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年纪录片生涯
刘大良

中央新影集团中央时政部摄影师刘大良

个人简介

197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同年分配到新影厂工作至今。曾先后在新影厂编辑部（《祖国新貌》、《纪录片之窗》、《今日中国》栏目）任摄影师助理、摄影师、记者、主任记者兼纪录片编导。80年代先后被派驻湖北、陕西、甘肃（兼西北五省）摄影记者站工作。2001年至今分配到中央时政部工作，承担采访和拍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考察以及重大活动。

30多年来，参与拍摄（编导）数百部（集）电影纪录片、新闻片、电视专题片和电视栏目等工作。拍摄党和国家领导人重大活动500多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总书记访日——暖春之旅、总理出席联合国63届和65届联大、广州亚运会、人大政协两会、南方冰雪、旱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盈江地震等）。

主要获奖作品有：《太行鸿雁》获文化部政府奖（优秀影片），《难忘的日子》获第一届中国电影节（优秀影片奖），《陈嘉庚》获政府华表奖、金鸡奖提名（优秀纪录片），《挥师三江》获解放军军事类题材一等奖、第七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意大利第10届国际军事社会类纪录影片一等奖。电视片《吴越打官司的故事》和《父子轻薄上公堂》分别获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一等奖和三等奖，《钢琴梦》获政府华表奖、金鸡奖（优秀影片），《人民至上》获政府华表奖、金鸡奖提名（优秀影片）。此外，还有 20多部作品获本单位、央视、国家和国际等不同奖项。多次被评为本单位和央视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荣获“最美央视人称号”。

2015年获得“第一届最美央视人”光荣称号

说来也快，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便要解甲归田，心中无限感慨。就目前而言，文化大量释出，能赶上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时代，我们何其幸运。从事纪录片工作四十年了，回过头数了数，由我原创和参与的影片已於百部，在拍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与经历让我终身难忘，觉得这些同样值得被记录下来，也算是这么多年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开放发展。电影学院逐步恢复了正规的教学秩序，我报考了摄影系新闻电影专业，那时使用前苏联教学大纲居多，影片类别主要分为：故事片、新闻片、美术片几大门类，纪录片只是新闻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理论界提出“要全面提高电影文化的讨论”，西方电影理论开始大量进入我国，重新开启了纪录电影之门。学习期间我观摩了大量的影片，这对我今后的创作影响非常大。我们这代人追求的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认为艺术应当反映这个时代，因此，在校期间我与同学拍摄了影片《女子接触网工》。当时中国正在发展电气化铁路，这部影片记录了襄渝线电气化铁路上女子架线班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真实反映了架线女工的梦想与追求，也折射出中国电气化铁路建设的步伐。这部35毫米10分钟的黑白纪录电影由中影公司全国发行放映，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从那刻起，我的人生开启了纪录的历程。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那时是中国最具权威的纪录电影制片厂，厂名是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1978年我毕业后分配到这里，有幸参与了《光明的中国》、《历史的艳阳天》、《先驱者之歌》等几部重大影片，担任摄影师助理和编导助理工作。《光明的中国》反映新中国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希望。影片除了采用部分史料外，大部分采用实地拍摄、人物采访等手法。刚从校门到实践的课堂，这些影片的拍摄让我充满了激情。当时我与一位老摄影师主要负责大西南方向的拍摄（主要指的是云、贵、川），内容以“三线”铁路（襄渝线、宝成线、成昆线）、少数民族、新型工业城市（如攀枝花）为主。为了拍好“三线”铁路，我们都是先踩点再正式拍摄，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每次拍摄都需要往返两次。“三线”铁路是在中国铁路史上的伟大工程，高山险峻、地形复杂，特别是成昆铁路，有的隧道长达数十公里，让我深深地感到震撼。如今“三线”铁路已经成为大西南与中东部连接的动脉，为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给人民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方便。为了拍好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穿梭的镜头，我们要爬到远离铁路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山上去选景、寻找合适的角度。高山陡峭，没有道路，树枝撕破了衣服，砾石磨穿了鞋子，我们就像地质工人一样，拎着水壶带着干粮背着沉重的器材行走在大山之中。看见巨龙一样的火车飞驰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壮观画面时，吃再多的苦也值了。

后来，我接受了《先驱者之歌》的拍摄工作，担任摄影师助理和编导助理，该片编导是新影厂原总编辑赵化同志，他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地摄影师，是一位资深的电影人。担任该片摄影师的是李坤钱，也是资深的摄影师，特别的是摄影师杨之举曾经为伊文斯担任摄影工作，功夫很深。《先驱者之歌》是新影厂的一部重要作品，反映的是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取得伟大胜利的故事，是建党60周年献礼的影片。全篇以大量史料、图片、文稿、烈士遗物和实地采访为主。记得我随编导赵化去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采访时，正值冬日，一场大雪覆盖了苏北大地，烈士陵园的雪松却傲然挺立，不肯被大雪折服，也许这就是英烈们的精神。由于出门时没有想到苏北会下如此大的雪，穿的衣服有些单薄，一连几天感冒发烧39度，但我依然坚持带着病完成工作。其余大部分内容要在摄影棚、革命博物馆中拍摄，为了让每一组看似枯燥的静物都富有灵性和情感，我们利用现有的摄影技术和条件采用虚实变换，推、拉、摇、移，色光变化等表现手段进行创作。对周文雍和陈铁军这对革命情侣临行前的画面处理上，由于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要在片中展现的篇幅比较大，这时候大家想到了画素描的方法，把这段感人的故事表现出来。《先驱者之歌》是一部非常壮美的力作，曾先后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最佳纪录片等大奖，后来又被中宣部、团中央等单位列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在拍摄四川攀枝花时，为了拍好“钢城”攀枝花的全景镜头，我们要爬到附近的高山去拍摄，有时地面上艳阳高照，到了山上却下起了雨，为拍一个镜头常常要折返多次，不像现在，都有远程监控。攀枝花是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我们所关注的，为了突出生产的气氛和火花四溅的效果，采用大广角、近距离拍摄手法，火花溅到脸上、手上，留下了永久的纪念，而他们却毫不在意。我愿意直面真实，愿意专注于情感，当他们走过时脸上会露出笑容，我闻到了他们身上还有浓郁的汗味，不同的面孔上承载着相同的际遇，一切就那样存在着，只需要我们去凝视，去体会。西南之行，我们师徒二人离家四个月，跑遍了云、贵、川，满载着收获回到北京，到厂后一同出去的另外几路摄制组早就陆续回到了厂里，同行们表现出深深地敬佩。那个年代工作条件远不及现在，一路所看所想迫使我们有一股上进的劲头，把本职工作做好，不懈怠。这种作风和品质我一直保持至今。

1982年，湖北驻站时在百米高空拍长江架线。

80年代初，新影厂驻各省都有记者站，我先后被派往湖北、甘肃、陕西（兼西北四省）记者站工作长达6年，业务水平日臻成熟，开始独立创作。驻湖北站两年中，我跑遍了荆襄大地、三峡工地、十堰二汽、鄂西土家山寨去采访和拍摄。在拍长江架线可以说是危难重重，两岸跨度1000余米，高铁塔100余米，到江心位置拍摄工人作业，为拍摄一个俯瞰视角，需要站在两条缆绳之上，当时条件简陋只有一条胶皮的安全绳，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用生命在拍摄。我先后拍了《土家族风情》、《三峡截流》、《汽车城》、《古城襄樊》、《武当山》、《长江架线》、《水乡鸭医生》等《祖国新貌》题材，采用35毫米的电影胶片拍摄的纪录片在全国电影院放映，获得业界好评，为当地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3年初，我被派到甘肃驻记者站，那时候妻子刚刚怀孕。到大西北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一辆老旧212吉普车是记者站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离开兰州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途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再跨过甘肃界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途经盐湖、青海湖再到西宁，再由西宁返回兰州。我们一路走一路拍，行程数千公里，跑坏了几个轮胎，发动机机瓦被烧，汽车被突发的洪水围困，虽然困难重重，奇遇连连，我们仍然完成了这项艰难的拍摄。《金张掖》、《银武威》、《风库的变迁》、《青海盐湖》、《古城西宁》等系列纪录片被搬上了荧幕，走进千家万户。其实早在1979年我就到过柴达木盆地、格尔木盆地等地区拍摄，应当时青海省委书记谭启龙之邀拍摄了《塔尔寺》、《漫游柴达木》、《土族风情》35毫米系列纪录片，跑遍了青海。在我们所拍摄的影片里，大多也突出了地域色彩和人文色彩。四年后故地重游，又见到老地方老朋友，倍感亲切，在西宁我专门去拜访了时任青海冷湖石油管理局的局长尹克升同志，后已调任青海省常务副省长，又继任青海省委书记。他被我们的精神所感动，执意要用他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兰州，我非常感动，谢绝了老领导的好意。一年以后我回到北京，孩子已经出生。他现在已经32岁，时间过得真快，庆幸的是他也选择了这个行业。我曾在“最美央视人”的领奖舞台上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现在正好补上——“我把半生献给这个行业，无以为敬，现在我把孩子也献给这个行业”。当然这是后话了。

80年代中期，驻陕西站时拍摄窑洞人家。

陕西古称秦，历史上曾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业逐步兴起，大量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来到陕西这个文物王国参观游览。当时的影视作品、艺术作品掀起了民族主义的热潮。80年代中末期我主动申请到陕西记者站。1986年至1988年，三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三秦大地、黄土高原进行采访和拍摄，千里走单骑独立完成记者站工作。拍摄的影片有《陕西民间艺术》、《黄土祭》、《临潼奇观》35毫米彩色纪录片，我把它称为我在陕西工作的“三部曲”。其中《陕西民间艺术》是我自编、自导、自己摄影完成的，也是我花心血最多、跑路最多的一部。我从黄河边上的韩城开拍，地跨八百里秦川，直到渭河两岸。因为，渭河属于黄河支流，这一地区的民间艺术极为丰厚，深深植根于这一片泥土之中，又具有代表性，所以很值得我们去挖掘。泥塑、剪纸、木版年画、皮影、面花、百花帐，还有大家所熟悉的户县农民画都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美。如果说陕西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创造艺术最为辉煌的地区，那么扎根在民众之中的民间艺术就是洒落在这片泥土之中的瑰宝。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相得益彰，从而构成民族艺术的整体形象。我选择拍摄陕西民间艺术的想法正源于此。人们经常会说，劳动创造了生活，而我认为劳动同时也创造了艺术，劳动者就是艺术的创造者。这部影片拍摄历时一年，正月十五还奔波在黄土高原上。当影片拍摄完成送审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下设机构——中国系列片编委会时一遍通过，发行到与我国建交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带到了世界各地。

《黄土祭》和《临潼奇观》是与编导合作完成的，我主要担任摄影。《黄土祭》的编导王盟盟（新影厂原副厂长）就出生在延安的桥儿沟，其父是延安时代老艺术家王大化。在《黄土祭》中我们紧紧抓住黄土高原、黄河瀑布、延河水、安塞腰鼓、宝塔山、烈士陵园、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等主要元素，编导又将自己对家乡的情感融入其中，做到了情与景、人与画的完美融合，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并获得本年度新影厂的“星花奖”。《临潼奇观》的编导周东元（新影厂原总编室主任）是对外宣传的行家。影片主要以临潼境内的兵马俑、华清池还有挖掘出来的大量文物为拍摄对象。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我们采取了航拍。为了展现坑道内兵马俑各异的神态，我下到坑道手持摄影机在里面穿行，以拍摄出移动的效果，把平时看不到的细节展现在观众面前。另外，我还拍摄了《祖国新貌》、《兵马俑第二次挖掘》、《古城西安》、《金色的南泥湾》、《今日延安》、《今日吴起》、《西域画风》等作品。回到北京后主要拍摄了彩色纪录片《能源之光》（35毫米、20分钟），反应的是京郊地区开发、利用新型能源情况。农村沼气、太阳能、秸秆智能、风能等，目前在京郊不少地区使用这些能源，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另外还拍摄了《雕塑家刘开渠》、《太行鸿雁》和《胡同民警》等。为了拍摄这些影片，我跑遍了京郊地区的偏远县、乡镇和小山村。选择的内容具有社会代表性，也是当时北京市政府“农口”抓的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影片得到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广泛肯定。

1985年我与周家驷、郝亚非两位摄影师共同合作拍摄了《中国影星大聚会》，以及旅日歌手陈美龄的演唱会——《陈美玲的歌》，接着又拍摄了台湾最早到大陆的台湾组合乐队演唱会《来自台湾的歌》。正巧我们的编导就是早先到大陆工作的台湾籍人。更为巧合的是，我随总理出访到日本恰巧参加了一场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动，遇见了二十年前拍摄过的陈美玲小姐，我们谈起那次北京开演唱会的经历，她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们合影留念，陈美玲小姐依然漂亮，风采依旧。

90年代初，在贵州拍摄贫困山区和孩子们在一起。

1997年，在空中航拍香港回归庆典。

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主要参加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丰碑》等大型文献纪录片的拍摄。新影厂划归央视后，我们为台里拍摄电视专题片，大多在央视一套和社教频道播出。主要拍摄《纪录片之窗》栏目《翱翔蓝天》、《唱遍京城》、《拥军模范刘金鱼》、《石佛劳教所》等，另外参加了台里《万家灯火》、《社会经纬》、《今日说法》、《神州风采》等栏目的拍摄工作。其中，《父子情薄——对公堂》、《吴越打官司的故事》、《龙须沟边一家人》等节目分别获得中国广播电视长篇类（专题）节目一、二、三等奖。在此期间我还参与了新影厂几部大型纪录片的摄影工作，如《挥师三江》、《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中医药走向世界》、《陈嘉庚》、《钢琴梦》等十几部作品，均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优秀纪录片或提名奖。

《钢琴梦》是我与编导韩君倩合作完成的16毫米90分钟的纪录长片，这次我把镜头对向一对母子和一架钢琴，讲了一个望子成龙的故事。该片从1977年冬天北京降下的第一场雪开始，前期拍摄近3年时间，是我耗时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当时编导说要合作的时候，拿着一张A4纸的脚本来找我，并说了她的想法，以我的判断离一部影片还差得很远。当时厂里效益并不是太好，领导说经费也少要节约，不要耗时太长，此前编导没有接触过摄影机和胶片，又缺乏经验，因此我开始时心中是有顾虑的。随后我俩一起坐公交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陪读村采访，挨家敲门物色人选，落实拍摄主体。这是从沈阳来到北京陪读的普通三口之家，靠弹钢琴上中央音乐学院是他们的梦想。小主人公和我儿子的年龄相仿，同样嵌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他的父母与我同龄，这引起了我心中许多的共鸣，对于他们的教育理念，与我的却截然相反，在这样的成长氛围中，我希望能寻到两代人关于对梦想理解的文化差异性，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的体恤之情。只有在差异中的人才能准确找到情感的沟通和位置的平衡，在拍摄中我也始终贯彻这个概念来拍，直到拍到我想要的答案。韩君倩工作上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喜欢与认真的人共事，我们不谋而合，基本上我所拍摄的正是她后期想要的。我打消了之前的顾虑，激发出拍好这部影片的愿望。在镜头的运用上，我摒弃一些东西，比如画面要如油画般精美，或者安东尼奥尼般的调度，特殊角度和光线的视觉质感，甚至男孩脸上要有一丝光斑等，而是寻求一种简约之美。景、人物、故事、情绪浑然天成，就这样真实的存在，自然的流淌。这是一个由繁至简的过程。荧幕上粗颗粒的影像闪烁着纪实的美感，这也成为我们制胜的法宝。《钢琴梦》获得2002年度第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2003年第23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分别参加了英国、法国、上海国际电影节，同时被欧洲多家图书馆收藏。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新影厂领导在经济最困难情况下的大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中央音乐学院及其附中师生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就没有《钢琴梦》。我们的拍摄主要是往返于北京和沈阳之间，三年拍摄了近两万多米胶片。由于妻子过世，儿子经常一人在家，不论多晚他都等我，我有时候出差几天，就给他做出几天的饭菜，回来后饭菜都馊了。为了工作顾不上孩子，我心中都充满了愧疚。

建国35年大庆工作照

512汶川地震乘直升飞机前往重灾区

从2001年至今我在时政部工作，担任时政摄影师，主要拍摄中央领导同志出访、国内考察、重大会议等活动的拍摄工作。期间我还参与拍摄了《仰望星空》、《祖国至上》、《人民至上》等10余部纪录片。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我第一时间随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在紧张的拍摄中，我用每一个镜头记录着国家领导人在一线指导救灾的身影。记录着党和政府抗震救灾的必胜信念。由于余震不断，我们只能在车上过夜。狭小的空间里，当别人早已睡熟的时候，我们还在装卸胶片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在灾区的拍摄中，大雨瓢泼、道路被毁、通讯中断，脚下都是泥泞瓦砾，我扛着沉重的摄影机，多次使自己身临险境。一次，为了完成一个摇镜头一脚踩空，仰面摔倒在瓦砾堆上，快倒下的一瞬我下意识地紧握手里的摄影机并往自己怀里一揽，这一下二十多斤的机器设备一下子就砸到了我的脸上和脖子上。没想到，即使这样，也没有稳住机器继续往前飞去，我顾不上后脑勺狠狠拍在瓦砾堆上，阵阵眩晕中，右手肘重重拄在地上，终于让摄影设备平稳落地。事后胶片设备都安好，手肘则一大片青紫，脑后也肿起一个大包。如今右手肘虽然活动自如，仍然留下了后遗症。但换来的是镜头中的灾情，人们抗灾的信念和国家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在一线指导抗震救灾的身影。

之后，我又随中央领导人五次赴灾区考察工作，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瞬间。厂里根据中央领导先后赴灾区的影像，制作了反映四川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纪录片《人民至上》，该片获得2009年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前任总理温家宝在送给我的新年祝词中这样写到：“心爱人民，记载历史”。这是对我莫大的肯定，更是对我工作的激励。

512汶川地震在现场拍摄

2010年甘肃舟曲泥石流拍摄现场

2012年在云南彝良地震灾区

记得2013年5月，我们三位同志随李克强总理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和德国。十天的行程六十七场活动，累计空中飞行三十一个小时。时差从两个半小时到六个小时不等，气候也是变化多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了拍摄欢迎仪式，我们候场近两个小时，广场内没有树荫，没有遮阳棚，地表温度近50度。高温炙烤使我们口干舌燥，衣衫湿透。别人拿出外套来遮阳，为避免摄影机在高温下长时间暴晒对胶片造成的损害，影响成像效果，我就把外套裹在机器上。活动结束，我已经虚脱。访问完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我们又飞赴瑞士和德国，这两国的气温都在十度以下。由于活动密集，有的城市中转时不能下行李，所以要用的设备、胶片以及所换的衣服都要背在身上，重量不下四十斤。在苏黎世古尔登贝格家庭农场拍摄时，天阴雨冷，不少人都感冒了，但仍然坚持完成了两个小时的拍摄工作。这样不利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在每次工作中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但我每次都会主动克服困难，圆满地完成任务。

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我就到过西藏拍摄火炬传递。2002年青藏铁路开工，我随中央代表团赴拉萨出席开工典礼等活动。这条举世瞩目的高原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建设的伟大工程，堪称世界奇迹。十几年过去了，青藏铁路早已开通。第三次进藏就是随中央代表团——习近平主席出席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和自治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一行乘飞机离开北京赴拉萨的途中，当时任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走到我们的座位看望大家，他亲切地了解了新影厂的情况，还询问了我是否是第一次进藏。习主席为人谦和热情、平易近人。在西藏出席活动的几天里，我们与习主席同乘飞机到林芝、日喀则等地区慰问群众和佛教人士。

时政工作有其特殊性，“红机”就是命令，一旦有任务随时出发。青藏高原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空身行走也相当于在内陆负重四十斤，我还要肩扛摄影机、身背胶片包、手拿三脚架奔波在各个活动的转场中。一场活动拍摄下来，整个人大汗淋漓，嘴唇黑紫，上气不接下气，这是严重的缺氧反应。但是顾不上身体的不适状况，更顾不上吸一口用来应急的氧气。只在每晚回驻地整理完拍摄记录后才会吸会儿氧气。四天十九场拍摄任务，我们凭着坚强的毅力圆满完成了。习主席走到我们面前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情况，让我们在工作时放慢点速度，注意缺氧带来的不适。习主席也几次到过西藏，他在地方工作时就响应中央号召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我先后三次赴西藏。每次进藏都克服了高原带来的缺氧和不适，完成了拍摄工作。

在这个被誉为“皇家摄影队”摄制组中，我从事时政工作20多年，走遍了国内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访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席各种重大活动和考察工作500多次，累计拍摄胶片40多万米。参加过35年、40年、50年、60年大庆，9·3阅兵，每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零距离”拍摄了四任国务院总理，参加了香港、澳门回归，北京奥运会、建国60周年大庆等十几部新闻作品的拍摄。从2003年的非典疫区到禽流感疫区现场；从2008年的南方冰雪灾害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从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及甘肃舟曲泥石流再到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和长江沉船，我都是在第一时间跟随时任国家领导人前往救灾的最前线，用胶片记录下救灾真实影像。

红墙摄影师 拍摄9•3阅兵

2016年2月19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习总书记来到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厅看望新闻工作者，我作为首届CCTV“最美央视人”的代表有幸也站在队列之中。习总书记在台领导的引领下与站在第一排的我们一一握手，并问候大家元宵节快乐。从业近四十年，2月19日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和总书记的握手、合影，也将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基层代表能受到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是我一生最高的荣誉，这也体现了党中央及总书记对广大新闻从业人员的关心和厚爱，是信任是鼓励更是鞭策。

我的努力也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多次获得新影厂及中央电视台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9年获得广电总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5年获得“第一届最美央视人”的光荣称号；2016年2月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成绩属于过去，属于与我共同战斗的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感谢台领导和台机关党委对我工作的关怀和肯定，感谢新影厂对我的培养，感谢新影时政部同行们对我的帮助，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累，但我仍然会说，这是我的幸运，选择这个行业的人都深有体会，痛并快乐着。最后希望纪录片这个片种更有生命力，希望它健康地发展下去，以此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做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