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另一种方式尊重历史——电视系列片《新西行漫记》外宣实践探微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孙曾田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13日 10:34 | 来源:纪录中国 | 手机看新闻


电视系列片《新西行漫记》以长征为历史背景,通过外国人的视角观察和体验长征沿线的变迁,节目顺应传播规律,以普通人生活的角度完成大叙事,以国际化的故事讲述方式和信息表述方式进行了经典题材一次成功的外宣转化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作出许多重要论述;2016年2月,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 [1] 在另一个重要场合,习近平同志指出,应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实践中“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2]

十年来,涌现了大量效果显著、艺术质量上乘的外宣作品,其中,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制作、日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新西行漫记》便是其中之一,其对于外宣规律的探索与娴熟把握,对于传统经典题材的外宣转化,都有可圈点之处。从其创作中,试图总结出一些经验,抛砖引玉供同业斧正。

(一)关于长征题材宣传的新探索

1.长征概念的发展以及宣传的侧重。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成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精神的象征。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评价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八十余年来,关于长征的宣传报道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事迹;2)我党我军在生死存亡时刻力挽狂澜,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经历;3)党群、军民关系。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长征宣传的外延在新时代有所扩大和延展。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新长征”的概念,比喻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新的目标而发扬和延续长征精神艰苦奋斗。201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中,长征已经不仅仅是已经远去的历史事件,而是活态的、不断延续和发展的,并被赋予新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概念。与之相适应的,宣传报道的重点,也更多地集中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进行的艰苦探索和伟大实践。

2.《新西行漫记》长征概念的演绎探析。

系列片《新西行漫记》正是以新长征为主题,以历史上发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精神依托和讲述背景,它巧妙地沿用了“重走长征路”和“新长征”这两个富于时代特色的概念,以长征沿线人民的生活变迁、生态变迁、人民对于伟大长征的深厚情感为主线,勾画出富于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新长征图卷。

选择长征沿线为主要拍摄点位,其另外一层考虑是,长征经过地区,属于经济、民生较为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面貌变迁更为显著和具备说服力。

整个系列片从历史切入,但极少使用传统手法叙述长征,取而代之的,它更多地聚焦于群体记忆中的长征,讲述长征并不是系列片的主要诉求,挖掘和展示人民心中代代相传的长征记忆才是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来陆续出现的新生活故事定下了一个稳定且意义深远的精神根基和原点。整个系列片中,观众会被形形色色人物故事、充满乡村风情和西部风光的当代生活片段所吸引,但所有这些故事,都自然地与长征发生着某种关联,就艺术效果来说,系列片散点叙事,却串珠成线,被长征这个主题有机联系在一起。第四集《穿过极限之地》中的沐恩底社区彝族同胞在采访中做了精辟的总结:红军长征的牺牲,就是为了今天人们生活的欢笑。对此,观众也一定会深有同感。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3] 而系列片《新西行漫记》无疑做了一次关于解读历史的有益尝试,它立足于生活,扎根于现实,避开错综复杂、且渐行渐远的历史事件,抓住了历史的精髓——对当下的影响和延续,展示了新鲜、活跃、充满轻快调性的人文生活,并以此向伟大的历史致敬,这种思路必然被受众所接受,并取得广泛的共情与共鸣。

(二)《新西行漫记》及长征题材外宣的经验

1.传播与翻译。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致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开播的贺信中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良好形象,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4]

面对百年未有的变局,中国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传播自己的声音,阐释自己的主张,弘扬自己的文化与制度,进而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近年来,对外传播、宣传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不菲的成果。然而,在某些方面仍不尽如人意,以至于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笔者以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简单地以“翻译”来取代“传播”。顾名思义,所谓“翻译”,就是简单地将我们习惯的话语、表达方式、思维方式转换成其它语言,但其内核仍然是自我的。“虽然语言都是外文,但存在对内做样子,对外无市场的问题,做不到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现实操作中,官方习惯于使用严谨的、一丝不苟但又十分冰冷的语言向公众讲述事实。” [5]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工作者尚未从长期内宣的语境中实现话语体系的切换。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6]。对外传播工作中,话语的转换便是“桥”与“船”,而所有成功的对外传播作品,都是较好地解决了不同体制和文化之间的转换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系列片《新西行漫记》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和口碑。

2.《新西行漫记》外宣思路与手法探析。

  1)视角和素材的选取。众所周知,长征,是震撼世界的壮举,具备普遍且长久的影响力,但无论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抑或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展示了与国人截然不同的视角。长征具备普世意义,长征的故事却有着各自的讲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系列片《新西行漫记》在长征故事讲述上进行了围绕外宣功能的有益探索。

创作人员选取的当代人物,为美好生活打拼,为生活际遇的变迁自豪,展现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重要的是,他们展现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愫——对美好的追求,对欢乐的向往;创作者甚至借鉴真人秀的手法,用了大量篇幅来让主持人进行生活体验,这些内容看似与主线无关,但却有效地渲染了轻快、欢乐的当代中国气象,引发人们对于前辈奋斗探索价值的领悟。在叙述长征历史的时候,创作者大胆抛弃掉对于西方人颇感陌生的传统长征叙事,而是从人与险恶自然的搏斗、以及漫漫征途中温暖人心的小故事入手,它们非但不会遮盖长征历史的全貌,反而有利于遥远的西方观众从上述两个能引发人类共鸣的侧面认识长征,理解长征之于中华民族的含义。

我们注意到,创作者用影像、剪辑、同期、音乐等元素培植了一种轻快、温馨的调性风格,它不同于传统长征题材的凝重、庄严,但却新颖且恰当。在西方文化中,也有pain(苦痛)与gain(收获)的思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奋斗与痛苦换来的幸福和甘甜,这是人类共有的体验,这也是对于前辈英雄行为一种别致的纪念。

  2)外籍外景主持的使用。我们注意到,系列片《新西行漫记》借鉴了国外纪录片惯用的手法,引入三位来自西方国家的外景主持人来带领镜头体验与感受。这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这种主持人节目在创作上需要更多地倾听主持人的想法,这也就意味着代表受众市场的主持人和代表传播方的中方创作人员势必经历一种融合和折衷。

这种折衷主义的创作风格,决定了系列片无论叙述角度、题材选取、话语风格上更贴近西方观众;而只有如是在策划和执行层面进行“洋为中用”的大胆尝试,中国外宣才能切实地从“翻译”一步步走向有意义、有效果的传播。

诚然,在系列片《新西行漫记》中,人们不难看到偶尔出现的媒体工作者习以为常的“翻译”痕迹,但我们毕竟看到了创作者有心的探索,并直观地看到显著的成效。沿着这样的思路不断探索,讲好中国故事,建立中国形象应不只是殷殷期望,而会变为世人乐见的现实。

系列片第一集中,江西一位长征红军的后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的生活)是以另一种方式尊重历史。笔者深以为然,谨以此为题。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北京.外文出版社

[3] 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傅任敢译

[4] 《人民日报》2017年1月1日

[5] 米广弘、米洋 应对外宣挑战 树立国际形象 《公共外交期刊》2021年第3期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本文作者: 孙曾田,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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