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传播》主编。曾参与了许多著名电视媒体的频道设计工作，是国内著名的电视策划人之一。兼任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电视家协会高校艺术工作委员会理事、副秘书长等职。
    个人专著有《电视美的探寻》、《中国电视观念论》、《影视文化论稿》、《电视美学大纲》等。



    [网站编辑] 每年一届的星花奖评选工作是对新影创作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每一位评委既是来自影视界的专家学者，同时又代表着广大观众。第23届“星花奖”评选工作于1月20日结束，新影网站特邀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先生做客新影网站，就新影“星花奖”的评选工作对胡教授进行了专访。

    [网友] 胡教授，您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新影“星花奖”的评选工作，请您谈谈对它的总体印象。

    [嘉宾·胡智锋] 我第一次当星花奖的评委，印象还是相当不错。而且我是非常积极的、非常热情的来参与这个奖。因为我觉着“新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名字，“新影”这两个字呢，连接着我的童年的记忆、少年的记忆、青年的记忆，现在应该叫中年了，是中年的这种体验。这次星花奖就是见证了最近一两年新影厂的成长，是对生产创作领域的一次检阅，也是对我们新的创业时期的生产成果的一次检阅。所以说，为什么我这么积极的、热情的参与进来。

    [网友] 看来，您对新影的情感或者说是关注非同一般。

    [嘉宾·胡智锋]以前应该说是作为一个观众，我是伴随着新影的《新闻简报》和新影的一些重要的纪录片成长起来的。那么，新影的这些重要的纪录影片，应该说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一个抹不去的深刻的记忆。它对我的人生是有益的，而且有很多推进的作用。一直到今天《新闻简报》还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它作为那个时代的最真实、最权威的一种影像，每当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时代，我往往会用新影的这些影像作为我成长的一种证明、一种印证。另外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者、教师，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到现在也快20年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新影的起起伏伏，作为一个研究者，一个经历者也是对它有着颇多的感慨。它从我们社会所公认的、专业领域所公认的一个皇家摄影队这样一个权威地位，到中间一个时期的相对的寂寞的状态，到它并入中央电视台以后，跟央视捆绑在一起以后，逐渐的开始新一轮的创业。尤其是高峰先生出任新影的厂长，他现在是央视的副台长，领军我们新影厂，应该说最近各方面都开始很多的变化，专业人士都在做广泛的关注。

    最近，我接触新影，接触新影的很多很多事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图像日志》我也是被聘为编委和顾问，包括我们的《百年光影》，我也参与过它的一部分的论证，也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这儿工作，也有很多学生在这儿工作。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创作状态，他们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其实都给我很多反馈。让我在思考，就是新影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将来应该怎么样。这些事情时时地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

    [网友] 胡教授，您作为纪录片研究学界的专家，观看参选“星花奖”的影视作品后，您肯定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嘉宾·胡智锋]我为什么星花奖这么感兴趣？可能是有我的一种情结，我对新影的某种情结。这次的星花奖整体的感觉还是让我非常欣慰，我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它让我看到了，我看到我所希望的影像，我听到了我所希望听到的声音，我感受到了我想感受到的那种体验。

    用评委的话讲，还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有“三气”，是相当的让人佩服的。一个就是它的“大气”，我觉得所有的片子都体现出新影的传统，作为皇家摄影队的大气派、大气度。它总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站在我们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从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上和历史与现实交叉去发现选题、去表达思想、传达信息，这个是非常大气磅礴的一种气势，这个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我们的重大选题，像《为了胜利》，抗战六十周年的一个大型的纪录片，比如我们纪录百年电影的《百年光影》，体现出一种大气魄。包括我们的几个系列，像抗战的系列节目，无论是《赵一曼》还是《杨靖宇》都体现出一种大气魄。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小的节目，或者《地图上的故事》它也都体现出一种气派。第二气就是“正气”，就是感觉是一种权威的、公正的、客观的、中规中矩的，这种正气很端庄，皇家摄影队的气派。同时，我们作为一个权威的纪录影像的制作部门一种端庄的气质，大大方方的气质。还有一种就是“文气”，它有一种文人骚客的书卷感。今天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电影，包括一部分的纪录电影、电视节目，不够文气，甚至比较俗气。但我们新影厂的东西，它不媚俗、不低俗，这也是普遍的，当然也是我个人的一种印象。作为新影的传统的定位，就是见证历史、记录历史、记忆历史。我觉得这个宗旨，这样的职责应该说是比较模范的，也比较忠实的完成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一点我觉得是无愧于它的这种称谓。另一点，它选题的这种宏大，记录对象的一个高端，主题上的这种提升，是一种比较高的提升。再加上它的这种叙事方式的严整规范，这些都是比较出色的，也是传统的一种延续。

      当然我们也感觉到它有一些问题，就是“大”它必然对应着“小”。今天上午我们还在说，编委还在讲，我们看完了这些节目感觉就是大的，宏大的选题，宏大的结构，宏大的构架和宏大叙事，它其实也需要小的切入、小的视角、小的点和小的细节。也就是说大有大的好，大有大的问题。当我们高举高打、为大而大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过于质朴的粗犷感。这种过于质朴的粗犷，或者说作为今天观众的角度，从观赏的意义上来讲，也许你的思想导向或是你的思想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作为观众观赏的可视性，它可能就没有细腻的感染力，相对说比较枯燥、比较粗放，细腻的这种感染力，细腻的这种润滑、滋润感就会减弱，这是我们觉得很多节目当中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做人物《科技英才》，应该说影像没有问题，拍摄技术也没有问题，构思大概也没有问题，就是总感觉欠了点什么，欠那些生动的、细腻的、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些小的点和小的细节。应该说宏大的面和体是没问题的，那么细微的线和点相对欠缺。包括我们都非常赞赏的《为了胜利》，就感觉太过宏大，当然抗战六十年太大了，总感觉细微的那些小点有点欠缺。但是相比较同样是大片，《百年光影》前半部它的细微的点还是比较饱满的，相比较而言它就更胜一筹。

    那么，“正”同样它有两方面。我们说它端庄、正气、正气凛然，它有一种威严感，这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带来的问题是过于中规中矩，它不灵动。太正以后我们感觉有些节目就好像几个板块的拼贴，欠缺一种自由的、自然和灵机一动的那种灵动感。很多节目题材非常好，选题也很好，结构框架也不错，但是就感觉好像是一块和另一块的叠加。有的比如同样是人物，我又做比较了，相比较而言《赵一曼》做的比《杨靖宇》好。尽管这个题材同样是重量级的，《杨靖宇》片子做得没有毛病，很完整，从他出生一直做到他牺牲，是一步一步的很正的展开。一块接一块，三集，端端正正，像是一个人物的编年体。它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编年史，文献是准确的、资料是翔实的、结构是严整的，但是它缺少灵动，它没有一种荡气回肠的那种“荡”的感觉和“回”的感觉，它有“气”有“肠”，但是它是顺的，很中规中矩的。但《赵一曼》在这一点上就有“荡”和“回”的感觉，怎么会比较出来呢？我们看《赵一曼》整个也是三集，《赵一曼》的素材更欠缺，她只有一张照片，她的事迹甚至都是几乎找不到什么文献，做出这三集难度要比《杨靖宇》大的多。但是，我认为做的要比《杨靖宇》好，相比较而言，我也不知道编导是谁。咱们客观的看，《赵一曼》我感觉它的这种流动，是整个把赵一曼的一张照片加一个遗书把它合成一个探寻，把赵一曼的身世和她的传奇经历集结成几个谜，沿着这几个谜团来探寻，赵一曼是哪里人？赵一曼是怎么参加革命的？赵一曼是怎么样从一个四川人变成一个东北人？她的名字是怎么样从一个李坤泰变成了一个赵一曼？赵一曼怎么变成了日本媒体上的那些传说？民间的各种传说？“红妆白马”传奇的、神话般的这种传说到底有无其实？作品围绕这些谜团一层一层去掰开。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它资料太欠缺，没有办法编年，逼得她没办法可能只有想辙，来去结构。也许《杨靖宇》相比较而言要文献更翔实或者更丰富，可能容易做成编年。可以倒过来想，假如说，《赵一曼》也拥有这么多的文献资料，它也不“荡”、也不“回”了，也就做正了，那也说不准。但不管怎么样它呈现出来了，荡气回肠的感觉就出来了。一个是稍微有一点“荡”、一点“回”的，一个是太正了。

    大有余小不足；正有余灵不足；文有余动不足。文是一种文气，是一种静态的，是一种比较不俗的提炼过的东西，原生态的一种动态的感觉不足，现在进行时的、动态的这些东西相对不足。那么，这一点我们大家比较推崇《我在南极——接近不可接近之极》的那个节目。我们大家认为那个节目做得太有动感，有现在进行时的感觉，它有媒体的感觉，有记录的感觉。同样是另外一个《我在南极——冰海惊魂建“中山”》就做得比较的、相对要板的多。我看了一下第一个《南极》编导是郝蕴红，对她的评价比较的高，这次得了一等奖，片子有动感、有记录感、当然也有细节。作品更多的是要动起来而不是要文起来，文起来是我把鲜活的动感的东西变成了呆呆板板的，看起来很书卷的一种字面的东西，好像就容易变成了画面加解说。但是，这种真正的纪录片它要强调现在进行时的这种动。我同样用三个字“大、正、文”这边对应着的是那种“小、灵、动”，可能这是我们这届对新影评奖的片子，大家普遍的一些看法。

      [网友] 新影作为一个影视创作的老企业，在当前的激烈市场竞争中有优势也有劣势，您对新影厂提出的“经营历史”的理念怎么看？有些什么建议？

    [嘉宾·胡智锋] 这个里头有很多名堂，现在很多人说文化创业产业，我们也在起步做这些方面的研究。新影作为传统的、大型的影视制作的企业，我想它的优势肯定是在它最权威的历史影像的积累上，它有成千上万尺老胶片和这么多的电视节目这就是它的财富。高厂长也在各个场合在谈“经营历史”。我认为“经营历史”就是经营历史影像，把我们最权威的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转化为文化的附加值，转化为品牌的附加值。我们原来是想法把资料卖出去，让别人去用，这种经营的概念不是我们在经营，而是人家在经营。我们出卖的是我们不可再得的原材料，原材料的缺失是不可再得的。不可再生的资料是我们绝对要珍藏和珍惜的。首先要保护，是在保护它的基础上有规划的开发。要分若干个环节和若干个层次，一方面是影像的保护和数字化的处理，在处理的基础上组合转化为系列的节目和产品，按某种主题和角度处理成不同类型的节目。在这个基础上把它转化为影像产品，这是二度开发。音像产品同时会转化为相关的图书，占领图书市场，还可以再延伸包括报刊杂志诸如此类的这种环节。在层次上，第一个就是低度层次，就是原材料的层次。第二个是产品层次。第三个是品牌层次。在原材料层次上，它最宝贵但卖价最低，因为附加值不高，就是原料本身，没有变成产品。当它转化为二度产品的时候，它的价值在提升，使用了原材料的一部分变成了某种产品，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原材料的价值。如果把它再转化为品牌，变成了一个最具权威的、大家所追逐的品牌的形象，所有的所谓“新影牌”的产品可能要比一般的同样的影像产品价值要高贵得多。怎么样形成这样的品牌？我们靠传统的品牌，传统品牌是不卖钱，因为不过市场。现在要经过市场把它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效益，品牌附加值的提高是我们未来要特别值得努力和追求的事情。品牌的建构离不开我们的基础，已有的积累，打造新影品牌或者新影下面的频道品牌，大片品牌，就像产品一样申请我们的专利，打造和推广我们的品牌，使它家喻户晓，甚至全世界都知道。新影的历史影像，最权威最完整，因此要建构出赋予时代价值的品牌。传统的积累对我们来讲既是一种财富优势又是一个包袱。传统的思路，宏大的叙事模式，我们的这种中规中矩的工作状态，容易进入传统的工作状态和以前的工作方式。

    [网友] 您认为新影如何在影视节目方面有所创新？特别是历史转型期，纪录片的创作如何发挥出它的优势？

    [嘉宾·胡智锋] 我觉得它有三个路线可以走可以选择。第一个路线还是重大的、不可替代的、权威资源的垄断，它还要高扬皇家摄影队的这种大气，重大的历史时刻就必有新影在，这个我们不能丢，丢掉这个就是丢掉我们看家的传统了。第二个就是要多元化的开发，包括对已有资料的开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图像日志》这样的开发。这是对过去的开发，还有对现在的开发，正在发生的，而这块恰恰是我们的短处。我们对火热的时代生活，这些动态的东西应该说反映不是很敏感，当然这里也牵扯到很多比如我们的经费来源、我们的工作机制、还有我们的评价系统等等。可能做现在进行时的东西更多是电视主流媒体在做，而我们对现在正在进行的东西几乎不去做，或者比较少的做，我说的是日常生活状态的这些影像，这是我们欠缺的部分。而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对这方面的投放相对少一些。对正在发生的历史，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的东西，我们还是做的比较好，重要的是我们的垄断资源这个地位不能丢，丢了就没有我们优势了，然后是对已有影像的和正在发生历史。所以说，经营历史的内容方面我觉得三个层面：重大的、已有的和正在发生的，可能这三个方面重大权威是我们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新影”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尽管它是新闻纪录电影，它传媒的东西更多的是在传统的、重大时政的报道上，而且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是被动反应的。新影不应该是被动反应历史的，而要主动的创造历史和介入历史，它这种传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种习惯或者形成我们的习惯，使我们的人更多地比较习惯于被动的去呈现，去再现，而不太习惯主动的积极的去介入。而现代的传媒要求，你不仅仅要记录生活、记录历史，你还要创造性的去表现历史，表达你对历史的这种主体的判断，应该有你的主体的形象。我们这种主体感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应该有媒体的立场、媒体的态度、媒体的一种风格、媒体的一种方式、媒体的一种观点。就是说，我们新影要根本性的提升，借助中央电视台强化它传媒意识，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经营频道，我们没有办法作为主流媒体的整体形象打出，这也是我们现在掣肘的事情。我们的制作，载体不在我们手上。

    这个创作水平，我已经在提到了，我们的“大、正、文”和我们所欠缺的“小、灵、动”这些是创作上整体的思维习惯，思维惯性，也就是我们的把关人，很多把关人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它尽管是对现在传媒和包括现在的这种影视制作，一旦进入到这个环境，这种语境，就习惯的被这种传统所裹挟，包括我们的新人，我相信他们身上有创作的火花，它需要引导，需要一种评价系统去引导，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但是这种创造性地工作，第一是平台在那里？有没有平台？有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布我制作节目的一个平台、载体？这就是媒体了。第二，有了媒体，有没有足够的支持？我是不是能够得到我的回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活在现代，同样是在做这一个纪录片，中央电视台或是其它的媒体，它做一个单片可能是投资多大？我们能获得多少回报？我们的编导能获得多少回报？他们的编导能获得多少回报？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指标。还有第三，就是它的激励，当然“星花奖”也是一个很好的奖项，它就是对这种创作的激励。一个是评价，一个是回报，一个是激励，实际上就是我有一种成就感，我能播出去，我能有结果。第二是我能得到回报，我的创作没有白费。第三，我能获得激励，就是我被业界所认可。当然人才本身的个人素质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您对今年 “星花奖”评选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嘉宾·胡智锋] 这个评奖，大家觉得跟参加的其它政府奖或是其它的专业奖项比较，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它的内容比较集中，都是纪录影片为主的纪录节目，这个内容比较集中，大家可以有共同的标准。第二，时间相对节省，它不会说大家现场看很多节目，花五六天的时间，而是把它提前先看了，这也是一个好的。第三，大家的交流、探讨比较民主，应该说都是开放式。大家面对面地一块来讨论意见，而且评委也不客气，该说好的就肯定，该说不足的说的也很充实。应该说这个评奖的方法，这个过程总的说来觉得不错的。但是也有一点点问题，第一个就是把片子拿回家看，可能会有个人的判断，不在同一个场合当中欠缺了交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另外一个问题是评奖的方法，它的标准稍微显得细了一些，有些还是比较重复的。比如选题，因为有的选题严格说不是我们做的，而是交办的任务，宣传任务，应该说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的选题大部分都不错，它不大看出来是我们的编导在这方面的功力。我们选择了什么选题，不是我们主动地选择，而是被动的选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感觉，要改进的话，我们比较倾向于在一起讨论，可能在一个时期集中观片，一起讨论。再一个就是评价是宜粗不宜细，可能不一定打细分，比如多少多少点几呀，不一定能打那么细，就是打一个等级就可以，大概在A、B、C、D分出几个等次，分出等次之后再来细化分数倒也可以。因为对一个节目来讲，我们很可能是一个总体印象，下一步来说再来细分，而不是先想到一个细分再合成一个总分，大家看片子第一印象都是总体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总体判断后再分等级，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请您就节目的定位策划和选题等方面给我们的创作人员一些建议？

    [嘉宾·胡智锋] 关于选题，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出来的。应该是上下结合，领导层、管理层应该有个宏观的规划设想，在这个宏观的设想当中，我们有一些大的倡导方向。比如说像时政的、社会生活的、文化的、体育的、教育的，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性的倡导。在这些倡导当中呢，其实还可以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社会合作，比如我们和政府部门、和中央文献、和主流媒体、和各大电视台、兄弟电影厂、社会文化和事业的机构、研究会、基金会、一些高等院校、一些社会组织等有一些横向的合作。比如说，黄埔军校它有个黄埔同学会，它们有吸纳资金的能力。比如宋庆龄基金会，它也有吸纳资金的能力。它们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立项的，这些立项往往主流媒体不一定去关注，而恰恰是我们有作为的点。像庆典式的、纪念式的重大的这些选题，如党的生日或者共和国的生日这些会有国家整体的去统筹安排，但是也需要我们去努力争取、立项，立项是关键。怎么结合个人和我们厂的整体团队，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厂的名义来去和这些社会机构、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去沟通、协调，建立一些长期的稳定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各种重大的庆典、重要纪念、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事件、重要的问题跟机构组织、部门行业能够紧密的联合，然后再跟主流媒体去合作，跟企业去合作，在政府、社会组织机构、媒体、企业这四个方面形成一个良性的合作方式。这样的话我们有合作者，有播出平台，有投资者，也有一些把关人，我们几个方面都确定了，那么我们的选题就解决了。选题应该说是互动式的，既有我们创作者的热情，若对这样的选题有兴趣，他自己会对某些方面有兴趣，他个人的兴趣、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我们厂的宏观的这种合作需要能够发生联系，我觉得这就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厂里提供一个选题榜，或者选题方向，由编导去竞标，大家可以去投标竞标。我要立这个项，我想做这个项，这个就可以上下结合，这是建立一种机制，长效的机制。比如我们说，辛亥革命95周年，黄埔同学会要做，或者黄埔同学会有这个意向，但是呢还没有去做，这就有可能性。而黄埔同学会它牵连了很多海内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而重要人物的那些子女或者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企业在支持，那我们就可以连动起来了，还有研究机构在支持，那我们几个方面一结合，我们又有学历史的人，特别感兴趣做这个事，大家竞标投标就出来了。甚至当我们做到一个程度，我们厂里厂外是一视同仁，我们既可以厂内竞标，也可以厂外竞标。比如说，我们厂里也不一定有特别适合的人做总编导，我们立这个项，我们拿出来面向央视，面向全社会媒体，甚至面向海外来去竞标投标。投下这个项目，管理是我们厂来管理，制作是你制作，但你做出来版权是我的，只要结果好，这样对我们厂内的这种生产力的激发也有好处。

    结束语：
    [嘉宾·胡智锋]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只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和感想，我期待着我们的纪录电影，包括电视纪录片有着更美好的前景。

    [网站编辑] 胡教授就“星花奖”的评选工作及纪录片创作的方方面面，从理论上、从实践上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方法，使我们受益匪浅。谢谢胡教授光临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