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导演]乌兰夫是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是延安培养起来的民族干部，就是这一点也体现了共产党确实挺有眼光的，所以他从生到死都在为共产党说话，即使文化大革命他挨批判时，他也在为党说话。毛主席也批评过他，但是他确实一心跟着党走，这么多年内蒙一直比较安定，这一点跟乌兰夫有直接的关系。他采取了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政策，片子里面也特意提到了，比如说关于土改的问题也是争论特别大的，他就是不让动，全国都在搞土改，他就是不搞，他了解当地的情况，蒙族跟汉族不一样。他在民族问题上做了很多的事，比如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国几千年来就没有民族的自治法，实际上一开始是刘格平先提出来的，乌兰夫复出以后中央让他来抓，他把晚年的精力都耗在这上面，到处在宣讲自治法，这个法对少数民族来讲太重要了。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在政协上有3大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大代表制度、再一个就是民族自治，当时是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3个支柱，乌兰夫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从新中国一成立他就任民委副主任，同时他在内蒙兼任了19年的领导。

[记者]看了这部片子以后感觉这部片子少了空洞的说教，多了些真实感人的故事，您觉得该片的创作与传统的人物传记片相比，在表现手法上有什么突破？

[导演] 从创作的角度讲，这次跟原来不太一样，起码从我这个角度，我把握这个角度与原来是不一样的，这次创作给导演，年轻导演发挥的余地在哪呢？就是要挺擅长讲故事。尽管有些年轻的编导不了解乌兰夫，但起码他知道这故事怎么讲。当时我们有个要求，每次都要从一个故事开始引出来。因为刚做完《为了胜利》，做完《脊梁》，马上接这个片子，给了咱们一个创作发挥的余地，采取什么方式没有人来干涉了。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我们的创作组，那些年轻导演还真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了。我觉得慢慢的像讲故事一样叙述乌兰夫，让人感觉到他有一个平凡的一生、普普通通的一生，但是会让人感觉到乌兰夫挺不容易的。从他1923年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他为中国少数民族确实做了很多不平凡的事。乌兰夫特别朴实，威望很高，尤其是在内蒙古。比如说像最简单的包钢，包钢上马时选在白云鄂博，那里有大量矿藏，当时有个敖包在那里，蒙族人民认为是神山、圣地，不能动的。当地人不让搬他们的神山，是乌兰夫去做了工作以后才把这个事做了，动员大家搬迁，搬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现在那个小的敖包还在哪。白云鄂博现在是全世界都出名的矿区。

[记者]《乌兰夫》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观众在影片中又能读到什么？

[导演] 我想通过这八集片子，用普通的平常心来叙述，让观众知道乌兰夫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他的平常一面，我们最后一集讲的是情。这个情贯穿于全片，他的战友情、亲情、对家乡的情，片子里讲到1941年夏天，乌兰夫带着妻子云亭和两个孩子奔赴延安之前，他曾派人给父亲送信，希望能够与父亲见上一面，可是足足等了20来天，却仍旧不见父亲的踪影，乌兰夫与父亲的失之交臂竟让他抱憾终生。1987年，内蒙自治区成立40年周年庆典时，他回内蒙，特地到他父母的坟前去鞠躬。回来后3个月就去世了。我觉得他对内蒙的情，对民族的情，对中华民族的情，一直贯穿于他的一生。比如说，我们片子因时间关系没有讲出来的故事，原来他有一个交通员叫李森，这个老头临终前一直就想见乌兰夫，乌兰夫就去看了他了，乌兰夫走后，老人就去世了，有人说他就是等着想见乌兰夫一面。乌兰夫特别重视战友情，他回家乡以后，对现在还活着的那些当年的战友，都去拜访一遍。还有，他对三千孤儿的情等等，这里面牵扯到太多的“情”。
我觉得八集片子里面，一个是他对国家的情、对党的情、对父母的情、对子女的情、对同事、对下一代的情；还有一个最大的情就是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他就把他全部的情都沁入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每一集里面都能看到他的“情”。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也有他普通的一面，用这种方式来叙述的话，更有可能使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乌兰夫。

[记者] 这部片子没有采取音乐为主的形式，而是采取了纪录片的以真实现场声为主的音响风格，在音乐的处理上您是如何设计处理的？

[导演] 按道理应该作曲。像纪录片《脊梁》、《为了胜利》都是请人作曲的，这次我把音乐编辑郭融融请来，我们沟通了一下，她选曲定了一个基调，首先是个少数民族，而且又是内蒙古，就是让人感觉到起码得有蒙古族的特色。郭融融选了一首交响诗，有特别辽阔的那种感觉的音乐，那段音乐基本上贯穿了全部，包括片尾，职员表也用的那段音乐，让人感觉到一看就是内蒙的。这个片子跟抗战片不太一样，抗战以打仗为主的，现场效果比较多，但是这个你不牵扯到什么打仗，音乐铺满了特别难受，还有电视片跟胶片不一样的是里面有大量的采访。采访和采访之间原来曾经铺满过音乐，铺满了以后效果并不好，比如我采访了以后隔了30秒又采访，这30秒铺上音乐有时候挺别扭的，后来就大量的舍弃了。有时候我觉得不管是电视片还是电影片，让它空一下挺好的，这个不光是音乐效果的空，包括解说，解说词也不要说的太猛，不要从片子头说到尾。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有意识的留了一些空间，比如说在解说上有意识的留了一些空间，在音乐效果上留了一些空间。有时候空白也是创作，跟国画一样，国画为什么有一大片空白，其实空白并不等于没有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空下来以后，听起来反而比铺满了要舒服。当然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我们在现场一边听一边删，与录音的曲卫军和音乐编辑在一起合作得比较愉快，谁也不要心疼是谁费尽的弄上去，不管你是加班接上去的还是怎么样，对整个影片的创作没有起到好作用的就舍弃，以全片音效为准。

[记者] 纪念乌兰夫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有过很多，您这次在制作纪念乌兰夫的片子中，希望重点突出的是乌兰夫同志的哪些事迹和精神?

[导演] 我觉得这八集电视片的特点就是慢慢跟大家讲乌兰夫平凡的一生。有的人可能看法不一样，认为节奏稍微慢一点，但是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他的一个特点，我们从他女儿回忆讲起，从他故居开始回忆，到他回最后一次回内蒙，直止去世，都在慢慢讲他特别平凡的这些小事，讲在他的一生当中是怎么来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路线、指示的。为什么我要抓住这个特点，因为他和毛主席和邓小平还不太一样，不可能把乌兰夫弄成特别惊天动地的人物。我觉得采取这种方式可能都能接受，观众也能通过听故事了解乌兰。不光是年轻导演不了解乌兰夫，现在又有多少人了解他？他1988年去世的，到现在快20年了，他文化大革命复出以后当了国家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以前一般人也不了解他，所以讲他平凡的一生，如果能从平凡中让观众看到他的不平凡，能让人感觉到乌兰夫真不容易，就算成功了。

[记者] 请问导演，你是如何运用影片资料来讲述乌兰夫一生的？

[导演] 活动资料都是咱们厂里留存下来的，但是做起片子还是感到资料有点欠缺。片子里面还用了许多的图片，那些图片一个是画册上的，再一个主要是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的。纪念馆在图片社作图片的时候，有电子版，直接就拷贝回来了，根据说明年代使用。尽管这样乌兰夫的资料还不是特别多。活动资料文革前的比较多，他在内蒙19年，都是那个时代拍的。文革后，他复出当了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是一些迎来送往的活动。虽然在厂里面找了4个小时的资料，但是也不是特别的丰富。

[记者] 这部片子中，是如何选取乌兰夫一生的生平事迹的？

[导演] 我们选出乌兰夫主要的8点，每一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一集就是他青年时代；第二集就是延安时代；第三集就是创立中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是内蒙自治区的47年；第四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促进、加强少数民族团结；第五集是成立全国的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这是他最大的功绩了；第六集是内蒙的经济建设；第七集讲他重视人才；第八集是讲他的晚年，讲他的故乡情，讲他复出后全身心投入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中的情景。他一生跟民族事业真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想通过这八集能展示乌兰夫一生的概况。

[记者] 在片子中讲述了乌兰夫在国家自然灾害时期所做的工作，比如接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三千多孤儿到内蒙古抚养等，在当时能这样做可真是不容易。

[导演] 这个事是真的，据乌兰夫秘书王树盛讲是康克清找到乌兰夫，乌兰夫提了两条，一个是送奶粉，再一个是把孩子接到内蒙去，后来就决定把孩子接到内蒙来了。
另外一个是他保护人才，第七集主要是从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个角度讲的，那段资料正好是咱们厂拍的。困难时期他把作家老舍等人，还有梁思成，都接到内蒙去“抓膘”，在北京吃不着东西，到内蒙让你吃饱、吃胖再回去。尽管他不可能把全国人民都叫过去，但起码表现了乌兰夫的大局观，他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代的少数民族干部，为党承担了很多。能在困难时期接受孤儿就能证明这个人很顾大局，为国分忧，而且也体现出乌兰夫的特点。

[记者] 解说词给我的感觉像是在听人讲故事，您用8个故事讲了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否是您最初的设想，您是怎样设计解说词的？

[导演]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作思路的问题，因为你不管挂不挂文献二字都是这些事，不管谁来讲都是这些事，你要用起点非常高的角度讲其实也还是这些事。你说包钢，不可能把这些事给回避了，但是你要换一种叙述方式的话，我觉得更贴切一点，这样的叙述让人感觉到确实是真的。原来做《脊梁》的时候，本来是真事，但是由于你的方法不同，你那么一说老百姓都觉得不太相信，有的让人感觉有些假了。我们这次在真事的基础上，在解说词上真实动情的讲，不唱高调，观众就会觉得这个事确实是挺好的，就承认了，相信是真的了。

[记者] 您做过电影，也做过电视，您觉得这种历史文献性的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片有什么区别？

[导演] 有区别，我觉得区别大了。做电影太累了，因为片子里面不准有采访，而做电视，大量的采访，在里面占了起码有1/3的时间是采访。所以我觉得电视好做。而且在处理方式上，这次可能跟有些不一样，因为原来都是权威机构撰稿，就照着他写的做出片子来就完了。这次不成，这次没人给你定高调，因此我觉得还是平和一点好，而且电视的特点就是有时间去讲故事。240分钟和90分钟怎么能比啊？90分钟讲85年的共产党的历史，这240分钟讲一个人，我觉得做电视时间真是太充足了。其实要是做4集，肯定会比现在这个精彩得多。

[记者] 乌兰夫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您在制作这部系列片时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导演] 这个片子做得非常难，在哪呢？首先，象这种片子得有一个像样的撰稿，这次根本就没有撰稿，只有一个八集的大事记，从生到死列了三百多条，哪年干什么了。后来由导演自己撰稿，这是最大一个难点了。现在的4个年轻执行导演，张玮、樊志远、朱局钊、李贝贝，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乌兰夫，没办法，只好赶鸭子上架，弄了一个“恶补”。所谓的“恶补”，就是每人发一套《乌兰夫传》，发一套《乌兰夫回忆录》，先回家看书去，看了一个礼拜，回来讨论，起码得知道乌兰夫是干嘛的，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第二，从创作上来讲与我们做胶片不一样，因为那个是90分钟一个完整的片子，从结构划分上与电视片不一样。8集的片子如果还按那种结构方式的话就很难做。后来我从乌兰夫的一生中选出8个闪光点，每一集都是独立的。
现在片子已完成，已通过上级审看。但观众是否喜欢，会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们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

[结束语] 谢谢邹导做客新影网，我们予祝你及你的导演组在以后的日子里，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