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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1949
文/李振羽

 
CCTV.com  2013年12月05日 11:17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手机看视频  

  

 

本文作者李振羽

李振羽:

1948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

1949年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1953年转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作为摄影助理曾参加解放平津、渡江战役,以及跟随苏联摄影师拍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并参加抗美援朝拍摄工作。曾驻记者站拍摄《新闻简报》、《今日中国》、《少先队》、《新农村》等。在西藏驻站时,参加平息西藏叛乱和《百万农奴站起来》的拍摄,六十年代,在新华社外语学校学习法语,后到非洲进行拍摄。

 

拍摄开国大典

    我们是从东北进关的,然后在部队跟解放军一直打到南方,国大典以前被调了回来。我接任务的时候是在9月,因为开国大典是10月1号,9月我就跟摄影师吴本立当摄影助理,后来他就告诉我,开国大典的时候,我们要在天安门上工作,他说用两台摄影机。

    这是两台美国的手提摄影机,他说你把这些摄影机都要熟悉熟悉,因为我是摄影助理,就是管这些事情的,就是要把这个机器保养好、清洁好,保证摄影师随时能够使用。我当时是19岁,能接这个任务心情特别激动,想想要到天安门上去拍开国大典,这可是一件大事情。

 

开国大典上本文作者(左二)在工作中

    当天是下午3点钟举行开国大典,我们在上午很早就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我把器材设备都运到天安门城楼上,可是我不知道摆到哪里好,我带着好几千尺的胶片,两台摄影机,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我认为挺方便的地方,把它摆好了,找了一个我认为挺方便的地方,把它摆好了,准备迎接这个“战斗”任务。结果大概过了中午12点,就听有人说总理来检查工作 了。这时周恩来总理就走到我那个小摊子前面了,总理说这是谁 的东西啊,我说是我的,怎么摆到这儿啊,这人家怎么走路啊,赶紧把它都挪开吧。我连忙说是是。可是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挪好,这时过来一个首长,他就跟我讲,你把这些东西挪到西边的那个墙根边上去吧,那个地方,你工作也方便,另外也不影响别人。我答应着,赶紧就挪到西墙根。这个首长,后来在另外一次工作时,我又碰到他了,他叫余心清,是当时开国大典的典礼局局长。我对他说,余老,开国大 典上您给我的那个建议,对我工作真的挺方便的,我都没来得及谢谢您呢。他说,你们小青年,那时候上天安门还不是心惊肉跳的,不知道站到哪儿好,这没什么没什么,这事已经都过去了。

    东西放好了,就等着摄影师去拍片子了。大概快到3点的时候,他们说毛主席要来了,毛主席要来了,摄影师吴本立就抱着一个机器往城楼下面去了,我赶紧就抱着另外一个机器跟着摄影师,也下到城楼下面,我们是从西边的马道走下去的,下去的时候,正好毛泽东主席从车里要往外走,这时候,吴本立就赶紧上前去拍主席和中央的其他领导。毛主席下了车以后,从那个马道上走上城楼。他们走上来时,摄影师吴本立就在那里抢镜头。因为那个时候一盘胶片是一百尺, 也就只能拍一分钟的片子,当他那个拍完以后,我就赶紧递给他第二个机器。之后我就又赶紧 跑上城楼去,给第一个摄影机换上新的胶片,拍过的胶片把它收起来,又赶紧跑回我的摄影师身边,吴本立就接着拍。拍这个镜 头的时候,当时主席就是从南墙那个地方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过去一个人一个人地握手。

    我当时挺羡慕的,我要站到那儿的话,也能握握手啊,一想挺遗憾的,但是当时这种思想一晃就过去了,因为来不及想别的事情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摄影师吴本立就抢了好多镜头。我也带着照相机,也拍了几张天安门上的主席,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照片。

吴本立当时用的摄影机,是手提摄影机,挺简单的,就是有一个镜头的,我们都叫它“独眼龙”,这种机器大概拍个20多尺片子就得上发条,不上发条的话,那机器就不转了,所以当我的摄影师用完了以后,我还得赶紧给他上发条。他拍摄的当中,每拍20多尺的时候,他就自个儿就上发条了。没有电源,就是里边拧发条。还有一种是三个镜头,三个镜头是可以换的。

 

延安时期,吴立本(前)在暗室冲洗16毫米底片

我当时非常紧张,因为一次只能拍一分钟,我换胶片这个过程,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完成,那就是说如果你时间拖长了,那摄影师等你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在事先我们当摄影助理的时候,就要练习换胶片,看看多长时间, 练习的时候要自己闭着眼睛,因为我们的操作是在黑口袋里面, 有一个黑布袋,在黑布袋里面换,怕跑光啊。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练的,又要快又要好。

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

这个事情是在开国大典过后。开国大典的时候,苏联摄影师已经到北京来了。我的摄影师吴本立,他要接待那个苏联摄影队,所以他就把我也带过去了,做这个接待工作。等这个摄影队都来齐了以后,要开始工作了,就派我给苏联摄影师当摄影助理,开始帮助他们工作了。以后一直工作了六七个月吧,一直到他们工作完了以后,我才调回来。

    他们要拍两部彩色片子,一个叫《中国人民的胜利》,一个叫《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拍包括打仗,解放南方,这个片子有战斗场面;《解放了的中国》主要是讲和平建设,我跟的是《中国人民的胜利》那个摄影组。

    之前从未拍过彩色片,和拍黑白片机器没什么不同,主要是要求比较严格,这个技术上,主里面 的色彩搭配,他们是很讲究的,工作起来也是比较认真的。

我跟的摄影师叫米可沙,他得过三次斯大林奖金,所以在苏联文献纪录电影制片厂是 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他挺爱讲话,所以我跟他学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当时学的那一套东西,基本上是苏联的,所以给他们当摄影师助理的话,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吧,就是说能够根据他们的要求,事先做好摄影助理应该做的工作,让摄影师在现场不会因为摄影机或者胶片出问题而影响工作。

 

1949年11月为《中国人民的胜利》补拍最高国务会议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民的胜利》里面有一些镜头是补拍的,但是很多场面拍得还是非常真实的,比如说爆炸场面等等。这个事情,说起来还是挺复杂的,比方说我们补拍那个渡江战役,当时参加渡江战役的这个军队已经调到沈阳了。他们要求原来的部队、在原来的地方参加补拍,所以很多部队都是现从沈阳调过来的,在无锡附近补拍的渡江战役。比方说炮弹的爆炸,那都是用炸药包,不是真炮弹,用真炮弹,会把人伤了。比方说这一个画面里,有几个炸点,就需要几个炸药包,就有几个水柱子起来,炸药包的大小,可以决定这个水柱子炸出来的高低,所以那个时候补拍这方面还是挺讲究的,我们的军队当时也给了好多帮助。

    说起渡江战役,当时我也参加了真实的渡江战役,我当时也是摄影助理。当时我跟的那个部队是第二野战军的十二军,我们拍渡江的时候,没有补拍,就是跟着渡江的解放军一起去拍的。但是那天是晚上,光线不行,所以那个渡江战役的大场面,我们都没有拍到,就跟着解放军打到民党兵了,那个时候叫做追上去就是胜利,就是追上去就能把他逮着,逮着以后他就当俘虏了嘛。敌人就跑,解放军在后面就追,我们就跟着解放军追他们,拍他们。所以渡江以后,战斗场面不多。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场面都是后来补拍的。不过后来补拍的 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参加。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个片子里面,渡江战役这一段出现了一面八一军旗,当时还没有八一军旗。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调过来参加补拍的部队,把这面军旗也带过来了,补拍时还在船上插上了这面旗。后来片子里头好像还有一个这样的镜头,当时《文艺报》提出来这个问题,还引起过那么一段争论,不过很快这个事就过去了。

在 《中国人民的胜利》当中,有很多的大炮排列特别密集,一齐开炮,也是补拍的。为这事儿好像吴本立曾经跟苏联人也协调过。一般战场上真实的大炮,没有像那个电影里面,尤其是像苏联电影里面那个一排排、几十门的那个样子,没有这个情况,但是他们苏联摄影师要求那样的场面,所以咱们就只能给他安排了。

 

1950年本文作者(左一)担任苏联摄影师米可沙的摄影助理

我们跟苏联摄影师交流主要靠翻译,有的时候技术上的交流,我们一般就用不着翻译了,反正我保证你的工作没问题,你要求什么,你一比划,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我们跟苏联摄影师拍摄的这个过程,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他们在技术上的要求是挺严格的,有些镜头要自己满意以后才能拍,如果达不到他的要求的话,他宁可不要也不拍,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浪费了胶片,这一点对于我的影响是挺深刻的。

 

 

《中国人民的胜利》

编导:瓦尔拉莫夫、吴本立、周峰

摄影:瓦龙佐夫、郝玉龙、李秉忠、徐来、李华、叶惠

出品年:1951

 

这是一部和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表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彩色文献纪录片。影片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开篇,回述了几百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勤劳人民的苦难生活经历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反动政权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未来光辉灿烂,中国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

 

1949-1955年 文化部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一等奖

1951年 苏联一等斯大林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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