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的叙事语言
文 / 廖晓鸥
发布时间:2016年02月03日 17:01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本文作者廖晓鸥
近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手机、便携式摄影设备不断推广普及,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分布格局被打破,传播环境日益复杂多元。新媒体传播方式影响深远,不但使得整个媒体环境内的生态格局为之一变,也对整个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纪录片作为时代的记录载体,它在记录这些变化的同时,自身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本文尝试从叙事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当下纪录片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以及它所面临的困境,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探讨在新形势下纪录片的使命和意义。
一、什么是纪录片的语言
语言是什么?根据《辞海》的解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注1] 。这是语言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最狭义的语言的定义。有研究者指出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概念就是所谓的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而广义的语言泛指可以传情达意,又有自身规律、法则和系统的媒介” [注2] 。在这个意义上,诸如建筑、音乐、绘画、雕塑都有自己的语言,纪录片也有自己的语言。
纪录片主要有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两种,无论是哪种纪录片,它们的语言都属于视听语言,应该符合视听语言最基本的规律。这些基本规律是电视、电影等视听媒体所共同遵循的,除此之外,纪录片的语言还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使之区别于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或者电影中的故事片。
相对于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纪录片的视听语言更强调其客观记录性;相对于新闻节目来说,纪录片的视听语言更强调完整性和观念性,而并不强调时效性。也就是说,纪录片较之一般碎片化的新闻报道更为完整,纪录片会记录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人物在此事件中的行动、情感等。电视新闻节目中的深度报道,有的也会较为完整和深入,当它的触角关注到人物命运,或者事件背后深入复杂联系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和纪录片有一定的共性。
另外,纪录片虽然强调客观记录,但它是有制作者的观念在其中的,每一部纪录片莫不如是,而新闻报导却不尽然,虽然总体而言,某家新闻媒体或者某段新闻会存在倾向
性,但是大多数新闻本身还是基于事件的本身的记录。
二、纪录片语言的构成
同任何语言一样,纪录片语言的构成也非常复杂,可以探讨的角度也非常丰富,本文准备从三个角度来探讨纪录片语言的构成。
无论是电影纪录片还是电视纪录片,构成它们的最基本的元素就是镜头。提到狭义的语言,我们知道字是它最基本的元素;对于纪录片语言而言,镜头就是它的基本元素,镜头的选取、剪辑都将决定整部纪录片的叙事主旨和风格。研究纪录片的语言,分析镜头的拍摄和剪辑是首要工作。这也是探讨纪录片语言的第一个角度。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海报
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
纪录片《大国崛起》海报
纪录片《大明宫》剧照
分析纪录片语言的第二个角度,是探讨纪录片语言的 “能指”和“所指”。纪录片的单一镜头以及它的剪辑组合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包括直观的和潜在的两个层面。直观的,就是它直接展现给观众的;潜在的,则是它潜在表达的,它不一定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它也不一定会被受众精确地接收到。对此,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有非常深刻的说法:“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注3]
借用索绪尔的这种说法,在纪录片的语言中,镜头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能指,而镜头后面的意义就是所指。
在狭义的语言中,能指是音响概念,比如中文的“纪录片”是这样,英文的则是“documentary”,语言不通的人,是无法仅凭发音来理解到底谈论的是什么,这是狭义语言在能指上的局限性,索绪尔也称之为符号的“任意性”,而在纪录片语言中,能指的这个局限性就相对小得多,因为纪录片是一种视听语言,它的镜头是直观可视的,所以即使语言不通,人们也多少能够理解,但这种理解是否全面准确则受复杂因素的影响了。
处理好纪录片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考验创作者功力的重要方面。如果纪录片的创作者能够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图完整地表达出来,并准确无误地被受众接受而不会产生误读,就是创作的成功。然而关于这一点,在新媒体的传播环境下面临挑战,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论述。
在纪录片语言的基本构成、能指所指的基础上,就是纪录片语言的风格问题,这是探讨纪录片语言的第三个角度。“从艺术降生的第一天起,它似乎就接受了两项戒条:它不能是推论形式;它不诉诸人的推理能力。从而造就了它的两种品格:它是包含了多种复杂含义的综合体;它必须直接呈现于人类情感转变为可见或可听的形式的一种符号手段。”[注4]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既是包含了多种复杂含义的综合体,又是承载情感和意义的可听可视的载体,这种复杂性,决定了纪录片语言的丰富性,也决定了纪录片语言风格的多样性。这种情形,在新媒体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
三、纪录片语言的分类
为了研究和讨论的方便性,可以依据纪录片的分类来对纪录片的语言进行分类。比如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两者的语言就有所不同:受制于放映时间和条件,电影纪录片的时长有所限制,再加上来自电影艺术的传承,所以电影纪录片的语言一般更为凝练和精致。虽然电视纪录片中也不乏精致凝练的作品,但总体而言,由于播出节奏的需要,大多数电视纪录片无需那么讲究。
而在电视纪录片中,栏目纪录片和系列纪录片的语言又有所不同,前者一般被视为常规性的节目,有着播出的时限,是速食消费型的节目,这类纪录片题材广泛多样,拍摄手法灵活,叙事语言也同样灵活多样,甚至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而系列纪录片一般是有特殊预算的,为非常规类的节目,往往主题明确,甚至主题先行,这类纪录片投资较高,拍摄时使用的特殊设备较多,拍摄周期较长,后期使用的特效也更为复杂,这就使得系列纪录片的语言更为精致、沉稳、大气,但有时候不免有套路和乏味的地方。
随着网络的出现,随着DV的普及以及手机拍摄设备的日趋精良,使得纪录片的创作群体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种新媒体和新传播带来的是纪录片本身概念的突破,纪录片的叙事语言也同样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一部纪录片的内部,也可以依据解说词、同期声、镜头语言等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这部纪录片语言的不同风格。
四、影响纪录片语言的核心因素
创作观念会对纪录片的语言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影响创作观念的因素则很复杂,既有时代的影响,也有创作者个人的认知、追求。不过无论创作观念如何变化,我们可以认为是有一个标准值来认识、区分不同的创作观念的,这个标准值就是纪录片对真实性的态度和表现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说,影响纪录片语言的核心因素就是创作者对于真实性的态度和表现手法。
这一点也是由纪录片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正是真实性给了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电视剧的力量。
以真实性为参照,纪录片的语言可能是质朴的、写实的,也可能是华丽的、写意的,最为有趣的是,一些在骨子里并不尊重现实的纪录片,却会以修饰了的语言来营造一种真实、亲切、可信的纪录片形象,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真实性对于纪录片语言的重要性。
与纪录片真实性相伴随的是另一个问题,即纪录片的反思性。为什么需要纪录片来记录现实,记录的目的何在?深层次来说,是需要提供一种借鉴和反思。正如有的纪录片研究者所指出的:“优秀的纪录片如果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仅仅提供给我们已知的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的常识和法则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应该提供给我们创作者对现实的思考,而且这些思考不是陈词滥调,要有新颖的或超前的意识,使观众在看完影片后,不仅获得信息,还能从中得到对社会、现实、人生等问题有异议的启示或认识。一句话,优秀的纪录片要体现出反思和质疑的批判精神。”[注5]
虽然真实性仍然是影响纪录片语言的核心因素,批判反思精神仍然是优秀纪录片的语言追求,但在多样复杂的传播方式下,在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纪录片语言在更多维度上展现出创造性、活力和美感。
五、新的媒体环境下纪录片语言的新特点
近十年来,媒体环境最大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就是网络的兴起,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第二个是手机、DV、数码照相机等便携式拍摄设备的普及。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方便快捷的拍摄工具使得日常的拍摄记录更加方便,大大降低了拍摄记录的门槛,使普通人能够参与到信息记录中来;而网络、手机移动终端的发展则突破了传播的门槛,普通人可以更自由地参与到传播中来,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电影虽然仍然掌握着传播渠道,掌握着话语权,但是其影响已经极大降低。
新的传播媒体、新的传播方式带给传播环境、传播规律、传播理论的影响是突破性的、划时代的,它们也同样深刻地改变着传播语言。在这个大的浪潮之下,纪录片的语言也同样深受影响,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众声喧哗,多样繁杂的记录语言
如前所述,由于网络、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兴起,也由于手机、数码相机等拍摄手段的普及,使得普通百姓能够最大限度的参与到记录传播活动中来,所以信息传播空前活跃,信息浩繁芜杂,泥沙俱下,各种观点的碰撞,各种语言的冲击,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状况。
由普通民众拍摄的纪录片不是传统意义的纪录片。这类片子的设备不专业,手法也不专业,记录往往不完整,随意很强,短的几分钟几秒钟,长的甚至几个小时,但是它们往往现场感极强,观察敏锐,没有陈词滥调,很容易获得关注,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传播。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媒体的声音容易被掩盖、忽略,甚至可能在众说纷纭的解读中被误读。为了不被误读,为了不使双向的传播变成无人倾听响应的独白,传统媒体必须主动地改变自己的话语模式,以此来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传统纪录片的语言同样也顺势而为,进行着改变。
2.误读、解构与模仿
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许多传统的纪录片被误读,被解构,被玩笑似的模仿。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要传达的意义被分割,比如画面和解说词被割裂开来理解。有的时候,这种误读或者解构是故意为之的,体现出人们的一种调侃心态,本来严肃的话题成为笑谈;有的时候,这种误读或者解构并非故意为之,而是创作者在纪录片语言能指与所指上的处理失败造成的。
一方面,误读、解构、模仿的存在是因为现在传播环境造成的,观点、语言的丰富,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心态放松,都为这种误读、解构、模仿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纪录片的创作观念和语言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没有说服力的宏大叙事、没有依托的抒情、不尊重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等,这些也是纪录片被误读、结构的原因。此外,被误读、解构的存在,也可能因为传统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与新的传播观念不同造成的。
这些情况的存在对于当前的纪录片创作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很好的反馈和激励机制。
3.记录语言的双向回归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繁杂的传播环境也凸现了纪录片的核心价值,也带来了记录语言回归的动力。
当前的传播环境非常复杂,谁也不能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最值得倾听的声音,谁都希望在这纷繁复杂的传播环境中获得最多的关注,引来最多的倾听,这使得各种记录语言都必须自觉或者非自觉地实现调整。这种回归就是朝着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观的回归,就是尊重纪录片的真实性与反思性,这种价值的回归首先就是体现在纪录片的语言上。
在这种回归中,体现出两种维度向着同一个价值基准回归,一种是传统的纪录片从宏观的叙事格局向更生活化、更贴近人的方式转变,一种是一些民间创作的纪录片自觉地朝着更为规范化的记录语言调整。这种双向的回归使得纪录片的未来变得更加令人期待。
结语
简而言之,新的复杂多变的媒体传播环境,使得纪录片语言也呈现出丰富和不断变化的特点,在这种变化中,纪录片必须要回归它的核心本体,才能够顺应新的传播环境,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受众。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集团文化节目部编导)
注释:
[注1]:《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796页。
[注2]:宋杰:《纪录片:观念与语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注3]:[瑞士]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页。
[注4]:[美]苏桑.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注5]:宋杰:《纪录片:观念与语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