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忆我的纪录电影生涯（下）
文/ 庄唯

发布时间:2016年04月18日 15:47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本文作者庄唯

庄唯

1929年出生。

1947年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助理、摄影师、编导。

参加辽沈、平津战役的拍摄，曾驻广东、陕西、西藏等摄影站拍摄时政新闻。参加拍摄《新中国的诞生》《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等。编导兼摄影的影片有《加拿大见闻》《今日柬埔寨》《十世班禅》等。

二、难忘周恩来总理

“快给他们盖上”

1949年5月的一天，袁牧之（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通知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从助理摄影师转为正式摄影师了。”之后，我就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拍摄。

1949年7月，毛泽东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勤政殿合影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

北平刚刚解放，国民党在北京安插了不少特务，他们经常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原北京市市长何思源家里就被特务安置了炸弹，炸死了他的女儿，炸伤他家的人。为了保障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警备安全工作很紧张，我们也很警惕。

当时中南海勤政殿里里外外一片忙碌，出出进进的人很多。经常要开各种会议，其中两次重要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是在这里开的。为了拍摄，我们的电影器材要运到里面去。我很担心万一特务混进来，在器材里放个炸弹，那就糟糕了；或者敌人掐断一根电线，哪儿弄点毛病出来，我们就工作不了。怎么办？为了安全，我们把拍摄电影的器材，摄影机、录音机、胶片等等搬进勤政殿后，当晚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就守在了那堆器材旁边，睡在了勤政殿地上的地毯上。

那时候是阴历三四月份，天还很冷。我们就把地毯掀起来，钻到毯子底下，用毯子盖在身上取暖。天亮醒来时，我们感觉不冷了。再一看，我们每人身上都盖了两三件大衣。一问才知道，夜里周恩来总理和公安部领导罗瑞卿到勤政殿检查会场安全。周总理发现了我们，说怎么地毯底下还有人呢，工作人员要把我们喊起来，被总理制止了。总理说，两个年轻人是在这里看守机器呢，白天累了一天了，好不容易睡着。说着，他又让工作人员赶快找两件大衣，总理跟工作人员说：这屋子这么冷，他们才钻到地毯底下取暖的。快给他们盖上，不然感冒了，明天就工作不了了。

听了勤政殿工作人员的讲述，我们俩很感动，这么点小事，国家总理都做得这么周到，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巧克力多吃一些”

那是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埃及，我跟随代表团拍摄。抵达埃及首都开罗时，纳赛尔总统亲临机场迎接，沿途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一是埃及人对客人特别热情，他们握手的时候总是用尽最大的力气，表示亲密友好。由于握手太多，总理的手都被握肿了；二是几十公里欢迎人群不断，周总理站在敞篷车上，不停地向人群招手致意。四十多度的高温天气，一路下来，总理的衣服都湿透了。

12月21日早上，我到独立宫餐厅用餐，迎面碰上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周总理一下子把我叫住：“庄唯，你过来，我告诉一个好消息。”

我一愣，心想，什么消息，能让国家总理亲自告诉我？

总理非常高兴地跟我说：“我今天收到的国内电文说：昨天晚上在北京文化部举行了一个表彰大会，副总理、政治局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参加的，文化部长沈雁冰主持，会上表彰并且颁发了全国十大优秀摄影师奖，你和冯世昌都榜上有名啊！”然后他又不无惋惜地说：“只可惜你们没在场，没有能感受到党和国家给你们颁奖的鼓励。昨天的表彰会上给你们每人发了一个奖状，是精神奖。我倒觉得应该发点物质奖。”这时站在周总理的陈毅副总理也兴奋地插话：“应该给一些物质奖励。”他们的话音刚落，在餐厅里就餐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站了起来，为我和冯世昌鼓掌祝贺。

12月22号，经过几天超负荷的紧张工作，我的搭档冯世昌病倒了。大冯一病，全部的拍摄工作都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每次拍摄除了沉重的摄影机，还必须背着足够量的胶片。抢拍镜头的时候要迅速冲到最合适的角度，一盘胶片在抢拍中会很快被消耗完，需要刻不容缓地换上新片。平时两个人可以相互配合，现在一个人，真的有点吃不消。这让总理很着急，他对我说：现在你的任务太重了，你千万要注意身体。我已经告诉外交部让他们和你们厂商量再派两名摄影师来，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办好外交手续，现在只能由你肩负重担了。总理还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多给庄唯增加一些营养，巧克力多吃一些。

为了减轻我的工作压力，总理把他的军事秘书和卫士长叫来，他们两个都是上校级的军官，总理对他们两人说，从现在起，你们俩要帮助庄唯，给他背胶片包。一旁的陈毅副总理也说：我的卫士长老高可以帮你打灯光。就这样，在总理的帮助下，后一阶段的任务因为有了帮手，进行得很顺利，工作完成得也很出色。后来，我常常想起这段经历，每次还都非常感动。

出访的第三天，周总理把我和代表团成员民航局的吕局长叫到一起，指着我们的伊尔-14飞机跟吕局长说，这架飞机要专门用来运送电影器材，以后这架飞机的起飞降落要听庄唯的，不再听你的指令。这是总理给我的调配飞机起降的权力，我深深地感到他对我们新闻电影的重视。

时光荏苒，一去不复返，但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始终记在我心间：你们是国家用大量外汇购买的胶片培养起来的摄影师，不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省钱，你们要努力做好新闻电影工作。

1987年本文作者（左）在柬埔寨吴哥与“民主柬埔寨”战士在一起

“这个片子帮了我大忙”

“文革”中，在我被审查期间，还拍了一部《辉县人民干得好》的片子。派我去拍片时是说要考验考验我，于是给了我“代代红”胶片（保定胶片厂出的产品）和一台新影最老的 “阿莱”机器，让我去辉县拍摄。当时“代代红”胶片还处于试用阶段，质量很不稳定，还没有人用来拍过片子。那机器也很旧了，格数都不准。越有压力，我就越想拍好这部片子。拍摄的时候，胶片的涂层不均，色彩还原不好，好些镜头我经常是拍了七八次才可以用，但最终我把片子拍了出来。

《辉县人民干得好》讲的是河南省辉县的荒山丘陵占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田少、水难、路难、生活难，他们全县人民大干苦干了八年，改土造田，劈山凿石，筑路修渠，让坏地变丰田，水通、路通，生活越过越美好。

周总理当时是与赛福鼎、陈永贵一起看的这个片子，很高兴，当时就提出，这个片子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要干社会主义，也看出片子的作者是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了。周总理实际是在批判当时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风气。

总理说这话是谁告诉我的呢？是陈永贵。他找到我，让我帮着他们也拍个片子，并帮助大寨培养几个学生。陈永贵告诉我：总理一看一边高兴地说，现在我们不抓生产了，好多地方都不生产了，我很担心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片子帮了我的大忙。周总理马上和陈永贵谈，要抓生产，大家要抓农业生产。辉县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是值得推广的，如果我们每年能有三十个这样的县，我们国家的日子会更好过。

“要让老百姓看得懂”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我们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关心着我们新影。新影档案资料里还保留着许多周总理亲笔修改解说词的手稿，大都是用毛笔改的，有的片子还改得很多，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去看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很多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片子，有不少在国际上得奖了，那都离不开周总理的关怀。

周总理常常对我们的电影提出意见，那时候老百姓看到的新闻电影主要是《新闻简报》。周总理就提出：《新闻简报》什么叫好呢？老百姓能看懂，有头有尾，这就是好作品。总理这句话成了我的工作指南，每次工作我都会想，我这个镜头拍下来，老百姓能不能看懂；这个镜头拍下来，会起到什么作用。以此激励自己，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

还有一句周总理常说的话，我记忆犹新。总理说：你们是党员，党用外汇买了胶片（当时我们拍摄用的胶片，特别是时政主题用的都是从国外进口）培养你们，你们的成本不低呀，将来你们要把你们的经验很好地留给你们后人，让他们少走弯路，多长知识。

“这不是宣传工作者的头脑”

那时候周总理经常来审看我们拍的片子，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有一部抗美援朝的片子，其中有一个烧美国国旗的镜头，解说词说：这是谁的旗，这是强盗的旗帜。总理审查的时候说：这怎么是强盗旗帜？美国的这个旗帜也是美国人民鲜血染红的，你在片子这么一骂，把美国人民也带进去了，不能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这就是领袖的思想境界。我们只想这是敌人的一面旗帜，只顾解恨，但是总理马上想到，这个旗帜上是有人民的鲜血。他能看出问题，告诫我们不能图一时痛快，这不是宣传工作者的头脑。

“为什么不尊重事实？”

1966年国庆十七年，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解放军、民兵、青年学生一块在天安门城楼上照了个合影，我当时在场，好像是新华社或者是《人民日报》记者给照的。第二天，报纸登出来了，画面变了，来了个“换头术”，把原来陈毅、邓小平的位置换上了他们所需要的人物的头像，把周围的群众、民主党派人士也全都拿下去了。后来总理找我说：“庄唯，你把电视台李华叫上，杜修贤（新华社的照相记者）叫上，我和他们说一说。”后来我把他们找来，来到总理面前。总理先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的五星红旗代表什么？我们党的三大法宝是什么？他说：五星红旗代表是多个阶级的团结协商，而不是一党专政。这个旗帜体现着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体现这个。现在你们不是搞统一战线，是搞孤立领导，领导就应该脱离群众？领导只能和领导干部在一起吗？这种做法非常错误的，西方资产阶级还讲尊重事实呢，我们为什么不尊重事实？怕事实，就是有鬼！

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大，很震动。周总理的教导使我懂得了坚持实事求是，遇到问题一定要多想一想。多想一想，才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圆满一些，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意义。

三、那些难忘的精彩镜头

说服力：在镜头中体现

几十年的摄影工作，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拍纪录电影，特别是新闻纪录电影，最能锻炼一个人的观察力，也最能考验你的思想水平高低。也许有人会说，拍摄不就是近景、中景、全景吗，很简单，不用去动脑筋就能把它拍出来。然而真正抓住思想、抓住主题，就完全不一样。抓住了，你拍出的镜头才具有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平常下功夫。在我摄影工作中，曾经拍摄出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精彩镜头。

1964年12月，新影摄影师拍摄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jpg

1964年12月，新影摄影师拍摄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

比如，跟随周总理去印度拍摄谈判中印边界问题。镜头中周总理慷慨陈词；镜头摇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却是一种很有点心虚的样子。后来这个片子在各地放，大家都说这个镜头很有说服力，一看就能说明真理在谁一方。总理看了以后，也是很满意的。

还有，邓小平到前苏联论战胜利归来，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去机场欢迎。邓小平一下飞机，绕机场一周，大步前进，阔步前进，边走边摇着花束。在这个时候我马上想到，说我们胜利了，怎么能体现在画面上呢？我就从邓小平昂扬的近景，摇到手中的那束鲜花……这个镜头也成了经典镜头了，大家都很赞赏这个镜头。

抢镜头：机器一直没有停

我觉得只要你肯动脑筋，只要你更多地去联想、更多地去观察，关键时刻就能抢拍出好镜头；如果你很懒，拿着机器随意拍摄，很难拍出精彩镜头来。这一点在我的工作中，深有感触。有时我们拍一组镜头，也许会觉得这个事是很容易的，比如拍会议，开会不就那几个镜头嘛，但这里也要动脑筋，也需要自己不断地去钻研、去发现，才能拍出个性的东西，才能拍出点精华。

1966年，我抢拍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林彪改稿子的镜头。当时在场的有新华社记者，电视台记者也不少，但他们没看清，没拍上，后来新华社用的那张照片是从我拍的镜头里剪下来的。当时我看到毛主席正在给林彪改讲话稿，林彪那天军装穿得很整齐，毛主席也很慈祥，感觉这个画面很不错。但是通常这种情况旁边的警卫是不让拍的，怕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由于我当时是咱们摄影队的负责人，和那个警卫处长熟悉，所以警卫也没有硬拦我，我就用了很短的时间，在没有影响到毛主席他们工作的情况下，机器没停，就用镜头切换，把那场景拍了下来。后来大家评论这个画面，说这个摄影师很成熟，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了这样有情绪的镜头，确实很难得。

用情感：拍摄长街送总理

作为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要具备许多素质，思想性、艺术性，文笔还要好，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感情，要带感情进去拍摄，就是我们常说的：只有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观众。没有感情，就选择不好镜头。

1976年，在拍十里长街送周总理时，我曾用真挚的情感拍下过这样一组镜头：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抱着四五岁的小女孩，孩子穿着小羊毛大衣，旁边是孩子的妈妈……男子一直在控制自己，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周总理的灵车开过来，突然间男子控制不住，哇地哭了出来……他一哭，小女孩马上抱住了爸爸的脖子，孩子妈妈也扑到了男子的身上，一家三口悲痛欲绝。这一组镜头，马上编进了片子里，编辑说很有感染力。

1976年拍摄十里长街送总理

当周总理的灵车经过天安门时，我还抢拍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从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主席画像，慢慢摇到载着周总理遗体的戴着黑纱、黄纱的灵车……这个移动，代表周总理和毛主席最后告别。这个镜头后来好多人评论，说虽然拍摄的是景物，但是表现出了深深的情感。

选角度：邓小平在黄浦大桥

1992年，拍摄邓小平南巡，我这次的任务不是拍胶片，因为新华社没去人，我的任务是拍照片。我带着照相机，一路拍了八百多张照片。后来新华社拿我的照片进行展览，新华社评论说，这一看就是老摄影师拍摄的，画面信息十分清晰，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在哪个站台上、和谁谈话，交待得一清二楚。有的人还问我怎么能做到这样，我说这是多少年的积累，镜头一举，马上会想到时间、地点、人物等五大要素，脑子里面就有这个概念。

邓小平在上海参观黄浦大桥，当时有好多记者以水面为背景拍摄的邓小平，结果拍出的效果是光看这个画面，只有人物，没有地点，看不出来是在哪里拍的。而我拍的那照片呢，邓小平侧面就是黄浦大桥，大桥的高度、深度，全都呈现出来了。

1992年拍摄邓小平南巡时和家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