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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吴本立在总政治电影团工作时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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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徐肖冰同志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训练班学员讲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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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田方（左三）、许珂（左四）、钱筱璋（左二）等同志在抚顺化装成普通居民，准备进入长春敌占区，以便动员群众保护伪满映器材，待我军解放后接管。 |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阶段，为了迎接胜利后的新形势，党及时地指示电影团抓紧时机，培训一批党的电影事业干部。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残酷封锁，在延安开办这个电影训练班的条件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在党的支持下，我们因陋就简，从抗大及其它一些学校、机关里调集了几十个干部进行电影业务知识的学习。参加学习的有：郝玉生、吴梦滨、姜云川、鲁明、葛雷、翟超、石益民、郝凤格、王永振等。没有课堂，就在露天上课；没有桌子，就把笔记本放在大腿上；没有黑板，就用门板来代替。总之，在党的支持和鼓励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说起实习，勾起了我深刻而又难忘的回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拍摄电影的胶片，仅有几台老掉牙的4.5、5.6、6.3等镜头的照相机。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使学员们学到的理论和实践不致脱节，把学员们组成几个小组，每组分给一架照相机，按人轮流拍摄照片。为了不浪费一张底片，在每拍摄一张照片前，全组人员要进行三番五次的讨论，对光线的运用、画面构图、主体物和陪衬物的处理等，都要研究得非常透彻，而后才交给某个人去拍摄。洗印实习工作，困难就更多了。除了缺乏必备的洗印机器和大量胶片外，延安还没有电，怎么办呢？在吴印咸同志领导下，同志们煞费苦心想办法，没有机器和胶片，就干脆洗印和放大照片；没有电灯，就利用日光，在房顶上开个天窗显影和放大；室内没有红、绿灯，也自己动手制造，用硬纸盒挖一个小圆孔罩在小油灯上，在小圆孔上面朦上一层红绿纸来代替红、绿灯。在党的支持下，我们就是利用这些自制的、极其简单的工具，使学员们在摄影和洗印上，学到了一些初步知识，为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培养了一批骨干。
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遵照党的指示，带着新培养起来的生力军，于1946年5月挥手告别延安，全部开到东北解放区。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于10月份到达我们的最终目的地鹤岗。
当我们到达鹤岗时，袁牧之、陈波儿、田方、钱筱璋等同志都到车站来欢迎。（牧之同志是随苏联红军到东北的，田方、钱筱璋等同志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党派他们到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制片厂的）这是解放区电影工作者大会师。战友们亲切地见面，老同志重新聚首，都感到无比的欢欣与激动，畅谈着分手后的情景。田方、筱璋等同志，在车站上向我们诉说着他们日夜都在盼望我们的心情。他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他们刚刚从长春接收了一批伪满电影厂的旧人员，当时思想情况很复杂，需要更多的老同志去做工作，对这些刚刚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帮助，使他们接受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
经过初步的整顿和建立机构之后，东北局指示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并委任牧之和印咸同志为正副厂长。从此，便诞生了一座崭新的、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主席文艺思想为指针的人民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党的新闻纪录电影，也就从这时开始了有计划的按部就班的进行生产。
党的新闻纪录电影有计划进行生产是从两个摄影队开始的。当时东北的局势是：在前方敌人非常疯狂地向东北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面进攻，我们为了主动歼灭敌人，退出了一些地方，放弃了一些城市，但却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壮大了自己。在后方，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松花江以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与此同时，东北局派出了好几万干部下乡搞土改，并发动广大群众来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了记录下这些暴风雨的史诗场面，牧之同志派我带几位同志到前线，拍摄部队的作战、整军和练兵等材料；派肖冰同志带几位同志在后方，拍摄剿匪、发动群众、土改、生产等材料。
党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是随着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民解放事业的迅速发展，促使人民电影事业必须要、而且一定要更大规模的发展。为了补充新的血液，壮大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队伍，党又通过在延安培养起来的一些同志去开办一、二、三、四期训练班，培养新生力量。党从延安培育起来的干部，已成为人民电影事业各部门的中坚力量，坚持着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从东北培养起来的干部，又分散在全国各个电影制片厂，变成了各个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党辛勤培育起来的幼苗，现已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并已结出丰硕的果实。
写于196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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