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驻西藏摄影师见证西藏变迁

次登，男，藏族，四川省甘孜省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1940年出生，高级记者。195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担任摄影师助理和藏语翻译。部队到达拉萨后先后在西藏军区干部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中共西藏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56年6月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学习工作，1960年正式调入新影厂派驻记者站工作。 

十一岁的红小鬼 

1950年，爸爸作为解放军的一名指战员已和平进驻西藏。随后爸爸通过部队的同志来到我的家乡四川巴塘，介绍我参军，与后续部队一起进藏。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还不满11岁，个头还没有枪杆高。尽管家里人很舍不得我去遥远的西藏，但被母亲特有的“你爸爸走的道路是一条光明的道路”的执著信念鼓舞着，我毅然踏上了西进的征程。启程的那一天是1951年4月11日。 尽管春寒料峭，但我的心里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 

　　 我的家乡是出红小鬼的地方。在部队上大家也叫我红小鬼。当时我11岁，在部队里是一名翻译。这个工作对于当时的进藏部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只有营以上干部才能配备马匹，但部队首长为我和另一名翻译配了一匹马。由于我出生在贫苦家庭，来到部队能吃上饱饭已觉得很幸福，穿上军装已觉得很自豪，背不动枪能够经常摸一摸，更觉得神气无比，所以行军对我来说并没有觉得困难，那匹马基本上也就让给了另一名翻译骑。就这样靠步行，我们到了昌都。部队稍作休整，又开始了西行，一路上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于1952年初到达拉萨，我第一次步行了全长2760公里的川藏线。从此，踏上通向光明道路的征途。 

学习　深造　立业 

1952年春至1954年4月间，我被选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学习藏文、汉文。在当时“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号召下，我们边学习，边开荒种地。1954年5月初，我又被组织上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深造。当时的川藏公路刚修到昌都。我们十多名学员跟随带队的同志由拉萨步行一直到昌都，再从昌都乘车至宝鸡进京。这是我第二次步行川藏线。1959年西藏平叛前夕，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我与其他同学一道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活，被组织上调回拉萨，参加西藏的民主改革工作。当时我被分配在区工委宣传部工作了4个月。 组织上为了筹备西藏电影制片厂，让我们学习专业知识，在新影厂近5个年头的实习和工作中，自己学到了很多，为今后独立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和思想基础。1960年，在上级决定不成立西藏电影制片厂的情况下，我被组织上正式调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从此，开始了一生心爱的摄影工作。当时，全国设立大区新闻摄影记者站，我被委派驻西藏四川新闻摄影站两年，后又调任湖北兼河南新闻摄影站任站长两年，1973年又回到西藏站工作。 

百部影片记叙历史 
　　 我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百万农奴站起来》。拍片中，我既是翻译，又是工作人员。那令人激动的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使我们在场的所有摄制人员都为之动情。1959年至1963年的这段时间里，我用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了西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如《民主改革纪实》、《平叛纪实》等。尤其是1959年，中印边境紧张，当时我给新影西藏站老同志当助手，基本上年年都往边境跑，到前线拍资料。第一次打克其朗战役时，我主动请缨与尖刀连在一起；第二次打达旺战役时，我又跟迂回部队在一起，穿插到敌后，真实地纪录拍摄了《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自卫反击战》等影片和资料。这两部影片的成功拍摄，使前方战士受到很大鼓舞。我和站里的同志也因此战地立功，受到中央嘉奖。这两部影片现在已成为中国文献档案馆的重要资料。 

　　 此时的我已具备了一定的新闻理论基础，加上几年的实践经验，我常常感到作为一名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历史责任的重要──刚刚实现和平解放的西藏，欣欣向荣的景象需要我和同事们去真实地记录，去积极地宣传、去历史地展现、去客观地传播。“让西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西藏”的历史使命感决定了我的选择。以后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1966年10月，红卫兵大串连。西藏也自发组成了一个80多人的队伍，徒步从拉萨出发赶往北京。当时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和衷心，人们有车也不坐。我作为摄影记者，肩扛摄影机随大队人马一步一步地走了6个月，于1967年春节前到了我的老家四川巴塘。后来队伍一直走到了四川的泸定桥头，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的串连队伍才没有再赶赴北京。这是我第三次步行川藏线。这时候的西藏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已有了很大改变，翻身做主人的精神风貌深深感染了我，我将拍摄的资料剪辑成一部影片，名叫《欢腾的西藏》。为了更好地反映翻身农奴的新生活，以后的20多年里，我又陆续拍摄了《山南》、《藏北牧民》、《日喀则》、《今日拉萨》、《雪域春曲》等多部反映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社会景象蒸蒸日上的新闻纪录性影片。在拍片过程中，我始终牢记自身的职责，一贯坚持周恩来总理所倡导的“只有忠实于真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指导思想，使得影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质朴可亲、可信，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好评，屡屡在国际、国内获奖，同时也成为我区历史上最早的对外客观、公正介绍西藏情况的音像制品。 

　　 回眸我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西藏新影站工作的40余年时间里拍摄的近百部新闻纪录影片，最令我难忘的是一部跟踪拍摄了25年的纪录片。1960年我来到一个名叫阿旺次仁的翻身农奴的家，把他作为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代表进行报道。解放前，阿旺的父母被牧主欺压身亡，他成了一名在拉萨沿街乞讨的孤儿。解放后，已年届40岁的他在当地政府的救助关怀下，分得了土地、牛羊和房子，生活有了最基本的着落，42岁时娶了妻子，并养育了三个孩子。能吃饱穿暖，五口之家幸福美满。当时，我把阿旺次仁的这段历史浓缩进30分钟的纪录片。197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一次来到他的家，家中的景象并没有大的改观，孩子们已渐渐长大，生产队每年分配的粮食、肉食、奶渣仅仅够维持日常生活，日子并不宽裕。出于新闻摄影师的责任和敏锐，我又一次把阿旺次仁这段家史融进了25分钟的短片。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中去。先后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修建的中尼公路的勘界、修建、通车剪彩的拍摄；独自步行二进墨脱，身负发电机、摄影机，在高山、峡谷、藤桥、溜索、万丈深渊和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间，一尺一尺的精打细算胶片的长度，拍摄了史无前例的纪录片《绿色的墨脱》；真实地记录了《维修布达拉宫》以及《十世班禅》、《班禅大师生命最后时刻》等一批获奖影片。尤其是纪录片《维修布达拉宫》以形象的艺术手法和纪实的风格，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政府对维修布达拉宫工程的重视。 

    1991年，我把主要的工作交给站里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去做，自己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但此时的思想更深邃了，我感到还有一项未竟的事业要去完成。 

    1992年初，我带上两名助手第三次来到拉萨西郊阿旺次仁的家。眼前的一切使我既陌生又惊奇，青石料建成的两层楼房，在村子里虽算不上最好的，却也足以让住房拥挤的城里人称羡，方方正正的大院里显得干净利落，一应俱全的家具、家电，令来客啧啧惊叹，尤其是门前停着的那辆崭新的东风卡车更让人喜出望外……年届80高龄的阿旺次仁夫妇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迎了出来，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房前院后、楼上楼下，如数家珍的叙说着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化和致富的种种招数。末了，又不无调侃地来一句“我现在的生活条件，若是在旧社会，绝对是三大领主的身份。”原来的五口之家现在是三代同堂的十口之家。眼前的一切使我的思绪飘逸起来。我把阿旺次仁家的这段光景迫不及待地拍成了一段50分钟的纪录片。回到站里，我一头钻进档案房，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找到了我于1969年、1976年两次在阿旺次仁家拍摄的素材片，精心地剪辑成一部66分钟的纪录片──《我们走过的日子》。后来这部影片荣获广电部优秀影片奖、中国系列短片金桥奖两项大奖。 

　　 如今，我已是华发苍然的老人，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但每每想到自己能够投身革命，亲自经历了西藏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过程，并用心爱的摄影机真实地记录西藏前进的历史脚印，目睹它的日益繁荣强盛，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我深信在祖国怀抱中的西藏，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