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亲历》栏目未来走向探讨

李谊

栏目化是电影纪录片与电视联姻后的主要生存方式。由于电视的强势与纪录片的弱势，纪录片在与电视磨合后必须遵循电视运行规律，顺应电视发展趋势。而栏目化是电视的大势所趋，因此栏目化是纪录片在电视中的必行之道。

作为一个纪录片栏目，《见证·亲历》播出已经三年多了。从节目的选题、策划到拍摄、剪辑等都有了长足的长进。然而栏目纪录片实际上是一种产品，栏目化是一种产品包装行为。纪录片节目要包装成一种精美的产品卖给观众，这是纪录片栏目化的重要工作。从这一点着眼，《见证·亲历》对产品的包装或者说对栏目的整体定位和走向还处于一个起步和摸索阶段。3年的平稳过度之后，栏目下一步的定位是当前应该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如何打造一个具有明确定位的个性鲜明的《见证·亲历》，是这个栏目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结点。从外部环境分析，《见证·亲历》栏目是中央一套《见证》栏目下的一个子栏目。

《见证》由台社教中心、科影、新影三家联合制作，从表面上看，是三足鼎立。然而追溯栏目的前身，《见证·影像志》承袭的是《纪录片》，《见证·发现之旅》仅是在科影原有栏目《发现之旅》前面加了两个字，只有《见证·亲历》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从内部环境看，《见证·影像志》的栏目运做机制比较灵活，创作群流动性大，其中不乏纪录片制作高手，影像资料来源也非常丰富，为栏目的水准奠定了基础。《见证·发现之旅》是科影多年来精心打造的精品栏目，人财物方面的投入和政策倾斜使其可以与《探索·发现》这样的品牌栏目平分秋色。而《见证·亲历》只是新影众多电视栏目中的一个，创作队伍没有外脑，影像资料来源等方面也无法拓展。与《见证·影像志》和《见证·发现之旅》相较，又失去了一些优势。因此《见证·亲历》发展至今，如果排除这些环境因素，仅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新影出品的栏目，我们的自我评判还是比较满意。但是，如果与两个子栏目和其他同类型纪录片横向比较，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没有形成栏目纪录片的类型化和统一风格。因此从近处着眼，《亲历》要在《见证》这个栏目中站稳脚跟，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形成鲜明的栏目个性。从长远考虑，如果将来《见证》栏目不复存在，《亲历》这个子栏目要作为独立的纪录片栏目独当一面，明确的定位与鲜明的个性更是栏目生存不可或缺的灵魂。

那么《见证·亲历》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呢？宽泛地说，是一档历史类纪录片栏目。从昨天到宇宙的诞生，历史的久远和丰富赋予了这类题材纪录片广阔的创作空间，使之成为观众最青睐的对历史图景进行最贴近、最稳妥地重建历史原生态的艺术形式，具有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及文化价值，甚至有人称之为影像史学。这类题材纪录片与经典纪录片不同之处在于，宣扬主流历史文化，以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来诠释历史，包括对历史热点、历史冰点、历史事件、历史任务的表现与诠释。它要求一定是立足于找到与现实具有良好的撞击点为前提，以产生文献价值和意义为目标。

历史题材纪录片从创作方法论上可以分为几类：一、口述历史片。20世纪60年代，影像口述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重要地位，它强调从特殊个人的特殊经验角度，对历史做非全景式的个体诠释，通过个人的历史体验与故事的讲述揭开历史的神秘面貌。口述历史的主体一般都是投入历史的当事人，也是独一无二的资讯提供者。二、文献纪录片。又可分为编年史式的纪录片和和人物传记片。前者以历史纪事为主线来结构人物，后者以历史人物的视点来结构历史事件。三、历史真实再现型。由于图片、文献与影像的纪录的缺失，记录片创作者通过电视手段搬演一个时代与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重现历史的瞬间。这类纪录片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目前虽有争议，但搬演的手段仍被广泛采用。如果狭义地定义《见证·亲历》，“亲历”两个字会很容易地诱使我们对号入座为口述历史类纪录片。实际上目前我们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如此。因为这类纪录片无须绝对依靠对生活的纪实来结构影片，创作周期和节目经费上可以控制，非常适宜栏目化操作。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简单的对号入座，也限制了《见证·亲历》的创作。表现在于首先，选题范围缩小，当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亲历者或者由于某些政治原因亲历者无法出镜时，选题难以完成。其次，导致节目演变为解说加访谈的简单化模式，电视手段没有充分运用发挥。第三，导演对于节目前期策划创意不足，缺乏分析和提炼，过分依赖亲历者的故事讲述，对历史事件过分追求情节化、故事化，使节目部分丧失了历史的辨证、客观和思想性内涵。

当然上述《见证·亲历》的一些瑕疵并非完全由于 “亲历”两字的局限导致的，但是《见证·亲历》的定位却的确受到了它的影响。从栏目长远发展看，如果保留“亲历”，就必须按照口述历史的创作方法细致规范选题，尤其是加强策划环节，在全片的立意上下功夫。

（二）

电视纪录片是最具艺术品格的电视节目类型。对艺术的追求是人类作为高级生命的一种标志，只有坚守自身的艺术品格，坚持精品意识，纪录片才能够保持生命力。同样，电视纪录片栏目要有长远的战略意识，也就是精品意识。《见证·亲历》在三年多的积累之后，要在观众心目中实现质的飞跃，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是以精品节目为突破口，使栏目档次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

纪录片精品，在制作上，要有质量指标，在内涵上，要有思想指标。要摄制这样一部制作精良又有思想深度的纪录片精品，短时间内是无能为力的。陈晓卿的《龙脊》未开机在山里先呆了半年；王海兵拍《山里的日子》九进大巴山，时间跨度一年半； 康健宁高国栋的《沙与海》，拍摄时间更是长达3年。但是，纪录片栏目必须定期连续播出，恰恰对创作周期有严格限制。因此纪录片栏目要坚持精品创作本身存在一定难度。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从现在成功操作的纪录片栏目看，“系列+创意”是制作精品节目的最有效的方法。以《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为例，如果单独看其中的一集，可能只是一个精良的小品画作，然而当若干个当代作家串联起他们笔下生活的城市，一幅如清明上河图般的全景式图画就展现在观众眼前，而导演的诉求和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由此得到了理解和升华。所以在《见证·亲历》这样连续播出的纪录片栏目，系列节目的推出能够形成“场效应”，弥补单个作品的不足。这样，单独的一期不一定是精品，但多期的系列，则可以在精品意识的指导下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

当然，系列节目的精良除了后期的拍摄和编辑外，更多的需要前期的功夫。今天已经进入了创意经济时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何去何从，无疑是得跟着创意时代走。历史类纪录片应该是对历史的“有创意”的诠释，何为“有创意”，它首先体现在对既定模式的反省与批判，它反对对历史做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判断与阐释，它重视解读历史的暧昧、歧义与矛盾，它不应该让历史去被情节模式裁减。创意和选题相比较，选题的来源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说并非难事，可能是一次聊天、一篇报道，一本书，甚至是网络上一个小帖子。但是一个选题能否做成精品系列节目，却要看创意的好坏了。创意从何而来呢？在电视这样一个强调合作的领域，创意必然不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的结果。毕竟每一个导演的专业、学识各有侧重，水平也参差不齐。如果能够在节目策划阶段，根据经费情况适当邀请外部相关专家学者和电视人参与策划，从今天人们司空见惯的历史背面寻找与揭示出新的命题与角度，节目创意和深度必然会有所提升。此外在社会上一直都存在着大量的纪录片创作者；他们有着很强的探索意识，极富创造力，也不乏精英者；却苦于没有播出平台。如果栏目在大系列制作中，打破栏目体制的封闭性，积极利用这些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创作，以形成互补的开放式创作体制，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精品节目有了选题和创意，还需要好的创作手法。如果说在栏目定位上，我们要强调统一风格和类型化，那么在创作手法上，则要与之相反，提倡创作手法的多元化，叙事方式的多样化，这是提高栏目质量，丰富纪录片节目的重要手段。以纪录片《狙击英雄》为例，片中大胆运用了情景再现，给观众再现了一个精彩的狙击手的战争场面。由于其“情景再现”融在整体的纪实采访风格中，并没有破坏该纪录片的真实性，从而取得了可以与故事片比肩的艺术感染力。《见证·亲历》栏目在专家的评价中，总是以大气、冷静见长，缺少创作者的激情和感染人的力量。仔细分析，与创作手法的单一不无关系。

最后还想说一点。“纪录片代表的是现实观察、历史真相、媒体立场、主题思考和民间话语，而与娱乐化所要求的刺激，噱头相去甚远。”因此《见证·亲历》要打造精品节目，在重视故事化、情节化等纪录片栏目流行采用的吸引观众眼球的要素的同时，还要关注历史类纪录片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我们制作一部节目不是单纯地揭密和再现历史，而是通过昨天的影像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影响和反思，这是纪录片内在的精神源泉和价值观念，是引导观众透过故事情节思考的核心问题，更是纪录片栏目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作者——新影厂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