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童刚  电影局局长
    1957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1978年在复旦大学学习。
    曾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处工作，后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广电部电影局副局长、分党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兼广电总局电影局分党组成员、副局长； 2003年任广电总局电影局分党组书记、局长。


   采访人：电视文献纪录片《中国电影100年》总编导、总撰稿王美彪
   被采访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 童刚
   地点：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会议室

    [王]：我在采访您之前采访了好几个民营影业公司的老总，他们对电影产业这两年的改革非常认同。他们觉得政府在电影产业改革的步骤和时机上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如果改革过早过快的话，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民营影业公司需要完成自身的积累过程。

    [童]：应该说电影的改革我们从80年代到90年代就一直在尝试，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没有突破。我们一直是把电影作为事业，就是说意识形态属性比较强的一个产品来看待，所以我们始终不敢提电影产业两个字。真正给电影改革带来机会的还是党的十六大。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既要发展文化事业，也要发展文化产业。我们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开始真正电影改革的。应该说有两个文件在电影改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就是实行单片许可证的制度。过去我们拍摄影片，只有计划内的厂，你像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影厂，这些大厂，我们这样的厂一共有17个单位，只有它们才有正式拍摄影片的权利。很多民营公司，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国有公司，想拍影片的，只能挂靠在这些大厂的名下，这样显然不太利于全社会来推动整个电影事业积极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在2002年实行了一个单片许可证的制度，应该说这个为我们广泛吸收民营资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次呢，就是实行院线制的改革。建国50年来，就是1949到1999年这50年，实际上到2000年、2001年，我们已经有一些地方在尝试发行改革，但是总体上这50多年我们还是基本上延用了一个四级发行的制度，中央发到省市，省里发到地区，地区发到县，再发到底下。这种发行制度的特点是计划性比较强，在计划经济年代，从上到下大家齐步走这是非常合适的，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体制，它曾经在50年代、60年代，包括80年代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比如为解决农民看电影的问题，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到整个社会都向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还延续那种体制显然不适应，所以我们尝试了院线制改革。院线制改革就是不以地域为绝对的观念，它是根据放映单位的组合而形成的中介组织，它是连接所有电影院的结合体。这样呢，它就可能在第一时间，不通过行政隶属的关系，不是说我非要由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这样发行。比如说，全国这条院线，它可以把不同的省、不同的地区，在一个时点连接上来，这就打破了原先画地为牢的地区格局。

    [王]：我们在片子中有两集分别讲述了您刚才说的建国初期和八十年代的电影发行放映改革。

    [童]：应该说在电影上真正有比较大的改变，还是这两个文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到2003年，中央进一步确定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我们在这个总体部署情况下，明确把电影作为电影产业来发展，当然是要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去发展我们的电影产业。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所有的电影人转变了观念，解放了思想，极大地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也极大地发动了社会上一切有志于发展电影事业的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所以我们从2003年，实际上电影在创作上已经见到了一些成效。在2003年以前，大概是1997年到2002年，前边这5年里，我们平均故事影片的产量大概在92部左右，2003年呢我们实行单片许可制度，允许民营企业进来，同时改革了电影评奖制度，对合拍影片的政策也做了调整，结果当年就见到了很大的成效。当年拍摄的影片达到了140多部，本来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一点，你们也知道，2003年全国都遭遇了“非典”，这一年应该说在影片的创作上，已经有了回升的势头。但在发行上呢，受了一点影响，也是因为“非典”很多电影院都关门，即便如此，2003年发行收入（就是票房收入），也比2002年还要略高一点点。说改革，本来在2003年就能够显现出来，但是由于“非典”等原因的影响，我们稍稍减缓了一下步伐。制片呢，到2004年的时候，才很充分地得到了体现。那年我们一共是有212部影片，这个数字大概在世界各国的电影生产中也不是多见的。我们感觉民营企业，或者是其它的一些国有企业在简单地响应政府的号召，或者说来给政府捧场什么的。而实实在在呢，它是感觉到了电影这个政策能够吸引他们积极地参与。电影的拍摄跟电视不同，它是要求艺术、技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三性统一，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要统一。同时它还包括很完备的前期的准备，还要有一个后期的销售问题，要让它收回成本还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所以有这么多的民营公司。特别是在2004年，我们统计有80％影片的拍摄资金是从民营的资本进来的，有这么多的民营资本来拍电影，它确确实实还是看到了电影发展的这个潜力，它不是简单地来响应一个号召，我来做什么做什么。其实到计划经济的末期，我们做得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为能不能保持100部影片要想很多办法。我记得2003年初，刚到电影局的时候，我本来想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想给几个大型的国有企业下一个指令性计划。

    [王]：硬性分派任务吗？

    [童]：是的。你比如说给中影下25，就给北影，北京电影制片厂现在成立了中影集团公司，下25部，给上影集团下15部，给长影也下了指标。我当时是这个想法，到电影局以后，如果连100部都弄不到，那这个很不好看。我们当时计划过，局里分党组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研究说还是搞个任务。后来是中央总体的改革部署启发了我们，再一个我们在下面调查以后，觉得只要把民营的市场起动了，只要把我们政策调整了，电影就可以发展。最后我们没做出那一步，没下指令性计划，现在看来还是庆幸的。我们2003年没有用指标来管理，过去我们一直是哪个厂完成多少，最后变成了国有企业它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给它找钱，给他创造条件拍，拍了以后呢，变成我们非常地被动。现在看起来啊，国营企业它的积极性也激发了，你像中影集团，他们在2004年拍摄的影片有40多部。我也长期在中影工作过，那时候我们生产25部到30部的影片，已经就是很艰难了，它应该说是全国非常有实力的一个电影企业，但是如果没有调整相关的政策，单独靠计划模式去做非常困难。

    [王]：从投资来看，光靠国有电影企业自身是很难完成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的。

    [童]：我以前在西安厂工作过，当时应该说是计划经济的时候，厂标还是非常起作用的。但是民营企业进来后，我个人感觉到，对民营有不太公正的地方。首先国营厂多半只出一个厂标，它并没有负担别的。单方面的风险都在民营企业，况且最后在署名的问题上，还有一些不是很公正的待遇。包括方方面面的这个政策上的吧，民营和国营可能还不一样，比如资助政策。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民营企业不是真正地投身到电影里边，它只是有一些参与，但应该说社会企业不光是民办的，包括很多国有企业，对投资电影的积极性始终还是存在的。我们在2004年能出现这个可喜的局面，那个80％的资金不完全是来自民营，也有些来自非电影的国营企业，这样的也有一部分，民营的也有很多，而且也有一些很成功的运作的例子，但是也有很多其它做大的国有公司对电影这一块儿有兴趣的。

    [王]：您是2003年就任局长的，按照中国国情，许多政策规定的惯性比较大，往往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某些政策规定。那么，仅仅靠十六大提出的文化产业，电影局是否就能很快地推动政策改革呢？

    [童]：我们当时经历了一些过程，很简单地说吧，比如说到电影局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当时一个是下放剧本的审查权利，我们就说过去拍了这么多影片，所有的剧本都要电影局来审查。我们电影局大家一起讨论，贯彻中央所定位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把电影作为可以经营的产业来做，当然我们要求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需要让这个事情做到实处，我们实际上是从改革我们局里边的，从电影局的有关管理制度，开始进行的有些尝试。你像过去，所有的剧本电影局都看，一年报到这儿的剧本可能不在200个以下吧，看剧本我们专门有一些同志啊，但是你就再有能耐的话，你也不可能把全国都变成格调统一，故事内容都差不多，当然政治上这个关我们确实把握了，我们实际上在想，我们放开一步想，其实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下，大部分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艺术家啊，他都会跟社会保持一致的，所以我们呢，现在只是提出一个什么呢？看一个故事梗概，故事梗概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为了题材的平衡，为了总体布局平衡，只看1000字的故事梗概。这极大地解放了创作人员的思想，我们不再说这个剧本里这样改，那个剧本里要那样改，当然最后的审查关，按照我们国家目前的制度，我们需要进行认真地把关，因为要对社会负责任，但是坚决相信绝大部分制作者、艺术家，他是有这个社会责任感的，我们把这个进一步调动到让大家共同来对社会负责。这同时还体现在审查上，过去所有的电影，都要经过我们以电影局为主体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它代表广电总局来履行电影的审查职能，后来我们也实行属吏审查，这是由地区的，你像电视剧就是这么做的，由地方的广电部门，行政主管单位来组织相应的审查委员会，你像现在的长春，还有广东、浙江他们都已经成立了这样的审片机构。

    [王]：权力下放了。

    [童]：可能在筹备的还有一些地方，比如上海等地方。这样的话就减少多了，也就不用所有的影片都由一个审查委员会来定。这样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效率上，也都会得到提高，也增强了下边审片人员的责任心。但是在改变这些的过程中，我们局里边确实有些同志产生过疑惑：那如果剧本也不用审了，影片也不用审了，电影局好像相对来讲是不是会少很多事？但是从这两年的实践上看，我觉得我们事情并没有减少，但是应该来讲，宏观上的事情我们做得多了，微观的事情做得少了，这也符合政府整体改革的趋势。政府部门的改革，从过去的我们简政放权到后来的加强宏观管理，到现在要依法来行政，我们也逐步向这个方向在过渡。电影的起步应该说稍稍比我们其它的行业整体的改革要晚一点，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也逐步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跟整个经济改革是吻合的。

    [王]：之前，我采访过几个目前比较活跃的民营影业公司的老总，他们对这几年电影产业的改革还是很认可的，他们甚至认为政府对电影改革政策推出的时机把握得恰逢其时，如果早了，民营公司来不及完成竞争所必须的原始积累；如果晚了，大家对投资电影的热情和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

    [童]：我认为这种观点也还值得探讨吧，当然我也不反对这种观点。电影它确实有别于一般的商品，尽管现在我们强调电影可以当作产业来发展，但是必须注意电影的导向，因为它毕竟还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所产生的作用，要比一般简单的商品来得复杂，而且它还是一个多次性消费的精神粮食。我们很多人也经常会说，我们是看着什么什么电影长大的，我现在常听到这个话，你像《英雄儿女》、《烈火中永生》、《南征北战》，这样的一些影片，很多以前塑造的荧幕形象，给我们很多的观众啊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电影这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之大，所以电影不能简单等同于普通的商品。要发展本民族的电影，我们就要把中国自身的电影提高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现在各国都在保护本民族的电影，有一些特殊的措施，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政府非常重视。1996年我们就开了一个长沙会议，当时提出来要搞9550的精品工程，我们一直是希望能塑造一些好的精神粮食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但你也看到美国的影片啊，大规模地涌来以后，对我们这个电影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依照我们加入WTO以后的承诺，每年还要进口一部分的美国影片，如果说我们要完全不限制的话，那本民族电影生存的空间非常之小。现在来看，我们有200多部影片的产量，我们这么多影片产量的摄制成本，可能还不及人家美国影片几部的成本。但是我们的影院跟美国那些大的院线公司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如果说过早把这个市场完全向社会打开，那可能真正得利的不见得是我们本民族的企业。

    [王]：国有电影企业肯定抵挡不住那种来势汹汹地挤压。

    [童]：有可能，所以基于这个考虑，电影也是采取逐步放开的政策，包括到现在，我们进口影片依然是指定由一家公司来做，但是我们也希望要改变过去一些，至少在我们国内应该做到相对平等。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个竞争有序、公平合理的舞台，让我们的民营企业、国营企业都能在这个电影舞台上一展身手，

    [王]：2003年可以说是电影改革措施全面出台的年份吧？

    [童]：是，是这样。

    [王]：而2004年则是电影改革措施全面实施的年份。

    [童]：我觉得首先在影片的生产上，我们还是有所突破，过去说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影片，包括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推出了有《小平，您好》，是新影厂的影片，有《我的法兰西岁月》，还有这个《邓小平1928》。这些影片，应该说还是比较好地完成了我们纪念小平诞辰100年的任务。同时它在拍摄手法上也跟过去简单地描写领袖人物有所不同。像《小平您好》，它是回顾小平同志在文革以前和建国初期的特殊经历，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镜头，让老百姓感受到这个影片真实可信。《我的法兰西岁月》也是，它跟过去描写领袖人物也有所不同。《邓小平1928》是一部以惊险样式来结构的影片，这样拉近了观众和我们电影创作者的距离，让大家可以直接进行对话和交流。后来纪念新中国成立55周年，我们搞了一次全国的影展，你像《张思德》、《郑培民》等等一批影片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影片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同。特别是在商业市场的运作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你像去年的《十面埋伏》，这是暑期档的，还有《天下无贼》，还有《功夫》，这三部影片应该说，有的是我们跟香港合作啊，但总体上都是我们中国的华语电影，在国内的票房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三部影片达到了四亿五千万左右的票房，这远远超过了去年美国影片在中国的票房，其实美国的那几部影片的票房去年也是非常不错的，你像《后天》。

    [王]：有多少万？

    [童]：大概有七八千万吧，《后天》。还有《特洛伊》等几部影片，从制作看，从演员的阵容看，都很好，在世界各地也是卖得非常好，但为什么它没有卖过中国这几部影片？说明在中国广大观众中他最终认同的还是国产电影，所以让我们对发展自己的民族电影增强了信心。别看你是几亿美金制作的影片，在演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殊的说一定让你看什么，我们应该说过去对一些主旋律的影片，我们是做了一些时间上的调剂，在整体宣传上给予了一些帮助，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比较小地使用行政手段，更多是让市场行为来发挥作用，很多美国的影片在知道《天下无贼》、《功夫》，包括《十面埋伏》上映的时候，他们都主动退出这样的市场，这实际上就是产业化以后带来的新的运作情况。更主要的是，这几部影片上映的成功，它极大地鼓励了社会各界对电影投资的信心，也引起了大家对电影的关注。所以我们觉得在商业市场，我们去年也还是成功的。同时在2004年，我们也不完全仅仅是我们单纯的产业，在电影事业上也还是有所建树。比如说中小学生看电影的问题，这一年我们也开始探索，在中小学，我们探索了校园院线，北京、上海啊，分别建造了一条校园院线，这种过去看电影啊，其实我们一直是这样，我记得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直都把看电影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乐趣，但现在的学生看电影比那个时候要困难得多，除了学业的负担之外呢，它确实有一个组织上的问题，也还有票价的问题。所以我们尝试组织一些校园院线，让影片的发行单位跟校园联手，这样在比较快的时间，把一些我们的广大青少年喜欢的影片，送到他们的面前。这也在去年开始做了一些尝试。农村的2131工程，我们是希望在21世纪全国的农村，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村放上一场电影，我们一直有这么一种想法，去年呢也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支持下，我们联合文化部、广电总局共同做了些事，你看发放的这些车辆，流动放映车，应该也在7000多万左右，就是7000多万人民币，我们发放了到现在有三四百万辆车，这个对解决广大农牧区，包括一些偏僻的地区看电影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王]：这个让我想起数字电影，因为去年也是广电总局定下的数字电影发展年。

    [童]：数字电影发展从目前看啊，是一个起步阶段，但我们预计在将来数字电影的发展上会留下很重要的一笔。

    [王]：我去参观了国家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无论从操作的简便程度、放映的成本、传输的速度还是资料的保存来说，数字电影都有推广应用价值。

    [童]：是这样。数字电影的传输成本比较小，但是它的一次启动的成本可能相对比较高，相比一台胶片放映机，一台数字放映机可能要贵一点，同时在技术的把握上呢，也相对有点难度，还有，因为这个产品还没有完全到普及期，还在试用期，可能还有技术上的一些难点需要我们把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数字电影将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不仅是农村看电影会极大地改善，就是对城市观看电影的条件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过去这个数字电影，我是在八年以前，当时是在美国看过这种数字电影，我记得是97年当时，看完以后，我们有点不以为然，认为这个数字电影它很不清楚，不用胶片放映，又看不清楚呢，它很多东西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说了，但是到了前四年的时候，它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到了今天数字电影，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它绝对不比胶片电影，我是指普通观看的程度上要差，而且呢，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会有质量更加稳定，而且呢它永远没有划痕，一般的胶片电影，过去有一个定额场次是600场，其实你放得时间越长，它的划痕越多，拷贝就从甲级变成乙级，变丙级丁级，到后边都逐渐地就像下雨一样，但数字电影放到上千场上万场都没有问题，而且数字电影还有利于环保，它没有胶片报废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它在传输成本上比过去应该是有所节省，现在做这个，用非常小的芯片，就能数百次、数千次，甚至数万次地进行转换和储存，像原来这个胶片呢，从体积看，从他的放映程度看，幅度都大。所以我觉得随着高科技日益发展，我们将来的数字电影，会对城乡人民看电影条件的改善起到很大的作用。

    [王]：我注意到，2003年11月，电影局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召开了部分青年电影导演座谈会，参加人员包括过去曾经有过违规行为的青年导演。当时把他们招来是出于什么考虑？

    [童]：其实我们政府，作为电影局，至少是始终这么认为的，我们这个电影事业需要我们所有的电影人员共同的关注，共同的参与，特别是对我们年轻的导演，应该说还是寄予希望的，更大的、更多的可能，就是他们对我们有些规定吧，或者他了解得还不够，当然有一部分是我们自身调整得也不是很及时，所以造成了一些，他很想拍电影，没有能通过合法的渠道拍电影的这样一种现实，我觉得是完全有沟通的可能。我现在回忆当初是，有两个没想到，可能是那些导演没想到电影局能去这么多官员，当初我记得在家的局长、副局长，还有有关各处的一些正副处长都参加了，但是我也没想到能去那么多青年导演，包括电影学员导演系的教师也都在两边旁听，有100多人参加，我感觉到还是积极的。我当时就说，过去的事情，我们当时是用了一个叫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实际上后来看还是达到了目的，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我始终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够沟通的，我也相信他们创作的本意，不管说他们出来结果怎么样，他们的初衷呢，都还是热爱电影事业，也想拍一部好的电影，所以没有太多的障碍，所以在后边的几次沟通，都相对来讲还比较顺利，包括后来贾樟柯拍的《世界》，王小帅拍的《青红》也都在外界得到了一些好的反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会，后来我也跟导演协会的黄建新会长沟通过，跟北京电影学院的张会军院长也沟通过，我说将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再做这方面的探讨，我们这个队伍是需要众人识才，只有把大家的积极性都发挥了，我们才会壮大。

    [王]：而且后来电影局也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步骤。

    [童]：是。我们回来以后也很快啊，设立了一个青年导演基金，这是我们赵实部长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但还比较遗憾的是，我从去年设立到现在还没有哪位到这儿来申请，我们曾经想陆川的《可可西里》，试行这个，看来他可能也不是太缺乏，因为他们有这个华谊兄弟做后盾。我也在跟导演协会，跟他们在探讨，我们要有合理的机制鼓励新人，我们今年也做了这样一个基金，就是扶持一下优秀的青年导演，因为应该看到电影的接力棒总要传下去的嘛。我们真正寄望于未来，寄望于我们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所以我们今年，其实从那个会议以后，我们就开始给青年导演弄了一个青年导演基金，我们来扶持青年导演拍片，现在由于还没有实施，只不过是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补助办法，但是钱我们是有所准备，而且赵实部长也非常关注这件事。

    [王]：韩国电影的崛起，就跟他们有计划地培养青年导演人才有很大关系。

    [童]：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计划，就是也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年导演啊，担当起这个重任，当然我们现在的影片产量是可以，市场还不算那么乐观，只不过我们，我去年也非常坦率地回答媒体，他说你们这个电影的票房，为什么是比前年增长了50％，就是2004年比2003年，我说那是因为我们的起点低，但是起点低也有好的，就将来我们在一张白纸上，我们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平台，我们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这样的话，但是实际上我们电影的潜力，包括经济上的价值，也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数字，要比现在大，当然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们将来也会从电影学院，从我们一些协会组织来共同考虑，怎么样让国产电影能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吧。同时我们要让我们年轻的导演，从一开始啊就把发扬我们民族电影作为一个不能忘记的宗旨，这个现在我们也在积极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王]：2004年的时候，电影院改造步子迈得比较大，甚至外资都可以进来了。

    [童]：我们实际上对境外资金引进目前主要还是限于在香港，那是因为协议以后呢，我们把影院的改造，应该说从过去的不允许外资，到现在可以让外资参与，另外对香港资金呢，还可以较大份额的参与，你比如75％，这样的话也刺激了一下我们影院的改造。这些新改造后的电影院啊，在去年的票房上也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你像这个北京的华星电影院，上海的永华电影院，这两个据我所知，都不完全是内地的资本，有的是香港的资本参与，有的是有美国的资本参与，这两个电影院去年的票房都超过了3000万。3000万是什么概念呢？是90年代北京市整个票房的收入。现在一个电影院就能发展到一个市的票房，所以看得出我们这个票房价值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最后的总算又不是很大呢？就只有15亿这样一个水平？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发的程度还很低。

    [王]：现在我们的院线到底有多少家影院呢？

    [童]：我们现在参与到院线里边的只有1000多家电影院，而这里边的电影院，能达到华星、永华这样的票房的又非常之少，它所包含的荧幕也不过2000多块儿，而在美国这个市场上，它一年能投入到院线影院的荧幕都在三万五六千块这个程度，大大高过我们2000多块儿这个程度，而且在我们2000多块儿里头还有一些荧幕啊，不能算是现代化的，所以在2004年我们注意了这项工作，开始有一些变化，新增加了不少的荧幕，同时很多影院改善了放映条件，这都有很好的作用，这项工作我们今年还是在推广，估计在我们下一个五年计划里边，不仅是荧幕的数量，而且电影院的观影质量，都会有一些提高。

    [王]：我们的远期目标是不是荧幕数达到5000块儿？

    [童]：我们尽管现在说美国有三万多，但我个人认为，我们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边，真能达到5000块儿经过改造以后的荧幕，能参加到我们院线排片放映啊，我们就会大大地改变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票房格局，我们也有信心在“十一五”期间朝这个目标迈进。

    [王]：今年是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电影局举办了哪些特殊活动呢？

    [童]：我觉得能够在我们工作的年份里边迎来中国电影100年，这对我们所有电影人来说都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为此感到骄傲。电影100年我们举办的庆典活动主要首先要好好总结100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要有好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出几件实事，让我们全国的观众能感受到电影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关联。我们首先有一个电影博物馆在电影100年的时候开幕了，这个是北京市给了很多的支持，一共投资也在6、7个亿，在北京建了一个博物馆，它把我们100年走过的历程，将来应该说从这里边可以看得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缩影吧，它把我们100年来电影人的奋斗历程都做了一些完整的记载。再一个我们也在全国搞了一些相关的庆典活动，你比如说展映活动，表彰一批老艺术家，这是为电影事业做出贡献的艺术家，也激励我们更多的电影工作者做好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说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尽管说中国电影走过了100年，但是作为我们电影产业来说还是刚刚起步，我们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边，我们也感到了我们这一代电影工作者的责任。但是我们有信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中国的电影人应该是能以我们中国电影独特的形式，在世界电影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我们现在也积极地在提倡说让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让中国电影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品牌，我们也努力按照这个努力再做。近些年来，应该说也还是有所突破，我们中国的电影在国际上也还频频获奖，他们有的同志告诉我，说是得个普通的银奖不重要，其实它可能是没有去体会一个电影节上，一个第二名哪怕一个第三名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仅中国我们每年都要生产200多部电影，全世界得生产多少啊？一个大奖，甚至一个提名奖，其实能进去都非常不容易，但是你看2004年中国在国际上，所得的奖项，大概也比前几年啊有所突破，今年又在柏林电影节、噶纳电影节上有所收获，这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个内容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外国观众跟我们的欣赏习惯都是一样的。

    [王]：欣赏习惯不一嘛。

    [童]：所以我们将来也会针对我们不同的地区，分送不同的影片去参加它的展映，也把中国的文化尽可能地跟世界各国的文化进行交流，让中国的文化能在世界各国起到更好的影响。

    [王]：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