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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报》,永远的国家记忆
《当代中国》画报记者/周也

 
CCTV.com  2013年07月04日 16:20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手机看视频  

 

1949年,新影首创的《新中国简报》走上银幕,标志着新闻杂志片在中国诞生。1951年,《新中国简报》改为《新中国周报》,1955年正式定名《新闻简报》,1978年全新改版为《祖国新貌》。曾是新影半壁江山的新闻杂志片,是一代国人无法抹去的影像记忆,陪伴着国人走过近半个世纪,在文化匮乏的年代,为数以亿计的电影观众提供了珍贵的精神食粮。

 

(从左至右)《新中国简报》1949年第1号片头;《新中国简报》1950年45号:《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新闻简报》1955年5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图为毛泽东给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授勋


  几十年来,《新闻简报》为国家和人民积累下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如今,在新影厂一个老库房里,静静留存着《新闻简报》的老胶片,这些老胶片凝结着张建珍、高维进、盛玉增、张庆鸿、张孟起、王伟等众多摄影师和编导的心血、智慧与付出。在新影成立6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新闻简报》的两位老编导:张孟起和盛玉增。
  1931年出生的张孟起如今已是82岁高龄,他掰着指头对记者说:1955年开始算,我搞《新闻简报》将近30年。
  19529月,张孟起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进入新影(当时还叫北京电影制片厂)。此前他在素有万岁军之称的第38军文工队,做宣传工作,常常在内部报纸《前进报》上发表些小文章。而盛玉增要早些,1948年进入北影艺术处工作,直到新影厂成立。
  要说过去搞过新闻杂志片没有,两位异口同声:没有,不懂。刚开始,别说录音、美工,就连装片子都不会,一切从零开始,有的技术还是在火车上现学的。
  之后北京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成立了讲习班,他们进入讲习班进修学习。延安电影团的一些老前辈以及老舍、冯雪峰等一些知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老师。学习回来后,二人新闻理论水平得到提升,陆续编了一些短纪录片。
  1952年底至次年年初,从新华社、华北电影团以及全国各地的文化单位中,陆续调进大批人员,张孟起回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其实预示着新影将有大的发展。
  那时,老百姓只能看报纸、听广播,无法看到新闻的生动真实画面,《新中国简报》便应运而生,两年后改为《新中国周报》。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增多,各国首脑不断来访,周报周期长、信息量小,无法满足观众需要。到了1955年,《新中国周报》正式更名为《新闻简报》。
  张孟起说:简报就要抓特色、抓观点,要在简单几个镜头里表现主题。不仅仅是速度快,从风格上也变了,更富于新闻特色,更贴近观众需求了。
  曾遍布全国的新影记者站承担了简报的拍摄任务,每一号简报,都由摄影师拍回来,之后主编张建珍和编辑小组会将几个主题融合,编辑到简报的某一号中。
  盛玉增回忆:那时的新影简报组,更像一个流动兵营,常有新闻片编辑去编纪录片,也有纪录片编辑编杂志片,还有兄弟厂来学习的编辑,根本记不清有多少人参加过《新闻简报》工作。

 

(左上至右下)《新闻简报》1959年20号:《有轨电车停驶》;《新闻简报》1962年15号:《北京七点钟》;1953年,随军摄影师在朝鲜板门店拍摄遣返战俘影片后留影(左一为盛玉增);1972年张孟起(左)任新闻片室副主任时,与摄影师瞿金楼在拍摄现场


  此后20多年时间,不论是城市中的电影院,还是农村中的放映队,都要在放映故事片前加映时长约为10分钟的《新闻简报》,简报内容涉及时政、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以及先进人物等,195112号《扑灭天花》、195302号《齐白石九十寿辰》、195557号《勘探三峡》、195516号《发行新版人民币》、195740号《飞鸽自行车》、195960号《红旗轿车》、196113号《北京啤酒》、20号《清华大学50周年校庆》、196222号《同仁堂》、1965年《北京汽水》……短短简报既囊括国家大事,也触及民生领域的细微变化。今天看来,简报中那些老场景、老物件、老街道,真实反映了当时国情,反映了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在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当新闻纪录电影发行问题困扰新影厂时,《简报》发行拷贝量一直遥遥领先,每一号发行拷贝总在300个左右。
  简报之所以受到百姓欢迎,就是因为做到了真实记录历史。”“真实是新闻纪录片的生命,没有真实就没有生命。两位老人有点动情,他们至今都记得当年编辑简报的原则。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态度,《新闻简报》摈弃了所谓后期加工,将原始的模样、真实的画面呈现给观众,就连技术上的补拍处理都很少。即便已经过去数十年,在当今反映新中国历史的影视片中,很多镜头都是那时拍摄的第一手材料。
  盛玉增说:看咱们的新闻简报,哪一件事情都不是瞎编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说新闻简报哪是不真实的,哪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所以新闻简报是经得住推敲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张孟起则形象地比喻:多少年以后看,这个仗是谁打的,谁胜谁败,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不能改变的,他说:真实地记录历史,尊重历史,这是新闻简报的最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简报》更多地承担了政治性的宣传任务,或带有政治前提的拍摄任务。简报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一度占据很大比重,这反映了国家当时政治生活的真实状态。
  《新闻简报》同任何事物一样,在它发展的进程中,都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或加速或延缓它的前进速度,或产生一定的逆反和异化。过于强调政治的制约作用,会违背新闻片本身的科学规律,就容易失去客观公正。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处于文革时期,盛玉增作为摄影师在陕西驻站,住在部队招待所内。他记得当时是冬天,附近很多居民晚饭后会出来散步,可即使在这么悠闲的时光中,很多居民也会抱着主席背着伞到安源的油画。
  当时我就觉得很别扭,我很反感这种事情,盛玉增说,还有念语录,进食堂前要先拿小本念语录,然后才能进门。吃饭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开始念语录,大家都得放下饭碗一起念,不念肯定又上纲上线。我对这种生活厌恶透了,看见了、经历了,心里确实又很难理解,可那个年代就这样,似乎只有这样才是热爱主席、热爱国家。

 

2008年9月26日,老编导张建珍参加在电影博物馆举行的《纪念延安电影团70周年座谈会》时留影


  透过单调重复的现象看到事物本质,他们的镜头尽可能地减少了盲目追随,编辑中也尽可能地将事物状态客观地呈现给观众。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电影事业几乎全面瘫痪,新闻纪录电影也遭受严重损失,很多老编导包括《新闻简报》主编张建珍被打倒,简报产量锐减,1967年仅出了10号,1969年出了14号。但197040号《张小泉剪刀》、197128号《推广新广播体操》、197223号《汉墓出土》、19738号《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等依然真实记录下当时社会的发展变革,堪称时代精品。
  1976.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盛玉增和张孟起带着摄影机当夜赶去现场,尽管随后被警察发现赶了回去,但他们仍然拍到了一些四人帮迫害群众的第一手素材。为了避免被追查,他们找了个借口,出差到黑龙江记者站。那时候通讯不方便,谁也找不到我们。说到这里,两位老人相视而笑。
  19781月,《新闻简报》改版为彩色片《祖国新貌》。这次改版是杂志片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新闻杂志片的摄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他俩继续在《祖国新貌》工作,发行量最多时,《祖国新貌》35毫米拷贝达630多个,16毫米拷贝280多个,8毫米拷贝有几千个。
  90年代初,随着影视合流大潮的到来,《祖国新貌》停止摄制,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影结束了40多年生产制作新闻杂志片的历史。
  与《新闻简报》、《祖国新貌》风雨同舟几十年,张孟起和盛玉增心中难免有些伤感,张孟起感慨地说:《新闻简报》虽然结束了历史使命,但因为它的精心制作,包括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包括剪辑、音乐、配音,都很精心,所以至今很多人对它仍然情有独钟。
  1992年,盛玉增、张孟起先后从新影退休,两年前张孟起患了脑梗,目前身体恢复得还不错,说话得慢慢说,手时不时会有点抖。盛玉增则住在海淀区花园路新影的家属楼内,每天清晨都会去小月河边打打拳,晚上散散步。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中,两位八旬老人的晚年生活恬淡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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