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中国]专访丨李金炜：挑战科学纪录片的新“玩”法

中央新影北京发现纪实传媒是国内科学纪录片创作的领军团队，继承北京科影60年科学纪录片创作传统，近年来连续推出了《登峰》《手术两百年》《门捷列夫很忙》等多部现象级科学纪录片。其中，《我的牛顿教练》《门捷列夫很忙》《被数学选中的人》三部科学纪录片自2018年以来先后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从选题到命名，从叙事风格到表现手段，这三部作品都让观众感到耳目一新，尤其当它们在新媒体平台上线之后，更有网友直呼“科学纪录片还能这么拍？”“这居然是央视做的片子？”科学纪录片常以创作门槛高而让不少创作者望而却步，这几部作品却悄然通过以“数理化”三个学科布局科学纪录片创作，从而探索出一种新型的纪录片IP研发模式。热播或者热议现象的背后，我们尝试关注这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历程以及此IP的形成过程。为此，纪录中国专访以上三部作品的总导演李金炜，独家揭秘科学纪录片的新“玩”法。

李金炜：资深纪录片导演，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曾任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运动空间》栏目编导、主编、制片人，现为北京发现纪实传媒“很忙”工作室负责人。2011年至今创作多部纪录片作品，包括《另眼看羽球》《足下生风》《行走的广播体操》《119！》《我的牛顿教练》《门捷列夫很忙》《被数学选中的人》《石油的故事》《了不起的冬天》等。

  以下为采访内容：

  Q：看到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在做体育栏目，但近年来的纪录片创作却集中发力科学题材，这种选题方面的转向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吗？

  A:我是1999年从北京广播广院新闻系毕业就直接来到科影厂工作的。当时，科影和央视体育频道有一档合作的栏目叫《运动空间》，校招面试的时候领导就知道我是一个体育迷，而且我读书期间也在体育频道实习过，所以就被直接安排去做这个栏目的编导。《运动空间》其实算是一档体育教学类的栏目，它创建于1996年，一直到2014年停播，算是一档长寿栏目了。我进去之后做的第一个教学片叫《跨栏》，做完之后各方面反馈都还不错，就这样一直做，从栏目编导做到主编，再到制片人。

2011年央视纪录频道就成立了，当时对不同类型的纪录片作品需求比较高，尤其是随着《运动空间》停播，我慢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纪录频道这边的选题申报，当时报了很多跟体育相关的选题也都播出了。正好在2014年之后，纪录频道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不同类型的片子有了相应的需求。我们那时的动机很简单，因为我们科影做片子要讲科学、科教、科普，我们团队对体育又比较熟悉，所以就想着怎么把体育和科学结合起来，于是就策划了《我的牛顿教练》，也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片子，这个选题主要探讨体育当中的物理学知识。可能对于科学类的纪录片，很久以来都是引进片占比大，所以选题报上去之后，台里还挺感兴趣，这类题材又比较符合播出的刚需，就通过了。经过几轮的磨合之后，制片人刘颖老师觉得这个片子要是做出来效果不错，后续可以继续尝试做其他化学、数学学科相关的片子，当然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规划了。后来片子做出来之后确实好像效果还不错，听说还有不少人以为这是国外引进的片子，那么后面两部也就随之立项了。

  Q：既然您过去深耕体育题材，《我的牛顿教练》这个选题又主要涉及和运动有关的专业知识，那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会相对轻松一些吗，还是说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

  A：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基本可以说我和团队是通过这个片子开启了一次转型，慢慢走向这种比较明确的科学纪录片创作。首先，《我的牛顿教练》讲的是体育运动中的物理知识，而我却是一个纯文科生，数理化是我在学生时代最差的三门功课。报选题的时候没什么概念，觉得既然团队已经有很多运动项目的拍摄经验，基于我们对体育的了解，感觉应该可以做，真正立项之后操作起来才发现原来难度这么大。这个片子真得是让我把初中物理、高中物理甚至一部分大学物理知识全部拿出来看了一遍，从教科书到各种网上的资料到各种物理的科普书籍，我还在知网下载了大概得有几百篇论文，然后去硬着头皮看，大部分论文我都看不懂，但我需要通过大量的浏览去找能为片子所用的数据、例证等内容，这个过程比较艰辛。其次，物理本身就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力学。体育运动中的所有项目都跟力学相关，都要符合科学依据，但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怎么证明它符合呢？你只能去分析，更重要的是通过举例来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就相当于是在给大家上物理课。那么例子的选择以及论证的过程也是一个创作难点。

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优势。第一，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去做一个理科题材肯定存在难度，但是好处是这种文科生的视角可能无形之中正好比较契合很多观众的心理。在前期创作中那些我已经下了很多功夫都理解不了的知识，我觉得多数的观众理解起来也会吃力，所以我就有了一些选材原则，就是不会选特别难的知识点，也不会选太简单的，我们遵循一种成年人的视角和心态，不能把目标观众群设想得太过低幼了，那样的话可能就没有纪录片味道了。当然实际播出之后可能学生群体是算是比较集中的观看人群。第二，我们的方法是从现象入手去解释原理，我和团队都热爱体育，之前通过做片子也确实对很多运动项目中的那些有趣的知识点有积累，我们以此为基础，把有趣的知识点罗列出来，相对比较顺利地确定了从速度、力量、旋转、瞄准等几个主题来结构六集片子的创作思路。

  Q：您刚才提到了创作转型，《我的牛顿教练》确实还和您原来擅长的体育题材结合，但是《门捷列夫很忙》《被数学选中的人》似乎更多地转向纯化学、数学学科知识了，那作为三部曲的后两部，它们在创作上的难点和突破点是什么？

  A：做完《我的牛顿教练》之后，纪录频道这边认为可以尝试建立起“数理化”学科为依托的纪录片IP了。当时我基本上对这种类型就有点感觉了，所以很快就想到《门捷列夫很忙》这个名，先开始做化学的选题，过了一段时间又通过了数学的选题。化学比物理与人的关系会更近一点，喜欢并关注体育的是少数，但是化学跟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很多现象的视觉呈现会更直观，所以相对物理选题要容易一点。不过，从体育切入讲物理我们会知道哪些项目里大概有哪些点，但是讲化学我们就要思考用什么载体去重新去构建或者表现。后来就想到用元素归类的方式去结构五集片子的主题，门捷列夫作为制定元素周期表的人，就很自然地成为我们的一个切入点。

在跟台里进行沟通之后，我们达成一致的就是《门捷列夫很忙》要在《我的牛顿教练》的基础之上做增加：一是它作为讲化学知识的片子它需要强调生活化，它的生活性要更强，人物要更鲜活；二就是要加入中国故事，要通过结合中国元素实现一种本土化的转化。其实做第一部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像牛顿教练这个片名很好玩，会让人觉得它是从国外引进的片子，其实就是因为它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片子涉及的是西方确立的知识体系，而作为一部中国的科学纪录片就会有遗憾，所以第二部的时候是有意去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与化学相关的成就和故事的。为什么选择古代呢？那首先要承认我们中国古代的科技非常先进，现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很强大，唯独中间确立现代科学基础这一段我们几乎是空白。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又依托西方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内涵会很复杂，我们这个片的特性又偏重讲一些最基础的知识，所以直接把中国现在的很多成就放进去会有点不搭，最后就选择了中国古代对化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故事，每集都有，而且主要集中在片尾，也算是一个“小彩蛋”。

《被数学选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目前三个片子中最难的，因为数学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深奥、比较抽象的东西，一不留神就会做成很哲学、很思辨的片子，我们前前后后一直在改。我记得当时因为前面两部片子结识的很多学界的专家听说我们要做数学的片子，就有人说一定做不出来。后来他说我们片子做出来之后他天天追着看，他们的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转发和推荐，那当然是后话了，不过这种来自数学界对片子的持续关注让我们很意外。我做这个片子的时候还专门去查证，的确在此之前国内没有人专门去做数学题材相关的纪录片，所以它受到关注可能确实是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先河吧，这个实在是太难做了。最后我们相当于是做了一种调和，从数学和人的关系出发，通过对数学家的访谈了解这些人是如何看待数学或者科学的演进的，另外在片中也着力去挖掘现实生活中数学的体现和应用，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四集内容的架构。

  Q：这三部片子都是四至五集的体量，大概每部片子的创作周期是多久，实拍和动画占比大概是怎样的情况？

  A：周期的话，每部片子从立项之后算差不多都是一年，我们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学习、整理、查资料、写脚本，基本上一大半时间都在做这个。这几部片子动画比较多，因为不算是太大的投资规模，在相对有限的预算下我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动画模式，尽管它制作起来也不是特别简单，但也占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预算。另外，因为动画多，所以实拍的东西就少了，但是实拍的内容需要思考和判断。这种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就和那种长时间跟踪拍摄人物事件的纯纪实作品很不一样，我们这种实拍的内容都很碎，每一次的拍摄不是很长，场景比较多，整个片子里可能要涉及60至70个这样的点，所以联系沟通的对接工作也是比较花时间的。

  Q：您和团队正在做或者计划要做的选题有哪些？

  A：“数理化”三个片子做完之后，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纪录片IP的话基本上是成立了，现在还是想以此做一些横向的开拓和延伸，对于频道来讲也是类型题材的有益补充。我们正在做生物的选题，叫《万岁巴斯德》，另外还在准备做一个信息学的选题，目前暂定名叫《图灵的凝视》。我们团队现在开始往声、光、电、天文这种小的学科去找选题，大家都还是希望把这个IP延续下去的，也让它发挥品牌的引领力，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也需要我们在既往三部片子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新的突破和尝试。

  Q：您认为科学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A：谈中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情况，那就要承认最大的创作障碍可能是国人普遍对科学兴趣的缺失。我们都知道科学纪录片在国外是很成熟的，整个现代科学体系都是西方建立的，他们对于科普的接受程度大概就像我们习惯于移动支付一样。像BBC的《地平线系列》那类的片子对我们来讲都是典范，我们也想做出这样的片子，但是从现实的创作角度会发现环境和土壤其实还远远不够。尽管我们的科技取得了非常大的成，但就我们全民的科学素养或者说每个人对科学的这种理解和渴望，与西方那些创建现代科学体系的国家还是有些差距的，我们不会习惯于把科普、科学当成一个必要的事儿。甚至于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明显感觉到我们虽然在科学领域不乏科学家，但是我们缺少科普专家，所以就很难找到一下子就能懂你想说什么的科学家，而国外很多都是科学家自己转型做纪录片导演，我们很缺少这样的人才。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认为科学纪录片的范畴很大，像探索宇宙生命的那种依赖比较庞大技术的片子是一种类型，但是你把宇宙这个东西做得再好它其实也是窄领域。我们选择以目前的方式创作的这三部片子，和他们的那些所谓的“神作”相比还是非常不一样，我们看似是在做“窄”的东西，但是我们尝试在这个基础上拓宽把它做成IP，这也是对科学类片子的一种尝试和补充。科学的威力是很大的，其实做任何一个片子都离不开科学，有了这个维度，那它的力量会更大。

虽然有很多现实困难，关于科学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总体上我认为它还是会越来越好。一方面在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有建成科技强国的坚定目标，我们的科技实力也在与时俱进，所以不管是现实发展的层面还是政策利好的层面，肯定是能为科学纪录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的。另外一方面，当下的这种媒介环境在转变，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平台的UP主发布一个知识类的短视频可能就有上千万的点击量，这其实说明国民整体的科学素养也在提高，那么未来观众对于科学纪录片的需求可能也会逐步增加。当然，相比之下哪怕是体量再小的科学纪录片也普遍会比这种自媒体知识类短视频制作成本高，所以我个人以为这类题材的纪录片出品方可能还是会更多地依赖总台这样的公益属性比较强的平台，只有国家级的机构才能够有这种责任和担当去持续地对科学纪录片进行投入，因为它是以真正发展的眼光去更追求科学纪录片背后那一种长远的社会价值和引领意义。另外就是这类纪录片的创作门槛会比较高，没有足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能力，没有足够的想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把科学知识传达和分享给观众的热情，是很难做好这种类型的片子的，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亲身实践的总结。

本文撰稿：王滋，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0级博士生

访谈时间：2022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