出过，是已经咀嚼过无数次的话题。但此次的“战犯”又稍有不同。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决定审判在抚顺和太原分别关押的一千多日本战犯。这些来源、级别都不相同的战犯大多是在日本投降后被苏联军队带走、于1950年被送回新中国的，还有一些是散落在各地的遗留战争分子。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对这批战犯的审判处理推迟到了1956年。中央新影记录了全部的审判过程，许多珍贵的历史素材一直未曾对外公布过。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这部纪录片，正是源于这样一段历史和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而产生的。

从历史影像中可以看出，1956年新中国对战犯的审判，与1946年的南京审判、1948年的东京审判都不太一样。在1956年的审判法庭上，日本战犯痛哭流涕，低下头颅，甚至对着受害者下跪磕头。这是在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中未有过的局面。对于战争的态度，历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未曾改变过他们的初衷。而1956年的法庭上，却出现了这样大量道歉、下跪的场面。这对于初次看到影像的我来说是相当震撼的。

六年改变六十年

在《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成片中，开篇的字幕中有一句话：“六年的时间，改变了他们此后六十年的生活。”现在看来，这是这段历史最大的亮点所在。然而在一开始，我对这个说法是抱有质疑态度的。

1950年，这批日本战犯被苏联军队送到中国，直到1956年审判，六年的关押生涯让战犯从初来时的恐惧害怕、蛮横无理到后来的跪地忏悔，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然而，即便是看过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场面，我心中也仍在怀疑：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地忏悔了吗？还是为了尽早回国做出的应激反应？集体无意识的顺从，对于这些人的影响有多大？

我的想法是在制作过程中一点点被改变的。

1956年，在法庭公审之后，一千多战犯中仅有45人因情节尤其严重被判处十至十五年的监禁，其余战犯全部无罪释放。这在当时无论是对中方的工作人员，还是对日本战犯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震惊的消息。此前，大部分日本战犯在交代完罪行之后都觉得自己会被判死刑。在审判后不久，一千多战犯经过三批释放，分别回到了日本。就在回日本的船上，一个名叫“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团体成立。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监狱被过分善待的这批日本战犯，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却大多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大部分人不被国家认可，被怀疑偏向“赤化”，被监视，被隔离，找不到工作，与以前的朋友不再有共同的民族态度，与周遭的生活圈子格格不入。所有的一切让这些人逐渐成为一群孤独的被遗忘者。

在六十年代中日关系还算友好的情况下，“中归联”的成员还曾经活跃了一段时间，包括在东京颇有威望的藤田茂等人。随着中国内部政治的变化，中日关系疏远，且有威望的成员相继去世后，“中归联”也渐渐归于沉寂。

此时面对外界压力，一些成员开始不再出现，一些成员开始修改口供，恢复军国主义主流战争观点。其中的反复，正是人生中最为残酷的部分。

2014年，摄制组两次前往日本寻找当年的“中归联”成员，仅见到了四位九十高龄的当事人，以及十余位家属成员。从访谈中我们才把文字上的印象落实到了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了解了他们在回到日本后所遭遇的一切。

有人多年找不到工作；有人尽管有着高学历却只能干最低下的工作；有人常年被政府跟踪；有人家里会受到邻居的破坏；有的家属不能理解，强制不许与“中归联”再行来往；有的子女坚决反对父亲参加和平演讲。甚至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希望采访时，仍旧有一些家属拒绝谈及此事，或者是在采访过程中佯作不知。

六十年在日本的生活并不好过，为数不多的人坚持下来了，他们始终坚持去各地演讲，述说这段历史，表达对于战争的痛恨。在总人口1.26亿的日本，这寥寥几十人的声音只能偶尔出现在大学教室，或者小型集会上，“中归联”办的刊物渐渐成为内部刊物，而所能寄到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随着老人们逐渐去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多了。

然而，就算是这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却让我们看到了坚守和希望。面对内心，这一小群人没有丧失原则，始终与外界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与强大的政治干预和纷繁的社会舆论作对，坚持自己对于战争的批判。

因为这寥寥几人的坚持，使得中国政府那个政治性的决策有了意义，他们所表现的无关政治，而是人性中始终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光芒。

在了解了这样一群人后，我心中的质疑渐渐消散。这些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人们，用自己的信念告诉了我，他们是如何走过这漫漫六十年的。只是我偶尔还会想，在每一个难熬的夜晚，他们是怎样不畏流言蜚语，不畏惧孤独，勇敢地一步步走下来的。

怎么找人物

总导演樊志远说的“从业以来遇到的最难的片子”，我是在撰稿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的。人物太多，线索太过复杂，而历史派系、部队分支、中日关系、战犯内部从属关系都过于繁复纠缠，如何从浩大的历史中找出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梳理历史观的过程。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不仅深入日本拍摄了战犯本人及家属，在中国，我们也找到了这批战犯对应的具体案件的受害人及家属。如何讲述这个历史事件，仅用日本人的视角可不可行？如果要用中方视角，以什么方式加入，是否会偏离主题？是使用集体视角来讲述事件，还是以个人视角带出历史？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动人，如何取舍？这些都是反复了无数次的过程，我们不断地建立体系，再不断地推翻自己。

从纵向来说，针对这个历史事件，中国方面尚无历史专家进行过深入研究，一些资料存在错误，需要重新判断。中日双方的回忆录出现巨大偏差，甚至是中方内部工作人员的说法也有极大出入。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我们从亲历者的个人故事开始梳理。一开始我们试图以个人故事来作为主线索穿插全篇，而后发现这个方式并不有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其中的重要事件。《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还是一个群像的故事，每一集都需要两至三个主人公。

在世的、能接受采访的日本战犯还有四人：高桥哲郎、绘鸠毅、西尾克己、稻叶绩。前三人经历雷同，因为有着家庭的支持，相对而言比较顺畅。然而也毕竟是九十多岁的高龄，由于多年演讲，他们已经形成了惯有的叙事模式，在采访过程中很难问出新鲜的内容和细节。

只能再从其他人物中寻找细节和关联。

山野农民藤原恒男和藤原时子夫妇之间相互支持的故事，上坪铁一、女儿伊东秀子律师、孙子堤啓太三代人的故事，山阴“中归联”的核心人物难波靖直一个人坚守的故事，旁观者石田隆至被感动的故事，矢崎光晴和父亲矢崎新二父子从不理解到子承父业的故事。这些具体的、个人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成为一个一个打动我们的点。

人物出来了，如何和故事衔接又成为一个难点。《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是一个宏观的大故事，需要交待“六年”中发生的故事，而以上的故事都是“六十年”里发生的。如何把“六年”和“六十年”的故事结合起来，这中间又经历过好几次反复。

过程不再赘述。但煎熬的过程十分值得。

历史纪录片本意为还原历史，讲述人物关系，表现真实的人性。无论是通过人物讲故事，还是通过故事讲人物，我们能抓住历史那面镜子，把人性中最为闪光的一面还原出来，就算是完成了本片最大的使命了。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剧照

真实的力量

从哲学理论上说，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的真实。然而，纪录片最动人的力量莫过于对于真实的追求。我们在本片中从未放弃对真实的探索，并尽力从多个角度来还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真实。

拍摄过程中，稻叶绩这个老人是最为复杂的。1949年，他作为残留日军部队在山西被抓，1952年被转移到山西战犯管理所。回国后日本政府不承认他是军方安排留守山西的，反而诬陷他为逃兵。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都没有得到过解决。在采访过程中，摄制组问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是什么事，他想了一想说，“我这一生中没有值得开心的事。”

在山西战犯管理所，摄制组找到了他当年的罪行供诉书，其中有他的签名和手印。在1956年中国侦讯的过程中，一切按照国际法的流程，不允许任何恐吓、威胁或武力胁迫的行为，必须靠证据说话。所有的案件必须有证人、证物才能定案，即便是日本战犯自己承认、但没有证人证物的都不能最终定案。在这样严格的侦讯背景下，稻叶绩的供述书上清楚地标明了他所承认的若干杀人、强奸的罪行，并有相对应的证人证词。

然而在回到日本后，稻叶绩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逝世，他一度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消失。再联系上他时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虽然愿意再次加入“中归联”，参与各种和平活动和演讲，却一改自己以往的口供，坚称自己并未杀过人，直到现在。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老人，日本方面的研究人员石田隆至曾经分析，稻叶绩不承认自己在管理所撰写的笔供，并非诚心撒谎，而是在内心中刻意回避战争带来的创伤——而这本身也是一种战争的创伤。由于伤害过于剧烈，当事人无法面对真相，所以潜意识里选择了遗忘。

在我们第二次的采访中，稻叶绩由于生病无法按预约采访，我们在医院拍摄了一点老人的画面。老人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仍然对摄影机说；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要继续宣讲和平。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人生。

在制作过程中，我们采访的日本绘鸠毅老人和中国的张梦实老人先后去世。

由于篇幅所限，还有许多动人的人物和故事没有放进节目中，这是很大的遗憾。制作这部纪录片，我看到动荡的年代里，每一个挣扎的生命所面对的痛苦、悔恨，也是百感交集。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唯有珍惜此时此刻的宁静与和平，尽力为他们的努力再增添一点力量。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集团历史节目部编导、

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分集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