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日本
文 / 乔康子

      本文作者乔康子

经常有人问我“现在的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说实话我每次的答案都不太负责任，通常都是简单地回答一句“还是那样。” 我觉得大家问我这个问题与一般的问候语差不多，就好像你问我“你好吗？”我回答你“还不错”一样。不走心，担心一走心就说多了，说多了也不知别人爱不爱听，最苦恼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答案却是矛盾的，没有正解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并作为最优秀的种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讲述了当时发生在学校里的一个故事，当老师要求一个敏感的日本男孩解剖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用指关节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青蛙有什么好哭

的？你长大后还会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我最早接触日本人应该是九几年的事了吧。父母亲有位工作上的日本朋友，名字叫平田，当时的他四十几岁，他的外貌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只记得父亲说平田刚到青岛后，见到他们第一面就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并对日本当年的战争行为表示道歉。很惭愧，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冥冥之中也觉得平田的道歉是应该的，但不明白具体缘由。

摄制组在山西检察院拍摄日本战犯笔供

摄制组在日本拍摄外景

后来阴差阳错就去日本留学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日本，是不是喜欢动漫亦或那边的文化，我通常都用“嘿嘿”来掩饰我这从没思考过的选择，因为我除了课本上讲述的中日战争以外，对日本的其他毫无认识，显然我也不是去为中国人民复仇的。去日本之前报了个几个月的日文课程，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附近的肯德基里看中文报打发过去了。我记得当时的日语老师是一位来自东京的小个子女生，她与她大阪出生的老公一起来中国，一起在语言学校教课谋生。因为没怎么去上课，所以对她唯一的印象就是她很认真。从没听她提过中日问题，应该也从没在课堂上公开道过歉吧。

到了日本以后，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其实没什么特别感觉，一切正常，有时还会碰到善良的日本教授体谅留学生的不易，把我本该得的“C” 调到了“B”。没有人公开聊过中日问题，至少我没听到过。幸好校外的打工生活可以深切体会到身为“二等公民”的感觉，否则真是白去了。

2005年，北京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反日运动。当时我还在东京，日本的新闻关于此事连续报道了好多天。我在学校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校内接触到的日本人还是维持一贯的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只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在我打工的地方，有位平时跟我关系还不错的日本女生突然跑来跟我说：“你们中国人真可怕。”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刻意躲着我。

由于日本教科书对中日战争的主观描述，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几十年前中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只是跟着媒体走。恰巧媒体们深知比起宣传中日友好、世界和平，观众们更喜欢看有矛盾冲突、贫穷落后的中国。

在2014年《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的制作过程中有机会再次赴日，并近距离地接触了一些老战犯，战犯家属，以及仍在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而努力的一群人。他们愿意见我们并接受采访，我想他们至少是不排斥我们的一个日本群体。说到忏悔，在采访过程中确实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在为自己当年的残暴行为而反省。他们对中国人是抱歉的，反省的态度是谦逊的，但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依旧隐隐感到他们骨子里的傲气。显然，这股傲气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培养出来的。

在《辞海》里，“态度”包含两种解释：一是人的行为，表情；二是对某事的观点和做法。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十分矛盾，日本对中国并非完全的种族歧视：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混乱局势深感恼火。其实在辛亥革命前后，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曾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和教育。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中国建设医院，还有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更是发自内心地欣赏中国文化。”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自身行为与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其实是一个因果关系，原因在先，结果在后。原因和结果具有必然的联系，二者的关系属于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没有混淆变量。

（本文作者：《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翻译兼编导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