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永不死——观《安娜与中国》感言
陈光忠

发布时间:2021年08月30日 14:45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一)感动的感动传真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经历了在美国、俄国和中国生活和工作过三分之一的时光。

她不远万里,六次来中国。

她的报道和著作,充满对中国的同情和挚爱,几乎包括了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

马可波罗对丰富、神奇、美丽的古老中国文明充满向往,有着潇洒走一回的游历。

斯特朗是艰辛跋涉在贫困、苦难、战乱的中国。

她一双蓝色眼睛在苦苦追寻黑暗中的红色光亮。

1958年,72岁的斯特朗定居中国北京。

1970年,85岁的斯特朗安眠在她深爱并同样深爱她的中国大地上。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年轻编导许蕊,被斯特朗的独特个性,执着追求,同中国人民和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不同凡响的情谊结缘的故事所打动。

许蕊同执行导演廖晓鸥、张晴共同制作了有新意、有气质、有温度、有深度的人物传记类型专题——《安娜与中国》。

们以中国女性的认真、细腻、坚韧、柔情的态度和敏感的视角,重新解读、挖掘和表现西方女性斯特朗的故事。

作品采用“情景再现”的形式,弥补影像资料的匮乏。

《安娜与中国》分成“寻路”和“归宿”上、下两集。我认为是对斯特朗人生的准确、鲜明、生动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概括、归纳和提炼。

值得点赞的是编导对“再现”的清醒把控,没有模仿或追求“剧情片”的套路。依然坚守“真、信、活”的中国传记文化的原则,坚持“内容为王”的纪录片的本真、本色与本质,将古老的传统文化同现代传媒的多元化手段生动地嫁接、组合、优化与融合。

作品将斯特朗著作的文字所具有的岁月的沉淀性、保鲜性、静态可读性变成动态影像的直观性、互动性和沉浸性以及代入感和故事性。

中国革命真实史料铺垫、关联、烘托出的典型环境,凸显了斯特朗这个典型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为的生命的历程和心灵的轨迹。

作品远离说教煽情的宣传味。

力求烟火味、人情味、泥土味,贴近世事人性、人情、人心。

没有把人物脸谱化、标签化、理想化、娱乐化;力求个性化、情感化、生活化、立体化。

《安娜与中国》以人物为主轴,以故事为载体,以情感为核心,以细节为重点,以真实为灵魂。

(二)从陌生到心贴近中国“磁场”

大处着眼,小处落墨。

作品抓住了斯特朗生命的精彩亮点——年龄。

年龄对于她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体现出卓尔不群的勇气、智慧、责任心和精神。平静的年龄数字背后是翻滚的时代惊涛骇浪,是跌宕起伏的个体的命运。

斯特朗生长在美国的中产家庭。自幼就有逆风飞扬,争胜好强的性格。青春时期,富有激情和浪漫情怀的她,积极投身有关工人运动和儿童福利的社会活动。热爱和平,有强烈的正义感。

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非正义的战争。美国贪婪与霸凌,虚伪与残暴的本性,粉碎了斯特朗对自称“人权卫士”、“自由旗帜”、“民主灯塔”的美国梦,重创了她善良的灵魂。

此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她被这场震撼世界的新生事物所吸引去了莫斯科。从此,她的思想变得激进,急迫地关注着世界革命风云。她要成为“革命的记录者”,在寻找“成功革命”的答案。

斯特朗在1925年10月,孤身一人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前往遥远而陌生的中国。横穿砭人肌骨的寒冷的茫茫西伯利亚,辗转来到炎热的中国南方。

时年40岁的斯特朗第一次来中国。她见证并报道了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为中国乃至世界工运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她是罢工委员会允许进行采访的唯一外国记者。她采访了同龄的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的苏兆征。

斯特朗第一次来中国的第一印象、第一感觉是热烈而温馨。

作品用独白的方式表露她真实的内心世界:“广州的罢工是艰巨的、无情的。我一进罢工总部就感受到了这里不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的家乡”。

1927年,42岁的斯特朗第二次来中国。她目睹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她切身感受到中国革命者宁死不屈、信仰不变的精神血脉。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农民运动的不灭的地火在运行。斯特朗奋笔写下关于中国的第一部书:《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她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和期待。“有勇气把中国从中世纪推进现代世界的将不会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们,不会是那些胆小怕事的政客官僚们,而必定是这样的工人和农民”。

1938年,抗日烽火。53岁的斯特朗冒死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千山万壑,铜墙铁壁”的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身经百战的朱德、彭德怀等人。

1940年,55岁的她,在重庆采访国共双方领导人,见到周恩来,一见如故。

周恩来预感国民党会对共产党下毒手,他把有关机密资料,让她带出去,伺机向世界披露。这次重托对她是政治上极大的信任。

1941年斯特朗在返美途中,惊悉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周恩来悲愤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国民党政权在握,操纵国内外话语权,把预谋围袭新四军的卑劣行径,“甩锅”给受害的中国共产党,用谎言掩盖血淋淋的事实。

斯特朗冲破重重阻力,通过曲折的途径,成为首位向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罪魁祸首蒋介石的罪行真相的独家新闻的西方记者。

1946年,是国共内战触发的敏感时刻。时年61岁的斯特朗风尘仆仆地来到延安。她的笔触真实地描绘“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高学府窑洞大学。中共领导人等一群“土包子”伴随着一台留声机的乐曲,随心所欲的自由舞步,跳着“洋味”的华尔兹。

斯特朗面对面地采访曾被南京政府高价悬赏索取头颅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待人接物坦诚朴实,有着荣辱不惊的气度、坚定不移的信仰、过人的智慧,用生动幽默的谈吐,表述对世界的洞察和惊世的独到论述。毛泽东平凡而非凡的人格魅力令她敬佩。她亲自聆听和记录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精彩论断,并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1947年国民党进犯延安,党中央转战陕北。斯特朗泪别黄土地,返回大洋彼岸。她始终以雪中送炭的善良和真诚,发出正义之声,同情、呵护、支持在历史的冷酷与残酷的凄风苦雨中颤动的新生命。她始终为处于弱势和困境中不懈奋争的中国革命鼓与呼。

(三)命途多舛的十年孤独

斯特朗离开中国十年间,风云骤变。

    她在苏联遭逮捕后被驱逐出境,无奈回到了美国。此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恶浪,疯狂迫害国内进步人士。禁书、禁言、禁锢“不同政见”的思想并剥夺人身自由。斯特朗早已被列入黑名单,成为被跟踪,限制和严厉打击的对象。这期间,传来丈夫突然在俄国逝世的噩耗。她身陷孤寂、无助和悲情之中。但是,中国革命充满希望的辐射力和磁性力,依然强烈地吸引和激励着她。

我顿时想起海明威的话:“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成为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有理想的斯特朗是坚强的。厄运没有把她击倒,悲痛没有把她摧垮。我在《安娜与中国》的这一段真实的故事叙事中,读懂了直击灵魂的三个关键词:牵挂、信赖、等待。

(四)久别重逢的情感感染力和穿透力

作品的成功,在于用事实讲故事,用情感讲故事,不仅还原了历史,更还原了人性和个性。不仅表现了斯特朗在做什么,更重要让我们看到她为什么这样做的内心世界。从记录的层面深入到揭示的深度。

斯特朗与中国的情谊,是在岁月的酵母催化中变化,在风雨中同舟共济,在共同的理想的追寻和信仰中与时俱进。她对中国的爱是可发不可收的情感,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豪言壮语的拔高,而是实实在在地可以触摸到的具象事实。

历经十年的煎熬与折磨,斯特朗终于第六次来到了中国。那已经是1958年,她是72岁的老者了。

十年分离再相逢。这一年,她同老朋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庆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毛泽东感慨地说:一别十年,早知道当年就不让你走了。

    毛泽东、周恩来专门为斯特朗举办80岁的祝寿活动。周恩来深情地说:中国是你的家,北京是你的家,你要留多久就留多久。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扬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宣传家”。

挚友重逢的心里话,闪现出多少莫逆之交、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历史画面,深藏多少超越时空的情长意浓的记忆,蕴含着多少感人肺腑的思想、情感、精神的内涵和革命的浪漫情怀。

作品真实而艺术地呈现毛泽东与斯特朗在窑洞畅谈后,他夜送斯特朗的故事就充满诗情画意,情景交融。“毛泽东用煤油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毛泽东站在小山上目送”、“车轮在延河河床溅起的浪花”、“延安上空点点星光”……见人、见事、见情、见景、见物,描述得有细节、有氛围、有情感、有意境。

作品在调动视听艺术的诸元素上是下了苦功的。不同距离、不同角度的语言形象化的处理,较生动地突显斯特朗的故事,远距离访谈在英国年近八旬的斯特朗侄孙特雷西,近距离在北京访谈曾与斯特朗共事已年近90的老人,叠加独白和旁白的多重视角真情诉说,更显得亲切和珍贵。

但是,在个别典型事件的叙述,还拘泥于“就事论事”的惯性思维,缺失必要的联想和虚实结合的穿越性与渗透性。比如:斯特朗十年后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情景,就可以闪现当年在延安时他们在窑洞相遇的细节,加深重逢情感的感染力和故事的生动性……瑕不掩瑜。整体而言,作品是出彩的。

(五)点燃风中之烛

从青春芳华到耄耋之年,她毕生追寻理想中国和中国理想。斯特朗与中国是共燃理想之火。为了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边走边写边报道。

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叛乱后,开始进行民主改革。西藏从农奴社会一步跨社会主义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新华社邀请了十一个国家的记者前往实地调查。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坚决要求参加这次活动。她自豪地说:“我是访问过拉萨的年龄最大的美国人”。

这一年,她是74岁。斯特朗走访了贫苦的喇嘛和翻身农奴,看到了打破农奴制度枷锁的新生活。她激情澎湃地以真实的见闻写成一本书——《百万农奴站起来》,用事实驳斥了西方世界政客对西藏散布的谎言。

斯特朗深知人民中国的胜利,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长期以来,中国是处于“挨打、挨饿、挨骂”的极不公平的遭遇。她从1963年起主编了一个向世界客观、理性介绍中国动态的刊物——《中国通讯》,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先后出版了69期。

斯特朗用一生诠释她的观点和立场。“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烛”。她满腔热情用写作与报道,力求改变有些人对中国的偏见与成见,针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歧视和恶毒攻击,还中国一个公道。斯特朗卧病在床,还惦记着要为第70期的《中国通讯》,写下中国革命对她终身追寻理想的生命支撑和重大影响。

可惜,我们无法看到她完成这一华章了。此时,我仿佛看到她驼着背,坚持用僵硬的手指,在有力地敲击着打字机键盘的音响,仿佛听到她那颗跃动的中国心。

此刻,想起斯特朗风尘仆仆六次来到中国的情景。她每一次都落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世界风云大震荡的时间点上。如今,《安娜与中国》又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再出发的伟大新时代,恰逢中美较量与博弈的严峻时刻和全球抗疫的非常时期的时间节点上。这部专题片的应运而生,更显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六)爱在“月亮的背面”

    《安娜与中国》的结尾有新意,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意味深长的删节号代替了就事论事的常规句号。斯人已逝三年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默默地翻阅斯特朗送给他的《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书,扉页上赠言:“……纪念我们共同登临月亮的背面”。

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历程,曾经如“月亮的背面”那样幽暗、神秘、不为人知,为了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人民与人民的中国,斯特朗和她的挚友锲而不舍地践行了月亮最知我的心的承诺。

许多年轻人看了《安娜与中国》播放后,被斯特朗穿过悲和喜,越过生和死地深爱中国的真实故事,感到惊叹和震动。他们动情地说:连外国人都这样用生命记录中国,用生命拥抱中国,我们怎能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大挑战的面前躺平?怎能对现实生活无动于衷?怎能不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

《安娜与中国》真实地塑造了可信、可敬、可爱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部能引起人们感动的思考、思考的感悟到感悟的奋发的优秀纪录片。今日中国,面对世界舆论生态严峻而复杂的环境,我们多么想念并需要像斯特朗那样知华、友华的朋友。中国有“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的感恩文化传统。我们一定永远纪念她,记住她,学习她。

此时,我想起臧克家一句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又见斯特朗。真爱永不死……

本文作者著名纪录片导演、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

中央新影集团
官方网站

扫一扫
立即关注

关注新媒体

最新资讯 更多
分享
1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