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媒介作用下的历史文本
文/崔莉
一、从历史到历史文本
不得不承认，历史一直是人们精神消费的重要对象，是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文学艺术从历史取材的传统源远流长，“文史一家”的说法也印证了历史与文学的特殊关系。时至今日，当影视艺术成为电子时代传播的主流媒介时，历史也就如影随形般地进入这一领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前所未有的姿态绽放出一朵朵用历史浇灌出的奇葩。从大量取材历史史实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到依托历史背景敷衍成篇的虚构性故事文本，从对特定具体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到以栏目的形式对历史真实存在进行记录的纪实性文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情结，而历史在今天正被媒介加以放大表现。在媒介的作用下，历史逐步走出过去的状态，日渐丰盈、日渐鲜活。众多取材于历史的媒介文本让人们得以感受历史风云，亲近历史人物，分享历史光荣，品味历史意蕴，探究历史成败；或寄情历史，或指向现实，或超越当下，或趋向未来，历史以一种新的面貌给予人们更丰富的精神享受；但是与此同时，媒介作用下的历史呈现出的面貌也变得日渐奇异化，日渐多元化。这些以历史作土壤的奇葩，用历史浇灌出的花朵，有的夺人耳目，有的沁人心脾，有的却像美丽的罂粟，开出的是一朵朵妖冶的“恶之花”。这正是当前处于媒介传播巅峰状态的历史文本所需要正视与面对的问题。探究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尊重历史本身，还在于如何理解历史精神，如何使具有历史精神的内容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真正得到现实的言说，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历史是什么，这是一个元问题。它能给人提供什么？它有哪些质的规定性呢？历史真的有标准吗？是官方史书还是民间稗抄野史？哪个更接近于历史本身？对此人们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历史作为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的记录首先是被当作一种客观、准确的史实，其次历史进程中应该布满人物的足迹，有人物，有过程，有情节，有影响。把历史变成媒介文本来探究，就要问人们想从中得到什么？我认为，历史之谜与历史的价值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两个方面，人们总是试图撩开历史的面纱，又总是想从历史中得到一些什么。热爱历史，耽于体味历史意味，咂摸历史感受，和古往今来的各色人等心驰意往地交流，比照历史与现实，这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偏好，在对历史的审美中尤其突出。具体来说，历史的媒介文本可以提供的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情境，历史氛围，历史意味，历史真实感。这些由外在层面的形象塑造、故事编织、情景设计，到内在层面的历史意蕴、历史氛围、历史感的实现过程，应该就是历史从历史文本转化为媒介文本的前提，如果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历史过程没有让人心动神驰的吸引力，那这段历史也就不会为媒介所关注。所以说媒介历史文本既有尊重历史的一面，也有传播特性所衍生的放大、变形、改写、异化、异质同构的一面。
二、历史文本的现实面貌
让我们先看一看媒介作用下的历史呈现出怎样的现实面貌，这种状态与历史曾经呈现出的状态有什么不同，两者有怎样的变化？又有怎样的关联？是对过去所认识的历史的一种反拨，还是一种彰显，一种挑战？在历史表达的过程中，对历史意义是某种敞亮抑或只是走向遮蔽？
一是历史的现实化。历史正在走向超越了以往界限的自由言说的境界。过去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仅仅是就历史事件说历史事件，对历史的判断，其对与错，已经有了定论，不容质疑，历史的性质竟然制约、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和表达，因此形成了历史表现的禁区和特定的范畴。有很多的领域，从未得到挖掘和表现。而现在，近20年以来中国影视对历史题材资源的挖掘，从突破禁区到纵深挖掘，体现出了鲜明的现实意味。看待历史，不是只把它放到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看，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要求中去看；还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其意义和价值。这种变化在虚构类和纪实类的电视节目中都得到充分的印证。
如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按照传统的历史观来看，它宣扬的就是一个家族如何发家致富的全过程，其间又杂糅了家族的代表人物主人公白景琦的个人精神成长史，将其作为该剧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在过去，这部电视剧呈现的内容代表的是一种糟粕文化。而现在，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该连续剧的出现似乎就有了某种现实的意味，我们姑且不说该剧的价值观念及立场有哪些出入，仅就其所展现的最核心的社会内容——家族创业，就具有超强的现实语境。在今天家族创业复苏的现实语境面前，它提供给社会各方面一个范本、一种读解、认识此类事物的艺术文本。这样的类型创作还有后来的《大染坊》。
又比如，在以帝王将相为主要塑造对象的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建功立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被聚焦并加以放大。伴随着这一过程，过去被完全否定的封建皇权、官僚制度、权谋文化都一一得到展现，对历史的认知也从唐宗汉祖的狭窄范畴日渐扩大。电视剧对历史表现的时间跨度在增大，生活容量在变大，动辄几十集，仅规模就让人不敢小觑。从《大唐飞歌》、《成吉思汗》、到《康熙大帝》、《汉武大帝》，从《三国演义》、《卧薪尝胆》、到《雍正王朝》、《贞观长歌》，上下五千年，重要的历史时期和关键的历史人物几乎都被囊括进来。这也对应了当前的社会环境和现实背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张扬、对功成名就的追求，时代和国家呼唤有作为的人、有抱负的人，人们普遍怀有的对中华民族重塑辉煌的心理诉求，通过此类电视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
而像《大宋提刑官》、《天下粮仓》、《一代廉吏于成龙》等剧，则突出反映了封建官吏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对朝廷、对事业的忠贞和忍辱负重；对个人品格的刻意追求和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的至高荣誉，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却欠缺的。在今天政府官员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荣誉感都需要修正的现实面前，在腐败滋生造成的改革难点面前，这些作品便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此外，像《乔家大院》，是以近代史上曾经辉煌的晋商作为故事的内核结构篇章的，但它早已超越了宣扬“诚信竞争”的布道理念，转而追求更大的精神境界。它试图弘扬的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虽败犹荣的开拓精神。这是指向每一个人的，而不仅仅是商家。
在纪录类的栏目中，历史对现实的指向性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开掘。央视一套的《大家》栏目，以“讲述历史、分享光荣”作为宣传语，反映了“口述历史”类节目追求的核心理念。这个“光荣”，对现实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意味，而如何分享光荣，就又带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议题。在2005年央视《讲述》栏目推出的“抗战记忆”系列节目中，分享光荣又演绎为重温历史之痛，此时正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
再如人文纪录片，这两年收获颇丰的作品许多就是历史题材，如《新丝绸之路》、《敦煌》、《故宫》、《1406：郑和下西洋》、《圆明园》等等，但其立意和深入挖掘的视角都是基于某种现实语境。《故宫》完全突破了过去对故宫的理解和认识，通过挖掘其背后的故事，让凝固的历史鲜活起来，把时代特性与历史际遇相联系。而《圆明园》对这座园中之园的处理，也突破了过去单纯的视作一个外国侵略的见证物，而是要表达出圆明园与这个时代的关系。这中间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也有立足于反思和辩证的重新思考，有文章说，这一系列创作影像文本体现了中国人和平崛起的现实愿望，也有人说这反映出文化自觉的内在心声，我以为这些判断都不无道理。
由此可见，历史的现实化是当今媒介对历史青睐有加的重要原因，也是历史题材日渐宽泛的重要尺度，虽然现实和历史永远不可能碰面，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现实之间彼此的关联深刻地体现在了历史剧的创作中，反映出历史剧的基本面貌和特定的历史精神，历史剧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言说在精神层面完成对现实的弥合、对现实的张扬、肯定，或者对现实的某种补偿。
二是历史的人格化。过去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不论是以虚构为主的电视剧，还是以真实为诉求的文献片或者纪录片，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对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的铺排远远超过对人物的塑造，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性格、命运变化、内在矛盾缺少展示与关注，历史与人的关系配置往往是见事不见人，人物似乎只是一个特定的符号，这种处理方式令作品缺少吸引力。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影视对历史题材的大力挖掘，这种局面逐步得到扭转。到今天，已经可以说历史作品初步实现了历史的人格化。
“历史的人格化”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层面是，以历史为内容的作品强调人格的感染力量，提升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不再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个体，而是既富于历史使命和历史感，又有鲜明个性和主观特点的个体，是被“历史化”了的人，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如影视剧中的主人公，访谈节目中的见证者，他们不是阅历丰富奇特的智者，就是怀有大爱憎的仁者，不是情感丰富独特的有情者，就是经历坎坷蹉跎的长者，他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他们的见解、表现和作为给我们心灵以滋养，给我们思想以启迪。他们不再是历史中的一个注脚，一个附庸，而是独特的“这一个”。
第二个层面是个人经验的社会化。这一点在以真实为基础的历史节目中尤其突出。如央视一套的《见证》、《大家》、央视十套的《讲述》、香港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上海东方卫视的《往事》等栏目，节目都是通过被采访者，或曰“口述者”对历史的片断回忆来构成对历史的纪录。最初采用口述者进行讲述是为了追求历史真实感，但在实现真实感的基础上，也使个人的记忆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对于同一个主题，大的社会背景是大家所共有的，但记忆的内容却是个人化的，融会折射出个人的人生经历、心理体验和时代感受，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这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经由大众媒介发挥传播优势之后，就实现了社会传播，个人史就变成历史大潮的一部分。
举例来说，在《见证·亲历》栏目播出的七集系列片《西南联大八年记》中，那些耄耋之年的垂垂老者对当年历史细节的追忆，对当时历史氛围的描摹，对自己和家人行动方向、心理状态的真实表述，就为西南联大在抗战八年中的艰苦办学增加了若干感性元素，很多历史书本上没有记载的关键细节的敞亮，让历史有了前因后果，让尘埃落定的历史变成了进行中的历史，而个人的感受一旦弥漫浸洇开来，就必定构成今天的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部分来源。
第三个层面是对重要人物的全方位塑造。还原人物的生活感，在凸现其与众不同的性格追求、行为方式之外，还着力表现其人之为人的一面，如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长征》、《延安颂》等片中，领袖形象的塑造具有跨越式的突破，展现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中的一面，把领袖从神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观众产生亲切感和心理共鸣。同样，在文献纪录片《诗人毛泽东》中，通过对毛泽东诗情的梳理，让人们感受到一个珍视亲情，爱情，战斗友情，追求革命豪情的伟人情怀，把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通过诗作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样的心灵可以亲近，可以理解，才可能真正能打动人心。
强调对人的塑造与表现，反映出的是一种历史的精神。即如何处理历史与人的关系。历史不仅是结论，更是一系列连续的过程；历史不仅是事件，更是人生戏剧化，凝聚着人的感受、感觉、感情；历史不仅是重要人物的历史，也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历史不仅决定人的命运，同样，历史也是人造就的；人不能消失在历史的暗夜里，而应该在历史的天幕上闪闪发光。
三是历史的戏剧化、故事化。人们常说“再没有比生活更富于戏剧性的了”。的确如此，而且在媒介的作用下，对历史题材内容的处理更加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向。这既是媒介为了吸引受众，提高观赏性而采取的表现手法；也是历史被不断重新读解，实现新的表达的一种需要。对比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电影《大元帅孙中山》和前几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两片同样涉及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风云，但在处理历史材料上却大不相同，后者更加强调“戏剧”的表现手法，历史情节设计、故事情境安排、人物性格发展，作品呈现出更多的创作主体的个人描摹和虚拟想象的色彩，虽然因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重新定位和读解，该片招致众多批评。
历史的戏剧化体现的是“诗”与“史”的关系问题，“艺术之美”与“历史之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追求艺术价值与发扬历史精神的问题。这是多年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我认为，过去一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强调历史的真实与精准，对历史作品的表现力的挖掘远远不够。而现在，艺术的表现形式确实得到长足的进步，对历史内容的探究也更加多元化，许多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刚一新鲜出炉，就被艺术创作加以吸收和表达，使历史文本在内容上更具戏剧色彩。
四是历史的多元化处理。它既包含题材的多元，也包含表现手段和方法的多元。如在电视剧创作中，历史题材得到纵深开掘，在内容上涉及到以政治斗争、经济、军事、文化或历史人物为表现主题的多个侧面；在形态上包括了历史正剧，如《雍正王朝》、《延安颂》；历史演绎剧，如《大敦煌》、《乔家大院》《玉碎》、《亮剑》；改编自经典作品的历史剧，如《红旗谱》、《星火》及众多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历史情景喜剧，如《武林外传》。在讲述方式上，影像化的叙事方式越来越富有冲击力，人物塑造更加着力于挖掘个性，作品通体追求一种精神的张扬，可以说历史类题材的电视剧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收获颇丰，正在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在纪实类型的文献片、人文纪录片中，题材和手法同样得到拓宽，尤其体现在视角的求新，如《探索·发现》播出的《大唐西域记》，是以一本游记形式的书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通过这本书勾勒出玄奘和尚和中国佛教的关系，连缀起了这本书对当时中国政府拓展疆域的意义，把一本书的生成放置在一个时代来考察，其间有故事，有人物，有感受，有历史，还有现实，在片子最后，当这本书缓缓合上时，留给我们的，是一部中国和中亚的交往史，是充满唐朝气息的时代精神，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智大勇”的玄奘，是一段被轻轻揭开的逶迤而尘封的历史。在表现手段上，借助三维特技进行动态化处理，这样一种视角和手段的运用，让历史题材鲜活起来，为进一步增强表现力找到方向和可能。
三、历史文本出现的问题
在对历史进行以上种种处理的时候，也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历史题材的创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的表现有：媒介作用下的历史文本给观众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缺乏真实感；历史变成琐碎的细节和无聊的情节；历史人物摩登化，让人不可理解；历史变得比现实还要现实；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就是两个极端：奇异化和庸常化。
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现在一切都变得不正经了。都成了人们寻开心的对象，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们严肃起来的事情了。”几个典型的案例有：一、前几年甚嚣尘上的武侠剧、清宫戏、戏说剧，千篇一律、胡编乱造。要么打打杀杀，要么男欢女爱，要么宫廷权术，全都是感性的大宣泄。二、经典名著改编，尤其是红色经典改编对历史的处理，问题多多，涉及到人物塑造、情节编织、主题表达等多方面，以至专家下了诊断，这是由“误读原著、误解市场、误导观众”造成的。
那他们误读的是什么呢？不耸人听闻不足以去说，去表现；故意展示或放大那些可能带来歧义的、上不得台面的细节，捏造莫须有的人与事，丑化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试图用今天的人的价值观全盘规定历史人物的价值观，没有是非判断，用日常经验去体验衡量历史人物的境界，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历史变成了庸常生活。它更像是带着面具的现实生活，斤斤两两，鸡毛蒜皮，小情小调，无关痛痒。有学者断言：这是在历史的面具下发泄着“感性的冲动。”我以为确实如此。
与这些外在表现相关的是媒介作用下的历史文本所具有的“消费性特征”。“对历史的消费”绝非陈词滥调，其中包含鲜明的文化立场、艺术主张和价值判断。一味追求消费性，追求高回报，带来的是历史类作品物质化和肉身化趋向，结果就是历史被要求改写自己，以满足媒介单向度的传播需要，迎合大众欣赏的口味，而这恰是一种不自知的对市场的误解。的确，因为媒介主体代表着主流意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不同的角色，使“历史内容”在媒介生产——传播——消费诸环节都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不同的媒介角色决定了不同的创作动机，不同的叙事策略，不同的意义归属。而在今天，这三者之间正在彼此借力用力，形成互相结合、利用的趋势。
梳理影视媒介作用下的历史文本，我们发现，历史题材的确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中国人对它普遍的偏爱。在今天，媒介作用下的历史文本面临多样化的生存境遇，有的已成为一种现实，比如我所归纳的历史的现实化、人格化、戏剧化、多样化，但这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这些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特征存在，并不能代表作品价值取向的对与错。而历史题材在电视媒介的作用下，走到今天，一方面得益于时代、社会氛围、媒介技术与传播观念的进步，这些使历史作为观照对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说自由和表现力；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文化环境、媒介固有特性、文化生产者的不同立场、观众与作品的互动等深层次原因，使媒介作用下的历史文本面貌斑斓。但无论如何，千万不要损害了历史的基本精神，即朴素的求真精神所反映出的文化品格，和向善的诉求折射出的历史启示。历史文本不论是出于现实表达还是对现实的逃遁，不论是对历史的超越还是重建，都不要忘记，历史总归是历史。
（本文作者为新影事业发展部编导）
摘自《纪录影视》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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