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录片编导与专家合作问题的辨析
——文献纪录片《延安十三年》创作谈
樊志远

总编导：樊志远

随着时代发展，纪录片创作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一方面，摄影装备的普及，让私人纪录成为可能，小成本、独立制片的纪录片作品日益发展；另一方面，由主流媒体或官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大型纪录片也纷纷上马，这些纪录片大多投资巨大、制作周期漫长、选题内容厚重。

伴随着大型纪录片的发展，以专家为核心的纪录片撰稿人，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地位也显得愈发重要，与此同时，纪录片编导与专家撰稿人的合作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

2016年，本人参与了历史文献纪录片《延安十三年》的创作，期间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进行了撰稿方面的合作。本文试图以历史文献类纪录片的创作为例，对编导与专家的合作关系作出梳理，以期与同路者分享：

一．大型纪录片为什么需要专家撰稿人？

作为职业纪录片人，纪录片编导往往需要接触众多类型的题材，涉及领域繁多，涉及内容的深度也有一定要求。纪录片编导虽然需要不断学习、扎扎实实地做好前期调研，但是仍旧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了解每一个选题内容，尤其是涉及大量专业知识的历史类、文化类纪录片，编导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对选题内容深度及广度的研究，所以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就亟需专家型撰稿人——更严格地说，纪录片编导更多地是需要一个专家，虽然这个专家负责撰稿，但是我们认为，专家和撰稿人是有区别的。

专家虽然承担撰稿工作，但最终的电视脚本，绝不是专家的初稿。专家的作用是为编导提供专业帮助，专家初稿的作用，是为编导提供分集故事的专业知识。

二．编导和专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编导和专家型撰稿人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合作”，双方“合作”的方式，通过两个字来实现——“对话”。

所谓“合作”，就是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妥协，绝不是谁听命于谁。专家具备专业知识，但是往往并不具备电视编辑常识；编导具备讲故事的能力，但是并不能完全保证历史史实的绝对准确——编导与专家，各自具备相对的优点和缺点，这就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要实现合作，就必须“对话”，而且是“平等”地“对话”。对话如果不平等，就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训话”，这样的关系会妨碍纪录片的品质。

平等地对话，就需要编导和专家都要在各自的领域具备一定的水准，双方都能够从对方的领域中，有所吸取和学习，否则就无法平等。因此，纪录片编导需要不断地学习，以提高自身的水平。

学习有两种，一种是“阅历”。阅历，说白了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受的委屈，就是各种琐碎的小事和各种不快乐。编导的工作，需要用良好的心态，面对众多的挫折，从挫折和困难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另一种学习就是“阅读”。阅读，就是让别人替你思考，通过读书，吸取他人的思考成果。编导和专家的对话，需要不断磨砺这两种学习的方式，以达到自身的成熟。

然而，拥有了阅历、不断学习，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和专家进行良好的合作。编导与专家的合作，需要双方的相互认可。

三．怎样实现编导和专家的合作？

要合作，首先得关系好，互相认可很重要。编导与专家的互相认可，不是一次两次简单交往所能实现的，更不是故意讨好所能达到的——作为纪录片编导，具备极强的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的个人品行，是获得专家认可的基本条件。

纪录片编导需要在长时间的工作中不断学习成长：编导要首先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自然地面对专家——无知就是无知，一知半解就是一知半解，真实是最好的敲门砖。但是，编导本身的纪录片专业水平要强，才能让专家更好地理解编导对于史实的无知。

编导与专家的合作基础建立好了，并不意味着电视脚本会好，电视脚本好，还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沟通，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四．编导和专家应该各自负责什么领域？

首先，专家必须是真正的专家，纪录片编导在选择撰稿人时，专家的职务、专业知识，都需要被考虑到，选择对的人，才能做正确的事。

一个真正的专家，一定是一个在专业领域具备权威性，同时能够真正把控电视脚本中专业知识准确性的人。专家在专业领域的说话分量，与电视脚本修改次数成反比——也就是说，专家越具备权威性，脚本修改次数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电视脚本撰写中，专家负责的就是专业性。

因此，纪录片编导不能以电视撰稿人的要求去要求专家，专家所撰写的初稿脚本应该是一个知识脚本而绝非电视脚本——专家本身不是电视人，因此对于他所撰写的稿件也不应该按照专业电视人的脚本去要求。在纪录片脚本创作中，对于专家的要求应该只有一个——即专业性是否强悍？只要这一个目的达到了，专家稿或者说初稿写作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在纪录片脚本创作中，编导应该负责什么呢？编导需要对画面和故事负责。编导是用画面讲故事的人，同时，历史文献类纪录片的编导也需要是一个会用解说词去编排故事的人。

“编导”，本身就是“编”字在前，“导”字在后，也就是说，编先于导，首先要会“编”。

编导拿到专家初稿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初稿中做选择——决定哪些内容需要，哪些内容不要；哪些内容需要扩充，哪些内容需要略写；哪些内容尚有欠缺，哪些内容实在多余。

做选择，是编导的一大功力——即使是看同一份稿件，不同的编导所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因此，每一个编导在纪录片中所要强调的信息也不会一样。决定编导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选择的背后的原因，就是编导的三观，也就是说，编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他对脚本内容的扬弃和编排。编导对脚本的选择和安排，就是编导本人现有知识积累、阅历水平以及人生哲学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纪录片编导在每一部片子中所呈现的，就是编导本人当时的水平和人品。

对于将纪录片当作理想和追求而不仅仅是当作职业的编导来说，纪录片是呈现自己的水平、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

总之，专家负责专业知识，编导负责故事的编排和选择，这是二者的分工不同。知道分工不同，那么编导在拿到专家脚本之后，如何将它完善成一部相对好的电视脚本呢？下面涉及到第五个问题。

五．编导怎样处理专家稿？

首先，不同类型的专家，编导应对的方式不同。在大型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专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强硬派”——这一类专家在纪录片脚本写作中往往具备支配性地位，他们撰稿写完成的稿件，可供编导修改和操作的余地极少。这些专家所负责的题材，大多是重大的、涉密的、硬性宣传式的，他们的强硬常常是某些机构针对脚本内容的特殊要求所导致的，并非针对电视艺术。

编导在与这一类撰稿人合作过程中，往往无法左右脚本大格局的改动，因此，纪录片编导应该将主要目标放在力争解说更符合电视剪辑特点的努力上。比如，调整解说顺序以符合电视剪辑规律——解说词是可以非线性的，它可以天上地下、可以诗意、散文，但是电视所呈现出来的故事是线性的，观众只有一次观看和理解的机会。因此，编导需要通过与专家的沟通，微调解说的顺序、结构；建议专家修改某些不合常识的内容，让解说词符合剪辑的要求。

例如，本人在与撰稿人合作《党史内参片》时，专家初稿往往是“概念”套“概念”，解说词常常是一句话可以从抗日战争进入到解放战争，一句话就可以从欧洲战场转换到中国战场。因此，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就会和专家进行沟通，请专家将信息点复杂的段落划分出数段信息单一的内容，例如，解说词的叙事含混带过“抗战”和“解放”两个信息点，我们就会要求专家将这两个信息点分解，每个信息点寻找一个可以拓展的故事，以增强故事的细节。我们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分裂解说词信息点”——亦即，让每一段解说词的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单一化形态，以达到细节清晰、剪辑顺畅的目的。一句话，大格局无法撼动，就通过分裂解说信息增加故事性。

第二类专家可以称之为“职业派”。这一类人以为纪录片撰稿为生，他们长期浸淫在纪录片创作之中，对纪录片规律极为了解，因此，对编导往往足够尊重，但是他们的缺点是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权威。同时，由于在编导的指令下从事脚本撰写，他们往往需要领会编导的意图、并在写作中呈现编导的思想，因此，这类撰稿人往往会把自己对于内容的思考和自己对于问题的态度隐藏起来，这样做的记过，常常会让脚本成为听命之作而缺乏创作者自身的主观声音。

例如，在从事关于中国湿地的纪录片《湿润的文明》的创作时，我们选用了职业撰稿人。在与撰稿人的合作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提问与回答”的脚本撰写方式。也就是说，编导组首先做的是阅读大量的湿地书籍和文章，然后，在专家初稿的基础上，针对每一集内容列出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请撰稿人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专业论文，然后，编导组进行第二次阅读，然后再次提问，撰稿人第二次提供专业性文章，交给编导阅读。

编导组将所有论文通读，然后做出整理和摘要，这些摘要，就是每一个编导关注的问题，也是编导所认定的本集重点内容。在撰稿人的协助下，编导掌握了大量书本知识，然后，编导组与撰稿人进行详细讨论，并将讨论结果用于拍摄。在拍摄过程中，编导充分发挥自己的理解，将专业知识和在实际拍摄过程中接触到的故事融合起来，交由撰稿人组成新的电视脚本。

第三类专家，称之为“融合派”。这类专家，既有专业领域的强悍，同时又参与过多部纪录片的制作，融合了前两派的长处。此次《延安十三年》的创作，就是与这样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延安十三年》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的文献纪录片，为赶在纪念日到来之际播出，本片全部制作时间，仅仅大约7个月，因此，编导与专家无法按照一般的纪录片创作流程——先进行初稿撰写，再讨论，再修改，再拍摄——而只能采用一种非常规的创作方式。我们的方式如下：

    1．第一步，由编导助理查询和整理出一份所有涉及延安的电影、电视资料单据，然后，编导组和专家对文献资料进行了观看，并标注出重点片目。这是一个搜集资料和熟悉资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编导和专家初步沟通——究竟要把片子做成什么样子，是这个阶段开始磨合的。

    2．联合前采——在正式撰稿之前，编导组与专家同赴延安进行前期采访，了解当地情况，联合前采有两个作用，一是编导组与专家沟通感情，二是双方交流创作的方向。这种交流是浅层次的，但是具备决定性的，在这一过程中，编导组与专家对于纪录片脚本的走向，基本达成了共识。

    3．初步大纲的架构——在有了共识之后，就是脚本大纲的确定。在前采之后，编导组与专家进行了讨论——纪录片应该怎么分集，大致怎样构成，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后，由专家在短时间内将纪录片架构付诸文字，这是编导组与专家进行下一步讨论的基础。

    4．拿到专家的大纲之后，编导组所做的工作是先查阅资料，再形成一个以故事为核心的编导的构架，这个构架分为七个部分——主题、关键词、主要解决问题、故事点、拍摄地、已采访人物、已有资料。主题，就是本集要干什么？关键词，就是本集叙事的主要努力方向；故事点，就是本集可能涉及的背景和内容；拍摄地，就是本集可能涉及的拍摄地点；已采访人物，就是搜索延安题材中历史部已经掌握的素材；已有资料，同样是掌握现有文献内容。这是编导组对于脚本大纲的初步理解，也是编导组与撰稿人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

编导组的架构整理好之后，对架构进行集中讨论，然后反复进行修改，这个修改过程，持续了三到四次。这个过程中，编导组与撰稿人不断沟通，以便实现将所有人的想法贯彻到脚本之中的目的。

脚本大纲的讨论过程，是一个团队磨合的过程。这样讨论的好处是，一方面，是让编导在讨论中，不断熟悉各自分集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力争做到让每一个编导熟悉纪录片全篇——团队合作，是一个既独立又协作的过程，分集编导如果只了解自己负责的领域，没有全局观，是谈不到在拍摄编辑过程中更好地协助他人完成任务的；同时，分集编导如果不能全面熟悉和掌握整体纪录片的架构，在拍摄过程中，容易失去主次需要的判断，在剪辑过程中，也往往会忽略每一集镜头及资料使用的分配。一句话，缺乏整体观的分集编导，不是好编导。

编导组和专家针对脚本大纲进行讨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时间紧迫，详细脚本无法快速完成，每一个编导需要在拍摄前对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可能需要掌握的知识有充分地了解，才能保证纪录片的顺利完成。

5．在经历了大约四次讨论之后，编导组将分集大纲尽可能细化到接近成型脚本的样子——编导组可能无法确切知道本集叙事点的先后，但是已经基本掌握了各自分集内容以及具体的拍摄地点或文献；编导组甚至还将需要采访的人详细分为党史、军事、理论、亲历者等诸多类别，每一类别的人物下面都列好了采访时可能会提问的问题。

在前期拍摄出发前，编导组与专家又一次进行了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专家聆听了编导组的分集阐述，对每一集的内容分别进行指点。专家对各集应着重强调哪些内容、可能会寻找哪些拍摄对象，都做出了指导。

    6．摄制组出发后，编导组与专家进行了分工，编导组负责初稿故事架构，专家负责分集内容的分配。在撰稿过程中，负责撰稿的编导将所读书籍做了摘要，每个摘要前都标注了书名和页码，然后，将摘要发给组里所有人共享。这种摘要对脚本的撰写具有一定作用。

7．进入后期剪辑时，编导手中先后拿到两份稿件，一份故事稿，一份专家稿。两份稿子如果在内容上有冲突，就以专家稿为准。

由于时间紧迫，《延安十三年》的撰稿工作一直持续到后期剪辑时段，编导组在后期编辑过程中，仍旧不断地对北京的专家进行采访，并在剪辑过程中，将专家采访的内容融合进稿件之中。

《延安十三年》最终稿件的成型分为几步：第一，分集编导将采访加入各集的脚本，整理成型后，交给总编导；第二，由总编导对电视脚本进行梳理，尽可能地按照电视剪辑的规律架构全篇，之后，总编导将修改后的脚本发给党史专家；第三，党史专家针对每集脚本做史实的把握、政治的考量，然后再发回给分集编导。之后，编导根据剪辑效果，对脚本再做修改——如此反复，编导不断地修改，专家不断地修订，最终让纪录片的脚本得以成型。

六．纪录片编导在对专家脚本进行调整的目标是什么？

面对专业性极强的历史文献纪录片，编导基本上不可能在专业知识上，对专家脚本有什么修正和超越，编导要做的其实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故事”，二是“细节”。

    1．先说故事。故事其实就是前面说到的“选择”，编导面对脚本时，需要在两方面进行选择，一是在内容上的保留和放弃；二是顺序上的先后安排。

（1）内容上，编导可以决定哪些方面详细，哪些方面简略，哪些是解说必须表现的，哪些可以用字幕明确，哪些内容只有留白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些选择，是编导艺术功力的呈现。

每一个编导对内容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这种选择的标准，是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的：一方面，当下的历史往往决定着编导的选择，另一方面，编导自身认知水平的提高，也决定着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无所谓对错，但是绝对有高低之别。

（2）叙事顺序的安排，是编导讲故事的另一个手段——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中间插叙什么，最能反映编导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顺序，就是故事本身；编排，就是故事本身。编导编排顺序的本领，就是纪录片的生命。

“选择”与“编排”是纪录片故事性的保证，这两种任务的实现，需要编导能够宏观地理解脚本，越是对历史事实了解、越是能以宏观的视野关注问题，就越能做好选择、编排好顺序，也就越能讲好故事，编导对于这一点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2．第二个方面，就是细节。细节是稿件的生命，也是编导能够掌控的有力武器，细节可以击败所有概念，编导掌握的细节，可以成功让专家改变叙事方式。

专家掌握专业知识，但是专家不具备编导在拍摄时才能感受到的细节，比如被拍摄对象面部的某一个表情，某一句让人心动的话，这些细节如果能被更好地挖掘出来，更好地被使用，如果能打动专家，那么这些细节就能让专家改变叙事的语态，甚至不用解说，就能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细节的捕捉和呈现，最能反映编导的水平，也是纪录片最为关键的因素。纪录片的解说，就是应该将一个个概念敲碎，敲得一地鸡毛，满地细节。概念无处不在，但概念是纪录片最大的敌人，比如“冷”、“热”、“害怕”等等，这些都是概念，纪录片编导就是要在叙事中将这些概念打破，什么是冷？是哆嗦还是麻木？什么是害怕？是不敢见面，还是想也不敢想？只有打破了概念，纪录片才有生命；也只有在叙事中打破一个又一个概念，纪录片编导才能成为好编导。

七．结论

赘述良久，编导与专家的合作，可以简略概括为三方面内容：

第一点，专家与编导是合作关系，合作就是平等对话，所以编导要不断学习，增加自己的对话资本和能力；

第二点，编导与专家分工不同，在很多历史文献类纪录片中，专家决定哪些内容必须说，编导决定这些内容怎么说？

第三点，选择和编排，就是故事本身，编导讲故事就要做好选择和编排；细节，就是编导的话语权，掌握细节，是每一个编导的本分。

作者为中央新影集团历史节目部编导、《延安十三年》总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