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发现·纪念
——文献纪录片《蔡廷锴》创作手记
毕琼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03日 10:59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2018年7月,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和重庆广电集团(总台)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纪录•中国”创优评析作品推广交流活动在重庆举行。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共罗定市委宣传部、罗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制作的纪录片《蔡廷锴》荣获第十二届“纪录•中国”创优评析文献类一等节目

    2017年春节后,南京。梅花山游人如织。去往灵谷寺的车上,只有我。

    二月底,天还不算长。下午四点半,浓荫密布的山路已被笼上一层淡淡的忧伤颜色。灵谷寺,距离中山陵咫尺之遥。这片静谧安详之地,有着一段罕为人知的历史。

    我走进无梁殿。一切都融进了昏暗中。头顶不大的两孔天窗洒下微弱的光线,照亮迎面“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几个大字。大殿里摆放着很多蜡像。走过他们面前,听脚步回荡。遍布四墙、连绵不断的题名碑上刻着三万多个名字,而我想要从中找到128个人。

  不觉走到了大殿后门。远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提醒游客,关门时间就要到了。敞开殿门,让所剩不多的天光投进大殿。微光投射在碑面上,视线斜上方的几个字赫然映入眼帘——“第十九路军”。

  这是有关文献纪录片《蔡廷锴》创作过程中让我难忘的诸多瞬间中的一个。我曾经无数次地回忆起这些时刻。那种真实地走进历史、发现历史的幸福感,始终深深地吸引着我。

  从2016年秋天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到2017年12月片子播出,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并尝试用影视语言重现了蔡廷锴将军的一生。我想,这个题材在中国的纪录片创作中,应该是第一次。

  蔡廷锴将军和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只要学习过中学历史的人大都有所耳闻。但是当被问及历史细节时,就知之者寥寥了。即使来到上海这个“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发生地时,我也惊讶地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几乎仍然停留在二十年前的层面上。

  年代久远、资料不足、研究者寥寥无几、历史影像少之又少……在项目开始之初,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创作都显得困难重重。

  在进行了初步前采以后,我整理出了三个问题,希望以此谋篇布局。

  (1)蔡廷锴,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是如何在乱世中成长为一名善打硬仗的将军?

  (2)历时33天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蔡廷锴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究竟如何为搏击民族命运舍生取义、义无反顾?

  (3)以福建事变为起点,蔡廷锴如何转向民主运动,并最终成为一名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爱国民主人士?

  接下来,需要对内容进行梳理和取舍,并进行视觉化呈现。这个过程将决定这部片子创作的成败。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当年的历史,让历史在解读和回溯中变得鲜活,这是常规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思路。而我更希望能够在当下的世界发现通向历史的蛛丝马迹,让依然幸存的遗物“重现江湖”,在发现中不断赋予片子更多的真实属性,以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显然,这并不容易。追求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真实,这是无数人曾经想做、又不敢去做的事。看上去,我们几乎没有胜算。

  然而,我们还是执拗地开始了。不为别的,只为一份直面创作的真诚。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超乎了我们的预想——

  在广州,蔡醒民先生向我们开放了他的书房。一次又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详聊,让我们从最亲近者的角度,体察着蔡廷锴将军的各种生命细节。

  在遍布浓荫的中大校园和其它许多地方,年过七旬的招国富教授不辞劳苦,亲自陪同我们拜访专家、实施拍摄,并寻得当年蔡廷锴访问岭南大学时的照片数帧。

  在中联办的帮助下,我们有幸采访到了95岁高龄的杨奇先生。他生动讲述了1948年民主人士乘坐渡轮离开香港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并且赠给我贺朗撰写的《蔡廷锴》一书。

  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无论是阴雨绵绵中的清明祭奠,还是晴空之下庄严肃穆的陵园,置身其中,我总能切身地感受到先烈捐躯的终极意义。在这里,我和很多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历史研究会的老师结识、交谈,曾经干瘪的历史慢慢变得丰盈起来。

  在罗定,罗定市政协副主席、罗定博物馆馆长沈灿明带领我们遍访古迹,给予拍摄创作极大的丰富和满足。他取出珍贵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战地照片,面对镜头深沉讲述十九路军的故事。那段拍摄的日子,因为他的专注和倾情,而变得无比美好。

  在泷水中学图书馆,一套民国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映入眼帘,封面上清晰地印着“廷锴图书馆”的蓝色印章。这是1929年由蔡廷锴亲手捐赠给学校的,至今已有近90年历史。

  在福建省民革的大力协助下,福建省档案馆取出了福建事变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有着蔡廷锴等人亲笔签字的名单。这是它第一次被展示在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前。

  在香港,叶翘南先生夫妇顶着暑热,带我们寻觅港岛上的蔡廷锴故居和十九路军旧迹;眼睛不好、腿脚不便的沈大中先生,却让家人协助取出众多珍贵的家藏资料供我们拍摄及使用。听他讲“一·二八”淞沪战况,惨烈的情景就像发生在眼前。

  在屯门,刘蜀永、刘智鹏两位教授带着我们进入一所中学校园去看蔡廷锴的芳园别墅旧址。抚摸着发亮的青铜门把手,走在有些颤抖的木楼梯上,看着脚下不再光鲜却依然完好的地砖,我仿佛听到这栋灰色小楼里回荡着爽朗笑声。

  在上海,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闸北的大街小巷,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这些停留在史料里和地图上的地名变得鲜活起来。我们甚至在街头、在居民小区、在学校校园里一处处展开搜索,找到并拍摄了所有现存已知的“一·二八”抗战遗迹和纪念设施。

  在上海宋庆龄纪念馆张主任的帮助下,我们有幸采访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亲历者百岁高龄的杨小佛先生。他是协助宋庆龄筹建国民伤兵医院的杨杏佛先生的儿子。我们还采访了时任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先生的孙子张人凤老人。他们有关日军轰炸、纵火商务印书馆的讲述放大了历史的细节,让片子更加真实可信。

  在上海音像资料馆,汪珉、龚伟强两位老师提供了不同来源的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历史影像,其中包括由日本人拍摄的淞沪抗战战地新闻以及由舒新城当年拍摄的苏州追悼大会现场的历史影像。这些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首次刊布。

  在北京,我们翻遍了中央新影集团的影像资料库,不仅从中找到了中国近代不同历史时期和重大事件的时代影像,还寻觅到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不同场合中拍摄到的蔡廷锴参与重大国事活动的历史影像。这其中最令人振奋的莫过于发现并确认了一段珍贵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拍摄的中日双方接替防区的历史影像。此前,这段素材被认为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经过我们的详细比对和判断,最终认定它的拍摄年代当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

  来自美国的招思虹女士及其金山之路团队,也从他们多年来收集的华侨文物资料中寻找到了多件与蔡廷锴有关的资料和照片,无偿提供给我们参考使用。

  其实,像这样给予纪录片《蔡廷锴》帮助的人和机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一并感谢,不一一列举了。

  还记得在重大题材小组专家在审看本片时说过的一句话——“这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内容精彩的文献纪录片”。在我看来,这句话肯定的是片子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及史料价值。它所蕴含的褒奖之意远远超过了各种纪录片评奖比赛。

  在创作之初,我曾经深切地感受着来自题材本身的压力和挑战。而真正将其化解的力量,发轫于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每一个人。这力量就像是共振。当你去看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时,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弱小的、不易察觉的。而当它们在同一个频率上发生共振时,这能量便足以攻克一切。我想,当年的十九路军,无论是军长蔡廷锴,还是普通的一名士兵,恐怕也就是这样地经历了一场同仇敌忾的共振吧。

  2017年12月20日,节目播出的前一天,全国最年长的十九路军抗战老兵黄胜庸病逝,享年112周岁。很遗憾,我们无法在节目中为追悼老人加上一条字幕。我想,节目的播出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文献纪录片《蔡廷锴》导演。曾创作文献纪录电影《长安街》、《电影先锋》,

2010年上海世博会官方电影《上海,2010》,人文风光纪录片《净土喀纳斯》等多部作品。


点击↑ 中央新影集团官网三集文献纪录片《蔡廷锴》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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