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
——《我的城》 导演专访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26日 15:01 | 来源:新影集团官网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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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第一季《魔丽都市》与你不见不散 敬请期待 

《我的城》是一部记录城市凡人生活碎片,镜头下充满“凡人语录”的纪录片,也是中国少有的现实题材城市纪录片。第一季《魔丽都市》聚焦了中国最富话题性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成都和深圳,描绘的是城市人特殊的“乡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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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那些被纪录者,无论是北京篇里爱骑自行车的小伙,还是上海篇里卖啤酒的阿姨,或是成都篇里“二次元”装扮的小姐妹,或是深圳篇里大芬村(城中村)里的小画师,他们都是城市社会里人微言轻的小角色,所以他们脑海里没有城市定位、没有品牌宣传,有的只有活生生的现实:怎么活出自己的个性,活出味道来。一些生活碎片、闲谈碎语、生活片断,不经意间构成了城市的性格和精神、流露出对城市的理解与质疑。

此次未来网记者有幸采访到几位主要导演:总导演刘俊宇,北京篇导演周丹丹,上海篇导演陈卓。而成都篇导演王豆豆和深圳篇导演黎衍由于外出拍摄,遗憾未能见面,但是有关城市话题,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拍摄过程中,导演们如何解读他们所拍的人、他们眼中的城,和他们在后期剪辑中的舍与不舍。

【对话】

未来网记者:《我的城》主要是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座城市为主拍摄的城市纪录片,对于这四个城市,导演是怎样分工的呢?

刘俊宇:这个组很考验人——四个城市四个导演,他们一人负责一个城,没有助理,也没有制片,没有地方接洽、甚至在当地没有一个熟人,属于单枪匹马,一切人物、地点等素材搜集全靠自己摸爬滚打。但是每个人在前采阶段都收获颇丰。

深圳的导演黎衍是西北人,到了深圳没有任何疏离感和陌生感,一是由于当地人来自五湖四海,彼此都是外来者;二是城市新兴,大家都很容易按照当下的市场规则行事,缺少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深圳的这个“外乡故土”的物质。本来导演还试图学习粤语,来了才知道,普通话,哪怕不正宗,也是可以畅行无阻的。

  

北京的导演是个外柔内刚的北京大妞,因为是当地人,我们也没有特殊照顾——没有配备设备车,更不会提供住宿。导演周丹丹说,长这么大,还没有像这次这样,自驾周游北京。拍摄过程中,北京由于特殊性,市内绝大多数地方都是不允许架上机器拍摄的,所以全片基本都是手持、偷拍,这姑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满北京城跑,上下打理,扛下了北京篇这面大旗。

上海我们最开始以为是最难沟通的一座城市,因为脑子里对上海有莫名其妙的固有印象。所以我们派了一个小伙子,人长的帅,做事干练。结果,真是让上海成为三个城市里最令人放心的拍摄地。不仅让组里放心,他更让上海人欣赏。仅我所知,就有三个地道的上海阿姨天天缠着他,要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上海人的真爽和可爱。

成都也很有意思。成都人生性爱玩,特别是年轻人,基本玩到深夜,如果不上班,早上十点钟以后才起床。这和导演起早贪黑的工作作息完全不匹配,导演王豆豆的拍摄工作也只好按照拍摄对象的时间表来安排。即使如此,许多时候还是会被拍摄对象放鸽子。

后来她发现,其实成都人不是懒,而是讲求生活的味道,尤其是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特别希望别人尊重。人们流连茶馆食巷的时候,就是享受生活的时刻。我们常常以为生活质量是名牌,豪宅、出国、旅游,晒照片。其实在成都人心里,不要花多少钱,日子就会过得美妙得很。活的就是一个心态。

未来网记者:在北京这集里,老胡同里有一些外来人,像是比利时建筑师戈建还在自己家里种菜,建了小泳池,他们的生活状态让人眼前一亮,您拍他们的时候感觉如何?

刘俊宇:我们本身都是北京人,也有生活在胡同里的经历。其实我们和所有人一样,一个地区生活久了,分辨不出哪里好哪里坏了,当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建泳池,种蔬菜、水果,才发现我们平时对身边的生活太麻木了,对身边很多事有点熟视无睹了。人们常说:生活在别处。其实这个别处不仅是指地点的差异,也有心境上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营成另外一个样子。

为什么有人觉得他这样的人特别?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种泛众似的生活。现在所有的人上班挣钱,回家刷手机,都是这种模式。恰恰是像戈建这样的人不在这个模式里,你就会觉得好玩。他不仅喜欢老北京的这种居住方式,他还要改造,建个游泳池、利用别人丢弃的古砖修缮家居,他不觉得旧、差、糟,反倒乐在其中,这就是内心没有成见地生活方式。

  

未来网记者:在北京这一集里,观众觉得这些北京人在和自己说话、探讨、聊天,没有间隔、视角平和,这是有意这样选择和处理的吗?

刘俊宇:其实在选择拍摄的人选时,并没有刻意去分解人们的阶层,很多表面荣光、地拉显赫的人,我们也有找过。但是后来发觉有很多限制,很多顾虑,这个没有办法。很多时候,不是所有想到的我们就能拍。当然我们也从始至终没想拍成一部话题大而全的纪录片,只是想还原城市生活者心里的“城市一面”,全片无解说式的开放编辑,也是想将思考的主动权交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理解自己看到了什么。

不过在片子里,平民不代表贫民,这些平凡人大多都有不平凡者的一面。比如前门餐馆老板贾爷,他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人,瑞典大使曾经特邀他去瑞典办影展。可是他到了国外,也是北京大爷的范儿,自己骑个自行车,布鞋坎肩大短裤的形象。再比如胡同骑车的小伙、南锣鼓巷的艺人,他们背后都有成功的一面,我们没有因为他们的家境和财富去区分话题,我们只是想把他们还原成“城市中人”的真实身份去叙述他们眼里的城。

周丹丹:这些人蕴含着北京人的一种性格——我多有钱,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他自己不张扬。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别人对我品头论足。北京人很大气,因为他们从来不缺眼界,由于北京这座城市历来不缺谈资,他们看惯了生活内外的人生悲喜、大起大落,谁今天落马了,谁明天又上去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与其和别人争锋,不如踏实过日子。

刘俊宇:在北京,一个出租司机,都可以跟你高谈阔论,他们接触的“人间事”比别人频繁,也复杂多了,所以谈什么,他们都明白。但是你说出租车司机,你们看开了,应该 “佛系”地生活了吧?不一定。他们也讲开门七件事,也有百般滋味,谈资和生活是两码事。他们追求很简单。

有人形容北京人不求达官显贵,高官厚禄,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喝茶溜鸟盘珠子。你说他是小国寡民吗,也许;你说他是不求上进吗,看着像,但是北京人心里头对生活的态度,真不是用挣钱多少、花钱多少来评判的。这就是北京人对生活的理解。

上海人就不同了,在追求生活品质方面,上海人是高标准严要求,每时每刻都会讲究精致,不管是富讲究还是穷讲究,哪怕是咖啡馆里一个服务员,他也受到城市气息的感染,以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生活,很新潮,也很外露。比如上海篇里老弄堂里的祖孙,用大茶杯,也是要喝咖啡的,这就是真实的写照。

所以这部片子里,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刻意塑造某个形象,他们就是那么生活的,很有参考价值。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些资料很有意义,比如北京拍摄完成后,许多拍摄地点都变了。像收集古董自行车的任子龙,拍完他家就拆了,贾勇的饭馆也拆了,南锣的经营也和拍摄时候大相径庭了,宋庄也没了,北京国安足球队也改名了。所以我们有太多的幸运,记录了许多以后难有的信息,有的甚至真的就成老资料了。

  

未来网记者:刚才说南锣变了,是片子里也提到的,由于房价变高,所以南锣越来越商业化,人们记忆中老北京的南锣消失了吗?在北京的变迁中,您觉得还有哪些遗憾?

周丹丹:北京的变迁中,确实有很多的遗憾,包括鸟市车市这样的存在也消失了,就是一种遗憾。消失的不单是一个市场,而是一些符号,更是一种文化。文化是什么,不是文字、物品,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人们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对话,谈论什么,喜欢什么,真不能把文化看成一种死的东西。

总导演刘俊宇:文化是看你怎么活着,怎么生活。像今天的北京的兔儿爷,在过去,每逢中秋,家家都是要请兔儿爷回去的,这就是风俗。但现在兔儿爷没人买了,他就变成一个符号了,难有人记得它。南锣也是,从元朝建都北京时候就规划形成的街道坊区,旧时这里有很多名人故居。现在变成了商业街,民俗少了,都是卖饮料、新式玩具的了。这些都是新北京,兔儿爷不再是记忆中的兔儿爷,南锣也不再是记忆中的南锣。当然如果用一种发展的眼光看,或许也是必然,这样也许就可以亲眼看到,时光是怎样流转的。

周丹丹:但是我们拍片子正是要告诉大家,你们认识的那个北京已经不是老北京了,那个天安门,故宫,南锣鼓巷的北京,是旅游者的;那个三里屯、鸟巢,是年轻人的北京,所有都不是完完全全的老北京。每个北京人心里都有自己定义的老北京,这是任何建筑、地点的变迁无法替代的。

未来网记者:您觉得北漂的人真正能融入北京吗?其实这个问题对于北上广的很多人来说都在面临着。

刘俊宇:现在的北京很包容,以前的北京城也包容。早在民国时期,那时候叫北平,接纳了五湖四海的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科学院等国家事业单位或建或迁,全国各地的人被调动来了北京。从始至终,北京人都没有怨言。因为北京人相信,这里的人都是凭自己本事吃饭。

所以后来的外乡人也体会到了,在生活中轻易不求人家,不麻烦人家。你有困难,我就搭把手,都是热心肠,我有不周全的,你也别挑理,大家都彼此理解。态度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过得好我不眼红,你境遇差我也不踩咕你。我觉得现在谈是否融入,不是北京接纳不接纳别人,而是别人认同不认同北京这种文化。在讲礼数、讲规矩的前提下讲通融和讲彼此理解。这是北京人的习性。所以来北京的人,没有融入不融入一说,只要自己不建立壁垒,北京不是拒人千里的。

北京人特看重礼数和规矩。比如你在地铁里吃韭菜盒子、抢座位,你在旅游点登高爬低祸害文物、你凡事任性而为,你说人家能不说你吗。这事发生在北京人身上,北京人也照常看不惯。本身是个人的行为不端,可是偏要挑拨成地域攻击,说北京人怎么这么矫情啊,那别说北京人容不容你了,其他城市可能也不一定能容得下去。所以说矛盾不是来自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是来自不同的价值观。

其实北京人是欢迎外地人的,但是不要触碰、突破为人处世的这个底线。所以北京人常感叹老北京没了,那老北京不仅是胡同、鸽哨、老手艺,而是规矩没了,都看重经济利益了。所以当谈及外人融入北京的时候,不是你生活在此就行了,而是要讲原则。

陈卓:北京还有一种包容,就是能包容所有批判的声音,你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甚至有些北京人也不喜欢北京,就会激扬文字、评点是非。是人的地方就有复杂性,北京大体上是厚道的,叫有理有面。当然也有很多不文明、不讲道理的人或事,北京人提倡有一说一,有话直说,不喜欢诋毁,也不会死不认错。允许不同观点发声,这就是北京另一面的包容性。

刘俊宇:其实北京只是一个缩影,北京、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的发展,蕴藏着一种文化、人性、世故的必然性,今天的北上广,就是以后二三线城市的未来。今天北上广面临的所有这些观念、行为上的碰撞,这种需要适应的变化,以后的二三线城市都躲不过。谈包容,谈融入,就是要正视新潮流、新价值观的诞生,还要面对老人情、旧感情的淡却。彼此达到一个度,本地人和外来人可以和睦相处,否则就会质疑。

  

未来网记者:在上海篇里,上海的人物,比如老克勒,新星模特等人都很“摩登”,哪个人是让导演印象最深刻的?

陈卓:啤酒阿姨!她其实可以颠覆一些人眼里固有的上海商人的形象。啤酒阿姨为人非常豪爽,性格开朗,总是爱开玩笑,好客大气,笑起来都是震耳欲聋。这些与以往外人对上海商人的印象有点相背。啤酒阿姨可以说撕掉了误解上海人的许多标签。

啤酒阿姨也是一个感情丰富、不做作的人,和她相处到最后,她的另一面就表露出来,谈到在大都会的生活,可以说五味杂陈,有些带着泪的感叹。她有自己的苦楚,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经营一家啤酒超市,迎来送往全凭一人。阿姨对着摄像头,突然有了倾诉的欲望,去介绍自己的不容易,去介绍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生活中缺少宣泄的途径,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在忙碌中失去自己,也失去对别人的关爱,没有人轻易给你当垃圾桶。

每当夜幕降临,总会有这样的人借宿在阿姨的店里,借酒消愁。当然更多时候,啤酒阿姨是一个笑声爽朗,平易近人的快乐大妈形象,用笑声去抵消消极。这就是人在世间的姿态。

刘俊宇:如果说片子里有遗憾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单独拿出来,都能拍成一部纪录片,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是如果这样,那城市的角度可能就淡化了,更多地偏向于解读人性了,这就与原本纪录城市的主题不符,所以我们舍掉了很多东西。

陈卓:比如上海这集里那个年轻建筑设计师,优秀的海归一族,在上海只能蜗居在八平米的筒子楼连排房里,奋斗多年,仍然只是写字楼里“小字辈”的加班族,论资排辈消耗岁月。

他是上海“爬楼党”一员,只有登上上海的高楼楼顶,他才可以正视自己的地位——就像楼下那些变成蚂蚁,被无视的生命。他下了许久的决心才离开上海,生活反而一下豁然开朗。他回到家乡,自己成立工作室,一下天降大任的感觉,业务顺利,事业有成,家庭更是顺风顺水,迎娶了漂亮新娘,人生翻天覆地。

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际遇转变,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后续呈现出来,只记录了万千生命在上海的一面:你有高学历,有多么风光的背景,你到这个城市里来,你就是从头做起,要忍耐落寞。城市,开始貌似是成功的远方,最后只是人生的背景。

未来网记者:深圳这一集中,导演是以什么角度拍的呢,为什么在深圳这集,更多地在通过奋斗者视角展现城市?

刘俊宇:深圳的导演是在很用心地找,通过哪个角度来说深圳这座城,因为太多作品都是把深圳先标以“改革前沿”的标签去描述的。但导演黎衍通过观察,抓住了几点,比如深圳大部分人都是外来人,深圳有个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一座不讲出身、不讲老家的城市,没有地域壁垒,这和许多中国城市不同,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感,深圳特别欢迎外来人。

另外,导演也借两个土著元素,一个是舞狮团队,一个是湖贝城中村,来展示这个城市的形象。这跟以往人们头脑里的深圳形象完全不符,深圳多数时候是改革创新那种语境下的描述。

导演发现,就算是中国年纪最小、最颠簸传统、平地而起的城市里,也会有浓浓的乡土气息、故土味道。很多人可能看不惯脏乱差,疏于条理的街道市容,觉得深圳应该都是新兴的建筑,但实际就是那样,这里有“都市里的乡村”。

导演黎衍是带着自己的认识去寻找线索,他找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当然自改革40年来,城市发展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如何摆脱旧形象,创建新形象的问题。中国城市化多年,全国其它城市改观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那就是推倒重来,其中失去了很多有文化价值的内容。

导演在纪录片中,并没有借助某个新兴产业、创新产业——比如腾讯、比如顺丰,去解读深圳的创新性。因为深圳提倡的创新是全民性的,这里是创业者最好的去处,所有的高层都是从底层干出来的。

你看坐着小轮车游走市场的罗劲,他其实是2008年奥运产品的二级供应商之一,他是一名管理者,但是他还是事事亲力亲为,他跟他的员工谈薪酬,谈抱负,同时,他也是自己的员工,为几块钱的原料采购去挤电子市场,他的身段抬得起来,放得下去。他的背后就是深圳,一个创业者天堂,只要肯干,就能成功。

导演还捕捉到了深圳另外一个现实影像,留守儿童。正因为这里外来人多、年轻人多,所有的创业者为了事业、为了梦想来到深圳,他们才选择远离了自己真正的家乡。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在深圳之外留下那样的一群孩子,他们常年和父母远离,有的一年只见一面,甚至几年才能相聚一次。

导演正好遇到了留守儿童来深圳看望父母,并组织慰问演唱会的情况。所以他记录了那一个过程,在他眼里,如果全程纪录一个孩子的故事将是好的选择,但是群像式的纪录,更符合“印象深圳”这个方向。在他眼里,深圳这座城市,有激情、有振奋、有从无到有的神话,也有不安、有委屈、有颤抖,有由内而外的深情。

《我的城》第一季《魔丽都市》篇,只聚焦了四个城市,也没有介绍城市的方方面面,它是每个导演给观众速写了一个“城市侧面”形象。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对别人生活的城市都是有自己的印象和理解。本片只是一个提示,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城市印象也许都不是全面的,而是来自于自我的体验,如果我们直面彼此的体验,我们也许就可以对自己的“家园”有更多面的理解和感受。这些理解和真实感受,才会在面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珍惜当下,向往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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