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本立同志正在冲洗电影胶片

1939年的冬天，我在敌后一个剧社里工作。这时，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延安电影团为了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我接到了四军区分区司令部的通知，要我马上去见电影团的袁牧之等同志。当我会见他们之后，才知道电影团的同志们是从平西、冀中等前线拍完了材料来到四分区的。在这里拍点素材后，部分同志准备先回延安去。当时牧之同志经领导同意，把我从剧社调到电影团，让我和徐肖冰同志到太行八路军总部去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影片的另一部分材料。临行前，牧之同志和我们谈了几个夜晚，详细地交代这次去总部索要完成的任务。特别在分手的那天，他嘱告我们：摄影机和胶片要保护好，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那样去保护它。

我和肖冰同志冒着华北深冬的严寒，顶着鹅毛似的大雪，背着我们仅有的一台摄影机，在沿途部队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晋冀鲁豫的太行山区。这儿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

我们到达总部后，被安置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子里住下。一天上午，总部一位参谋同志兴致勃勃地抛来告诉我们，说总司令要接见我们，和我们谈谈拍摄影片的工作。

总司令要接见我们，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喜讯。开始，我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总司令的工作多么忙啊！他指挥着敌后战场上的千百万部队和日寇作战，有多少重大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他怎么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呢！

我怀着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跟随参谋同志向总司令的驻地王家峪走去。我以前没有见过总司令，所以一边走一边就想：总司令是什么模样？是胖是瘦？他工作很忙，很辛苦，见了他说话一定要简要，不要多占他的时间……我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王家峪。

参谋同志把我们引进到靠山坡的两间小房子里时，总司令正和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在谈话，见我们来了，亲切地向我们打招呼，招呼我们坐下。

入座后，我环视一下四周。这时两间极简朴的小平房，房内陈设着两张方桌和几条长凳，桌上放着一架手摇电话机，四周墙壁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军用地图。虽然简单，但看起来却很整洁。这是总司令办公、待客和吃饭的房间。我们的总司令就在这样极普通、极平凡的房间里。指挥着名震中外的八路军，抗击着世界上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

1942年，吴本立同志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工作时的情形。

参谋同志把肖冰和我介绍给总司令，总司令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握手。我双手紧紧地握住总司令的手，一股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血液沸腾，千言万语用上心头，但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们把任务向总司令作了汇报。总司令当场对我们工作给予了指示，并勉励我们要努力工作，把坚持敌后的八路军的英雄形象记录下来。总司令和蔼可亲、从容不迫的谈话，和在座的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谈吐自如的插话，感染了我，是我原先有点紧张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这时我才看清总司令穿着一身旧灰军服，两只袖子上还打了两块补丁，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们的总司令，他的生活是多么简朴啊！

谈完工作后，总司令特意告诉警卫员通知伙房为我们增添了几个菜，留我们吃了顿午饭。

我们在总司令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心里还是不愿离去，想多的些教益，但一转念，总司令工作太忙，却又不想再占他更多的时间。于是，我们怀着十分依恋的心情向总司令握手告别。

离开总司令的住地，我的心情又激动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人民电影工作，就在这第一次的工作中，我看到了总司令和许多负责首长这样重视和关怀我们的工作，给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增添了极大的力量。

我们按着总司令的指示和安排，在太行区进行了拍摄工作。领导上决定将《延安与八路军》拿到苏联去制作，要我把这部分片子赶快送到延安。恰好，总司令这时也要返回延安，便要我和他一起行动。

我跟随着朱总司令，行进到离敌人据点只有十几里的一个小村上，住了下来。我们都在忙着做通过封锁线的准备工作。黄昏，朱总司令派康克清同志到我们的住地来检查工作。她检查了所有机要人员的行装后，就特意找到了我，非常关心地问：“吴同志，你准备好了没有？总司令让我告诉你，不要把拍的片子装到马褡子里，要打在背包里背在身上，这样更保险。这些材料将来是宝贝呀！丢了可不得了。”总司令考虑得真周到，我按照他的指示，把四盒已拍的片子打在我的背包里。

夜深了，我们静悄悄地离开了村子。

1948年11月，吴本立同志在淮海前线双堆集战地摄影时的情景。

在行军途中，总司令一面带领我们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面还要用电台指挥前线各部队作战，并不断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就在这样繁忙而紧张的情况下，他对我们的事情还考虑得这样自信、周到。我想到这些，不禁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感到背负着的不是四盒胶片，而是千千万万坚持敌后浴血苦战的八路军英雄形象，我要加倍地保护它……我正想着，突然前边传来了口令：“快走！前面就要通过公路！”口令一个人挨一个人传下去，打断了我的思路。毫无战斗经验的我，心里显得有些紧张，于是我加快了脚步，紧紧地跟上了队伍。走了不多一会，又听到前边有人用很低微但很有力的声调在说：“快走！这里离敌人据点很近。”又问：“电影团的吴同志跟上来了没有？”等到我跨上公路时，才看清楚叫我的原来是康克清同志。我走近她的身边，低声回答她：“我跟上来了。”接着她又很关心地问我：“你走得动吗？”我说：“没问题，走得动。”我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一路上，总司令就是这样细致谨慎、随时随刻地关心着我们所拍的影片。

4月10日左右，我们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牧之同志和冼星海同志已从延安来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待我们。我把片子交给了牧之同志后，全身感到轻松，好似从双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我把总司令对我们工作上的关怀及沿途对影片的爱护情况向牧之同志作了汇报。他非常感慨地说：“是啊！首长们对我们这样关切和爱护，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以后要更好地工作，做出成绩来，回报党和领导同志的关怀。”

四月中旬，我们改乘汽车继续向延安前进，当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宝塔山挺立的雄姿时，禁不住在卡车上跳了起来。虽然我离开延安还不到一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