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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影集团历史节目部主任、影片总导演 王燕
[导语] 由国家林业局和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大漠长河》 日前,该片总导演接受新影网独家专访,向您揭开令人期待的《大漠长河》。 [记者] 本片是一个表现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片子,为什么要起《大漠长河》这样一个名字? [王燕] “大漠长河”这个名字是高峰台长起的,“大漠长河”的名字是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歌《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当时接到影片的制作任务时,国家林业局的领导只给了四个字的说明——“防沙治沙”,至于什么是防沙治沙?沙漠什么样子?我们的编导几乎都不知道。为了做策划,节目部的编导先期去了内蒙古了解情况,最初的策划我们做了大约十稿,名字改了又改。但最终还是选定了“大漠长河”,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片子虽然说的是中国60年来荒漠化治理的历程,但是,在策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谈沙漠化的发展,不能只看到危害,沙漠毕竟是地质历史所形成的特殊地貌,它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各地的文明、沙漠的地质历史都需要考虑,才会使得片子的视野更为开阔,也只有历史的看待问题,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现实。 王维的诗句写的就是内蒙古额济纳的风景,而影片的第一集也是通过额济纳的历史来讲解荒漠化问题。“大漠”——我们的防沙治沙工作基本上都处在沙漠边缘地带,沙漠就像人类的邻居,也是那些生活在沙区的人的家,“长河”,既能表现时间的流逝,也有具象的“水”的意思,沙与水的关系,也是我们片子中一个核心的观念之一。 所以,我们就借鉴了王维的诗句,越是到拍摄后期,我们越发现,“大漠长河”这个名字和节目主题还是比较贴切的。 [记者] 中国的沙漠化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那么多省区,防沙治沙的历史那么长,你们在策划的过程中是怎样结构这些问题的?遇到过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王燕] 正如你所说的,中国荒漠化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极广,在策划中,难度最大是既要全面表现中国防沙治沙历史的历史、现状,又必须在有限的篇幅中寻找人物和故事。这毕竟是纪录片,在实现国家林业局要求的同时,故事点和可看性也是必须追求的。 策划最难的地方在于中国的防沙治沙历史几乎从来没有人梳理过,国家林业局提供的资料也极其有限,而且专业性极强,我们的策划完全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参考。而且,要做好策划,还必须全面了解治沙的专业知识——如果不了解,策划首先在国家林业局就无法通过——对方首先要求的就是专业、科普和政论。 由于林业部分的日常工作繁重,当时林业局并没有指定专家配合我们的策划写作,也没有人写基础稿,一切资料必须由我们的编导自己搜集,光这项任务就极其艰难。而且,要说全国的防沙治沙,这就必须平衡各地的拍摄工作,既要照顾全局,又要突出重点。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第一稿策划和最后一稿策划,再看一看我们的成片,那种变化是极其明显的。由于拍摄周期紧张,编导们几乎是一边学习,一边了解,一边拍摄,应该说,创作难度极大。 当然,这样的操作也给片子带来一些遗憾,但总体上还是得到了林业局专家们的认可。 [记者] 操作这样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的片子难度在什么地方? [王燕] 刚刚你说的两点其实就是《大漠长河》遇到的最大问题:“专业性强”——我们需要把专业性的词语变成形象化的画面,“涉及面广”——中国有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在北方18个省区分布,绵延万余里,除了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外,全国30个省区几乎都有沙化土地分布,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去表现?而且,我们的经费有限,不可能全部跑到,这就需要突出重点,以点带面。 “形象化”、“以点带面”,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编导需要像专家一样了解防沙治沙的知识,但是又必须用通俗的语言表达给观众,让观众能够明白,还要喜欢看这个片子——这对林业局防沙治沙的专家来说都不容易;再说“以点带面”,纪录片最讲故事性和细节,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细节,就会损失对于宏观的表达,这样我们的叙述就会陷入两难,既要好看,又要宏观。所有的编导都说,这次撰稿经历是他们从业以来最难的一次。 [记者] 《大漠长河》涉及那么多省区,影片的制作周期有多长? [王燕] 由于涉及地点多,我们分了三个摄制组,每个摄制组的拍摄周期很长,拍摄量也极大。而且,沙区特有的地理环境,也让摄制组吃苦不少。从一个拍摄地点到另一个拍摄地点一、二百里的路程往往不在话下。 三个摄制组从2009年9月开始进行拍摄,至2010年7月所有拍摄完毕,整个拍摄过程涉及河北、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辽宁、宁夏七个省区近20个县市,每个摄制组拍摄时间都是大约80天左右,三路摄制组拍摄采访人物近百,拍摄素材200多盘近8000分钟。 [记者] 这么大的拍摄量,在实际拍摄中摄制组是不是遇到不少困难? [王燕] 困难确实不少,刚才说的拍摄点的远近还是小事,在沙区摄制组生活条件差也不在话下,对编导来说,最可怕的是寻找拍摄对象。 中国那么大,事情那么多,虽然我们有林业局的配合,但是,找到符合主题的典型人物也是很难的。常常是省里的人不了解县里的情况,县里的人不知道乡里的问题,而乡里的人又说不清村里的事,而我们的拍摄对象常常是一个个普通的农民,这样一层层地找下去,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对象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在一个村子找到几个人,编导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对这些人物进行了解判断,很难的。 因为拍摄周期在那里摆着,找不到人或者找到的人不准确,工作就完成不了。 [记者] 除了拍摄地点多以外,在后期编辑中,此类型的节目和常规栏目在撰稿要求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王燕] 不同的地方很多,《大漠长河》这类节目,对专业性、知识性、故事性等各个方面要求都比较高。常规栏目更注重故事的讲述,要求细节和冲突,而这类节目撰稿的过程中,既要照顾可视性,更要兼顾科普性和宣传性。 总体来说,每一集节目都不仅仅在讲治沙,它要照顾到地质变迁、历史文化、民俗、生活现状等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都要了解,编导才有可能举重若轻地写出稿件,如果不全面了解拍摄地的问题,你写的稿子常常会陷在细节中而有失宏观。刚才也说了,宏观的问题是编导很难把握的。细节和宏观的结合是编导撰稿最难的地方。 而且,有关中国防沙治沙历史的资料虽然有一些,但都是很笼统的内容,纪录片最讲究细节和过程,编导要在编辑中通过同期声或者解说,把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叙述出来,等于是做一版电视版的防沙治沙历史,还要有细节有故事,这些细节和故事还得有代表性,难度可想而知。 [记者] 刚才说到,《大漠长河》是与国家林业局合作的纪录片,官方意识形态对于节目的叙事要求和纪录片的细节化叙事方式有没有矛盾?您是如何解决的? [王燕] 矛盾是很大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的是论,是说理;而纪录片最擅长的叙事方式是故事、细节,讲究以情动人。这两方面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 我们的原则是尽量让两者兼顾——解说追求平实,力求陈述事实、介绍信息,论述的内容让专家和领导用同期声去说,或者采用字幕的形式。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努力减少主观的、宣传性强的表述,让音乐、音效乃至解说的留白把信息传达给观众。 当然,这种努力是一种尝试,有些地方还做得不足,我想,这也算我们的一份经验积累吧。 [记者] 您觉得本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现在《大漠长河》即将播出,您觉得这个片子给您和您的团队带来的收获是什么? [王燕]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所有人都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尽职”、“尽本份”——无论你是编导、你是助理,或者你是摄像,如果团队中每个人都尽全力的话,那节目所留下的遗憾就会减到最少。 如果说《大漠长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我想,这七集节目所体现的我们团队每个人的认真和诚意应该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如果观众看到了我们的诚意,我们的团队就没有白辛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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