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高晓红
    嘉宾：朱羽君、高峰、刘效礼、朱景和、刘春、周兵 

    [高晓虹] 今天晚上研讨的题目叫做：中国影像与个人记忆。有请高峰老师、朱羽君老师、刘效礼老师、朱景和老师、周兵老师、刘春老师。
     大家知道，我先会请朱（朱羽君）老师，我先给大家说一段小故事。上个星期三，电视系开会，朱老师坐在我旁边说：“小高，你知道吗，现在有些同学见了我以后，叫我朱奶奶。”我说：“是吗”我听了以后很有感触，我觉得其实大家叫的一点都不错，当我们管朱老师叫朱奶奶的时候，她不光是一个亲情上的奶奶，其实，也是我们学业学术上的奶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这里学习工作30年，大家在这里学习的时候，都有一门课程叫做摄影构图课，大家都学过。这个构图课是谁创立的？是朱老师。今天我们就请朱老师来做一个发言，大家欢迎。 

    [朱羽君] 我没想到让我第一个发言。首先，我教书已经47年了。对中国的纪录片，由于教学的需要，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而且是一个和纪录片界有着非常好的心灵交往的朋友，所以我在这40多年来，看着中国纪录片发展的足迹。而且他们的好多人，好几辈人，比如说第一辈的，像刘效礼将军、还有朱景和是我同年级的同学，同是人大新闻系的。他们的那些作品一直是我用来做教材的重要的内容，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另外下一辈的，比他们低一辈的，像高峰也是这个年龄段的，另外还有刘春、周兵也是另外一个年龄段的。我都跟他们有一种心灵上的沟通。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他们的片子，通过他们的一些业绩，给我很大的激励。
     我曾经有过很多的激动时刻，比方说，最初，在80年代中期，看刘将军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时候，那种宏大的叙事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他讲了60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用影像用资料讲的那么样的宏伟，给我很大的震撼。以后又是《毛泽东》，同样给我很大的震撼，他把一个新的视角，把一种人性化的视角赋予一个伟人。他用一种非常细节的、非常个性化的手法来讲毛泽东，这在90年代初期是很不容易的。他把一个过去神坛上的人物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讲他的个性，讲他的缺点，讲他一个的思索过程，甚至讲他为了深入调查研究在解放以后他不可能的无奈。这真是一个新的角度，给我很大的震撼。
     以后，我们年轻的一辈，还有很多文献纪录片给了我另外一种震撼。比方说，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朋友，像陈晓卿，他们的一些片子，他们又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文献纪录片。像《百年中国》见证历史，是以宏观的叙事去记忆，但是用微观的、平民化的、戏剧化的体验来讲文献、讲历史。比方说，讲百年中国的时候，当然会讲上个世纪中国的一些伟大事件，讲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等一些大的事件，这是宏观把握，但是他们在讲这个宏观的时候，都运用一些非常具体、非常细节、非常人性化的例子。讲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是从一个远在福建山村里的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在读她丈夫从狱中的写给她的来信，从这开始的；他讲五四运动，那一天冰心在哪，那一天巴金在干什么，把宏观的叙事和微观的东西结合起来。
     我又非常震撼的是我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现在用数字化的新的手段在叙事，把一些过去的历史，把沉淀下来的一些东西能够生动的给我们进行讲解。像周兵的《故宫》，他就用了很多新的手段，把故宫沉淀的历史给我们呈现出多元化。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文献纪录片过去很辉煌，有很多好的片子，而现在比较沉闷。我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现在的文献纪录片仍然是很活跃，只不过是它改换了很多的视角，它更加多元化了，它不只是一种主流社会，国家社会的宏观叙事，它还加了许多民间的平民的角度，还有很多细节化的、人性化的叙事角度。今天的这个典礼，来讨论20年来的文献片，我们要看到它的变化，看到它叙事的变化，看到人的变化，看到时代的变化，而且看到文献片本身的力量。刚才高峰副台长说我们有很多的影像资料，有40多万分钟的片子，这都是要富有创意的，用现代的视角去利用它们，要靠我们大家的创意，使得这些历史能够重新的活起来，能够活在我们所有的年轻人甚至下一代的心中。这就要靠我们纪录片人的合作，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说，电视的未来是你们的。我们的学生，他们将来也会像这几位嘉宾一样，他们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成就坐在未来的学生面前。好，谢谢大家。

    [高晓虹] 朱老师47年在我们这个讲台上讲课，永远是这样富有激情。她今年70岁了，是博士生导师，在系里她60岁以后可以不上课的，可以专门去做科研。但是朱老师就一直说，学校最主要就是培养学生，所以她一直坚持站在教学第一线的讲台上。我们系里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些年，一直到去年，今年，一直到她69、70岁的年龄，大家依然听过她的课，明年朱老师还在上课，后年，还要上课，我们为我们有这么好的老师感到非常的自豪。
     接下来请刘效礼将军来给大家做一个发言，大家都非常熟悉他的作品，1987年的时候，中央台军事部的节目《让历史告诉未来》，以后的《邓小平》《毛泽东》《孙中山》等等很多片子，《望长城》是大家在课堂上一定要看的，这是经典作品……让我们欢迎刘老师讲话。

    [刘效礼] 法国一个大作家叫雨果，他曾经说过，你要做一个石头吗？那你就做一个磁石吧。磁石呀，我说我当不了，我没那么大的魅力，我站在这里不会吸引那么多人的。要做一个植物吗？你就做一个含羞草。做含羞草我也没那么高的修养，一动它就低下头了，我说我不行，做不了。你要做人吗？就做一个性情中人。我说这一点我做到了，我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我第一次看电影是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在一个露天的操场里。看的是什么电影呢？看的是苏联的集体农庄的电影，我看到一群鸭子在白布上跑来跑去，感到非常奇怪，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和电影电视打一辈子交道。朱羽君老师在教学上干了47年，我是干了41年的电视，而且一直搞纪录片，非常热爱。我没有在座的各位同学那么幸运，大本、硕士、博士，我就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就当兵了，当了4年兵，从基层连队，一下子调到中央电视台来，一直到现在，整整41年了。所以我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德国还有一个大哲学家叫尼采，他曾经说，人生有三像，第一像骆驼。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小骆驼，每天要学习、每天要做作业，骆驼吃苦受累忍辱负重，这个阶段我经受了很长时间。现在小孩从上学开始就成了小骆驼了，那个背包是越背越重，毕了业找工作也困难，我的童年时代是挨饿，我上高中的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候，我就是被饿的去当了兵，在基层连队呆了4年。到了中央电视台生活也不是很富裕，尽管很幸福，但是不富裕，待遇很低的。这是骆驼期，像骆驼。第二个像，这也是尼采讲的，要像狮子。就是像雄狮，雄狮要生存，能力非常强，百兽之王。雄狮在竞争当中，它有红旗就扛，见第一就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个是雄狮。我说这个阶段我也当过，而且我在那个阶段带领着一帮军事记者，搞出了很多很多作品。刚才高老师和朱老师也讲了，我现在也感到很奇怪，我怎么搞了那么多作品呢？对吧，像雄狮。下边就有人在问，那你现在想干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尼采讲的第三期就是婴儿，我说我现在就想当一个婴儿。他们就很奇怪，怎么会当一个婴儿呢？因为我已经退休4年了。退休了吗，就要进入婴儿期了。婴儿是什么呢，婴儿是饿了就吃，吃了就睡。饿了就吃妈妈的奶，有的时候腮帮子还带着几点奶汁，吃饱了就睡。这就是尼采说的人生三像的最后一期——婴儿期。我说我现在就想当婴儿，有一天，我在妈妈的怀里永远睡着了，我很希望我的妈妈为我写一个卡片放在我的身上，卡片上写什么呢，写两句话就行：电视人刘效礼在我的怀里永远的睡着了。生前他曾经深深地爱着我，我也爱他。谢谢各位。

    [高晓虹] 下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请高峰副台长来给同学做讲座，讲座的教室是像大车店一样的教室。我们约了他以后，我怕他不认识教室，早晨我就在南门等，结果都到约好的时间了，我没有见到他过来。后来同学在教室给我打电话，说高老师你快来吧，高台早就在讲台上讲了。我从南门急匆匆的跑到44号楼的教室，一看他已经开讲了。我说我还没介绍您呢，他说不用不用，然后就站在那里讲了4个小时。高台就是这样一个人，每次我们请他，都是既不摆谱，也不觉的自己是怎么样，特别喜欢和同学交流，而且是非常真诚地和同学交流。欢迎他来讲话。

    [高峰] 我喜欢老师这个职业，是肯定的。再过几年，我也想当老师，我对老师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小说，请一个老先生帮我看看，我确实没想到，那个老先生认真的看完了，他用那个蝇头小楷写了批注，写了好几篇，就那个黄的宣纸，我非常感动。我说，这就是老师，这样如此认真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非常荣幸，走进中央电视台这个大门以后，也碰到了很多老师，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比如朱景和主任，朱羽君老师还有刘效礼老师这都是我的第一批老师们。我记得那时候，实际上他们的创作观念就已经很解放了，而且甚至都超过我。因为我记得像朱景和老师那时候给我们上的观摩课，当时是1985年左右、1986年，让我们看了一部英国的纪录片《龙之心》，看完以后，特别是他认真的给我们讲了一段，《龙之心》其中有一段叫“调解”，当时我记得这个片子，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没有想到，这个纪录片怎么还有这种拍法，实际上就是在南京市的一个英国人拍摄的，记录一个在南京市的一个婚姻调解员和一对正要闹离婚的家庭，他很早就把这个机器埋伏在房间里，就是很纪实的记录了整个调解的过程。我们看的津津有味，后来我们才发现，哦，纪录片还可以这样拍，因为那个时候太习惯于那种居高临下的声音。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批的老前辈，他们就已经有了这种我们现在认为非常正确的一种拍摄方法，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慢慢开始得到了。
     从那时走过来后，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们的过去。现在看我们的纪录片发展，的确有很多好的势头，各种各样的手段，日新月异。但是有一点，我认为纪录片存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和社会的紧密接触，这一点是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离开这种紧密的接触，离开对社会的责任，就谈不上纪录片。我觉得正像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批的作业，给我回的那封信一样，他是充满了一种教师的责任感。那么文献纪录片，这一点不必客气，文献纪录片的作者应该这么说，或者应该这么想：面对观众，你应该是教师，应该有这份责任，这是文献纪录片和其他一些娱乐性的纪录片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电视片的区别。刚才我特别重申纪录片的力量，那就是逻辑的力量，真实的力量和理论的力量。既然有了这个力量，那么就应该产生这种效果，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将来有志于真正做好我们的文献纪录片。谢谢大家。

    [高晓虹] 接下来请朱景和老师做一个发言。我记得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刚从学校毕业，一些同学分到中央台去了。那时，中央台还在礼士路的小灰楼里，拍电视是用胶片拍摄的，所以楼道里堆满了胶片的盒子，堆得特别特别的高，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楼道，堆满了一出门就要撞上的桌子和磁带。中央台专题部是我们很仰慕的地方，觉得最棒的记者、最棒的老师都在专题部做最好看的纪录片。现在30年过去了，朱老师那个时候就是很棒的记者和领导，现在朱老师已经是一头银发，但仍然是很年轻的步履和风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老记者、老电视人今天会给我们说些什么，大家欢迎。

    [朱景和] 在座的同学们，我问了一下，大都今年毕业，是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应该是二十二、三岁，我呢今年是76岁，我参加电视，特别是有关纪录片的活动，这几年还没有断过，但是我每一次参加活动，包括今天晚上，我都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一个，大概是将近10年了，我参加活动，人往那一站，岁数最大的是谁？我是非常不好意思，白发苍苍，下岗这么多年了，你还罗嗦什么；另一方面，我每一次参加活动，都能从年轻的代表们、同行们，从他们的言谈当中，他们的作品当中，得到很多收获。对我来讲，每一次都觉得是一堂新课，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这就是我这近10年来的矛盾心情，今天晚上也不例外。
     我给大家透露一个不能算是小道消息，但是至少是正式发布，中央电视台老干部处正在拍摄一部他们叫做内部的纪录片，就是中央电视台的10年，就是1958年到1968年这10年，据说就是要把这些老人，像我这样的，还有90多岁的老人，他们的记忆都拍下来，拍下来怎么编，据我所知，现在还在争论，一个说是编一个短的，一个说要编一个长的。但是摄制组现在他们非常明确，让这些到镜头前面的人尽量讲那个年代是怎么工作的。电视台的前10年，怎么进台，当时是什么样子，那么我呢也算是第一批被叫过去的，在那讲了一段，叫我讲的内容重点就是我在当驻外记者的一段采访和经历。我算我们国家第一个常驻国外的电视记者，就是1965年到1967年，这两年当中我做了驻越南的第一任电视记者。这个期间，因为任务需要，因为平时的需要，越南没有电视，它就特别强烈希望通过中国的电视把它的受侵略、受美国人的欺负，还有越南人是怎么抗战的这些情景通过我们的电视宣传出去，而那时候中国的电视同样也是不发达的，可能在北京的电视机超不过10万台。但是那时候，中国电视对外有40家窗口，就是与40多个国家的电视机构有关系，我们送去我们的电视报道，我就是因为迫于这样的形式，在越南干了两年，那时候也年轻，30来岁，就拼命地拍，拼命地创作。两年时间，一年拍大概110条新闻，然后呢再拍一些资料片。
     他们跟我商量，叫我讲几件事。我就讲了几件事，其中有一件不是我自己拍的，是越南人拍的一个短片，经过我的手、经过我们的电视送出去了。它表现的是美国空军轰炸了一个越南的麻风医院，这个麻风医院是在法国时期留下的，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地方。而美国号称是要轰炸，要打击越南的扩张势力，是军事打击不对平民，不对和平设施，但是恰恰它把这个麻风医院给炸了。听到消息我就要去拍片子，但是越南人怎么也不允许记者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两个理由，一个那是在最前线，南方北方交界的地方，第二个，麻风医院是个传染病的地方不能去。不光外国记者不能去，就是他们自己的记者也限制得很厉害。经过若干次交涉，我说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电视片。最后他们提出了，那我们自己派人去拍，我马上反问，那你们的人能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去，他们不怕传染，我就怕传染吗？但是经过了几轮的交涉，还是没让我去，最后我只好答应，那你们尽快拍回来，拍回来，我把它取走。他们在两天之内把片子拍回来，我根据提供的材料，写了个解说稿就寄回国内了。很快这个节目就送到世界上40多个国家，一个爆炸性的反应就是在日本，日本当时的政界和舆论界对于越南战争是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个是反对一个是支持，但是这个片子一播出以后，反战派闹翻了天，闹的美国驻日本大使不得不亲自要求上电视来辟谣。镜头在那摆着呢，那炸得凄凄惨惨的惨不忍睹的景象都在电视上播出了，这个大使唯一强调的一点就是误炸。第二天，越南的总理就通过他们的人转告我一个意见，让我把意见转告给中国的电视台，说一部有份量的电视片给敌人的打击不亚于消灭他一个陆军师。这就是越南人当时对宣传纪实节目的评价。
     我再在这给大家讲一个3年前的事。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那时候他是副教授，让我给他的毕业班去讲半天的课，还给我出了个特殊题目，说这次不要你讲别的，听说你有两部片子，是国务院和人大的教学片，能够给我们放一放、讲一讲？我说那不行，那是20年以前文革后期的作品，现在早就不放了不播了，我们不能看那个。他们说，我们就要看那个，我没办法就去了。这两部片子事先让同学们看了，然后我跟他们讨论了半天。我没想到这两部文革期间拍的片子，尽管里边有很多那个时期的烙印和痕迹，并不是太理想，但是学生和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结论，说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文献片，记录了文革期间的情景。我这个片子一个是拍的是历年职工的增产活动，一个是拍的农民在山区打井治水的这个题目。通过这个事情，我对文献纪录片有个新的认识，文献是不是就是必须是歌功颂德的，必须是事事都是能够被媒体拿出来放的，我看它不是这样的，历史是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代人认识清楚的，认识历史是需要时间的。我就感觉到，我们文革期间，中央台国际部有一帮子纪录片的爱好者，或者是纪录片的拼命三郎，拍了一些纪录片，看起来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根据这一次的结论，我敢说，那是真正的纪录了那个时代。一句话，我希望，不管是我这个70多岁的人，还是你们20多岁的人，我们的纪录片不管它是文献纪录片还是一般的纪录片，对它的文献价值要有一个普遍的认识，今天的记录、今天的报道也正是今天的历史，我希望大家报道好的同时也要把历史写好。谢谢。

    [高晓虹] 接下来，请刘春老师来讲话，刘春老师现在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长，但是到学校来，我们更喜欢叫他刘春，大家可能更喜欢叫他学长，或学哥。他是我们这里研究生毕业的，开始在系里，我就听别人老说刘春，我也搞不清是男是女，我说谁是刘春呀，他们说就那个特有思想的那个。我认识刘春以后，发现他从来不张扬，可能我们有些人不认识他，但是他的睿智是名扬校园的。下面让我们欢迎他来做一个演讲。

    [刘春] 参加这个活动，有三个没有想到：第一个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高老师的主持风格越来越纯熟，高老师是我见过的“全中国主持会议最好的女主持人”；第二个没想到，朱老师依然是那么富有激情、富有诗意。前一段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请了一个学者叫王康给大家讲俄罗斯的文化讲，讲历史的发展，后来我在点评里讲他是古典时代特有的百科全书似的具有思想激情的伟大学者，那么朱老师也是这样的学者；第三个没想到，是隔了这么久，咱们做了纪录片的论坛，还有这么多同学来参加。因为在80年代、90年代，广播学院我们习惯叫广播学院最好的课、最受关注的全部都是纪录片。那个时候，纪录片雄霸天下，有点霸道，所有的同学谈论的都是纪录片。其实电视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学科，但是纪录片确实是一个电视台或一个电视人制作水平的体现。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电视的形态多种多样，因此我想纪录片也没那么热了，可今天还是来了这么多同学。我在这里透露一下，因为我在凤凰卫视，烂七八糟的事管的比较多，人财物，还有每年的人事。我招人，除了招这个主持人之外，我招编导，最重要的条件就看他会不会做纪录片，或者说他看不看纪录片，或者说他热爱不热爱纪录片，因为这基本上能让我看出他的影像叙事能力和他的社会观察能力。最近两年我感受特别深，80%以上的同学都没怎么看过纪录片，然后问他的主要目的想干什么？就要当记者，因为当记者比较简单，站着说话就可以，但是纪录片比较复杂。所以这样的很多同学，也可能他很好，但是很遗憾，都被我悄悄的放在另外一边了。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有很多困惑，不像老师们思考比较成熟，我倒是困惑比较多。我第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让我来？因为我现在也不做纪录片了，每天忙些烂七八糟的事，也没拍过什么像样的片子，后来我就反复追问何苏六教授，为什么让我来？我说如果你让我讲栏目编排、栏目设计、主持人包装、大型活动策划，那是咱们的长项，这个纪录片我是学习，是热爱，我最多只是票友。后来何苏六跟我说，主要是让我来起气氛，因为老师们可能都比较庄严，尤其是我一开始听将军讲话特别庄严，但后来好一点，所以一听我就明白了，所谓起气氛就是一场大戏中跑龙套的，做小丑的，那么下面我就开始做文献纪录片的小丑。
     我先来表达我的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是很真实的，第一个就是觉得这个论坛太正式。我参加过两次学校的活动，每一次坐在这都有东京大审判的感觉，因为第一是离下面很远；第二是灯特别亮，我觉得这么亮的灯光，对朱老师，对将军他们不好，太温暖了，太亮了。我最近因为忙，我一般不愿意去讲课，也没什么可讲的。但是前两天北大找我，我特别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小教室，不需要你有任何准备，里面就是一张桌子，有矿泉水有水果，一堆学生围在周围，有大屏幕，四周的黑板上写满了一百多个对我的问题，问题吗咱们张口就来，那种交流特别有意思，我特别盼望这样一个交流。
     第二个困惑就是文献纪录片这5个字，这5个字特别大，我走在路上我就琢磨什么叫文献，什么叫文献纪录片。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一想到文献就是马恩列斯毛，就是深刻的道理，就是光芒万丈，就是泰山顶上一青松，就是高大全，这个名字比较重，我反复想它是什么意思，是指我们拍摄的现实最终将成为文献，最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是指片子中历史的部分。我想可能是中国特定意识形态下特定时期所起的一个名字，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是一个过渡性的名字，我们的很多纪录片都会成为文献，我们用文献纪录片这个东西来概括有点麻烦，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第三个是我要替台湾人民和香港人民说句话，因为中国文献纪录片这个名字应该改成中国大陆文献纪录片，或者叫中共文献纪录片。我们的宝岛台湾2300多万人民，他们也有片子。前两天我刚刚去过，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其实也拍了一些片子，比如香港卫视我所看过的《世纪宋美龄》《世纪张学良》等。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困惑呢？有点像给凤凰正正名，凤凰可能没什么像样的纪录片编导人才，我们用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在边边角角做一些历史纪录片的修补。因为我本人是历史纪录片疯狂的热爱者，我每一次到书店都会买一堆历史方面的书，在历史的叙事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高端的叙述，也有民间的叙述。我想在座很多同学都看最近很流行的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把明朝的事捋得比较顺利。说实话，我对明朝的历史还是比较熟的，尽管比较熟，但是我还是爱看当年明月、10年砍柴写的那些历史的书。从这个启发，我觉得电视纪录历史有多种手段，也不一定就是宏大纪事，也可以从很多角度。凤凰卫视因为地处两岸三地，我们有特定的地缘上的优势，和空间，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做了一些片子，这些片子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史。我到台湾去，台湾几乎没有人在做这种叫历史片或者专题片，因为台湾电视已经进入了一个肉搏时代，以分钟计算，后来我们就自己做。这几年我们拍了很多，我们讲1949大迁徙，讲1949年国民党怎么撤退的；做过一个很长的系列叫做《民国人物在台湾》，初步计划做30集已经做了15集了阎锡山、胡宗南、白崇僖；做过《权心权意17年》，权是权力的权，讲蒋经国之后的17年；还做过民进党，专门做过5集；也做过两岸炮战的一些事情。目前我们在做台湾的纪录片，有四五个系列在启动，一个是通过海峡两岸的广播员去讲当年两岸空中的战争，他们两边的人都愿意接受访问，而且大陆有当年的声音片断保留；还在做军统和中统；另外在做台湾的崛起，大家知道今年是台湾老兵返乡20周年，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个纪录片，讲台湾老兵的，一共5集：第1集讲背井离乡，第2集讲国共对峙下的军民生活，第3集讲眷亲，第4集叫还乡，第5集叫晚年。目前我们在拍一些东西。
     我们有个栏目叫《凤凰大视野》，这个栏目就我一个人，每天拆东墙补西墙，这个栏目给凤凰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个栏目的广告收入是七千万到一个亿之间，每天半个小时。在抗战当中战死了200多个将军，我们计划做100集，目前已经拍了10集，一个人物一集。明年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计划了一个30集的片子，基本大纲都拉下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表达一个困惑呢，希望你们以后这个类似的活动，开一个小单元，开一个什么单元，比如宝岛或者香港，也让我们有一点展示的空间，当然我们保证思想不反动。
     最后想说一下，尽管有这么多困惑，但是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是非常高兴。据我所知，历史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都大有可为，从我们凤凰卫视的操作来说，我们播的每一个自己做的历史纪录片，收视都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空间。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片子《黑潮——30年逃港纪事》，这个片子的收视率非常高。我们还在拍两岸审判四人帮、林彪类似这样的片子，从我们自己市场效益和影响都非常好。我想，在整个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历史纪录片，对不起我没有用文献片，因为我搞不清文献片的定义，历史片的空间非常大，特别盼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的创作当中，而且特别希望有同学能够成为凤凰卫视创作历史片的一个主要骨干。谢谢大家。

    [高晓虹] 除了刚才刘老师说的很多真知灼见以外，我想有一段话大家一定听进去了，他们凤凰卫视中文台，招人的时候特别看重人家是不是懂或者了解纪录片，而且他刚才说百分之八十的学生经常不太留意纪录片。我想，大家听了以后，肯定在心里暗暗地高兴，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确实是一个纪录片的摇篮，我觉得同学们对纪录片的那种热情、爱好和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痴迷”，所以我想刚才刘春老师的话可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地振奋。
     接下来请周兵老师来做一个发言，周兵老师的照片和作品挂在咱们系的楼道里，大家都知道他是87级的同学，今年是87级入学20年，现在回头看他们87级的同学，如果有人来问我说，你觉得87级同学怎么样？我就用三个字来概括“闹死了”，是当时非常闹的一个年级。后来有人来安慰我们说，你看现在闹的孩子，肯定特聪明，他才闹呢，他要是不聪明，他就全在那个学习上，他没功夫闹，也没那个脑子闹。2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真的是非常聪明。

    [周兵] 接到何苏六老师和高峰老师邀请，广院的邀请应该是义不容辞。我来之前，我还想呢，要求我讲5分钟，我讲什么呀，然而一看这个题目，20年，突然想起20年前的这个季节，我正在广院，然后在7号楼的二楼，那个时候，确实刚才老师说的很对，我们这个年级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我遭遇了人生中心灵最受打击的一件事。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刚入校不到两个月，就进了朝阳区的看守所，半年以后被无罪释放。我现在想起来，最记忆深刻的是北京寒冷的冬天，那个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很多，骑着自行车，因为那时候进城坐公共汽车要花一块多钱，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吃饭的费用是三十块钱左右，所以一块多钱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只能骑着自行车进城去找我们尽可能认识的公检法的亲戚朋友，去打听我们这个朋友在朝阳区看守所的情况，我也去看守所送过东西。这个同学是因为我们刚进广院开新生运动会的时候和当地的一些，当时叫小痞子发生了冲突，他打群架的时候出手过重，把人家打成重伤。后来我们毕业的时候，这位同学一直因为这件事没有拿到毕业证，他在7号楼前的马路上痛苦了一宿没睡，痛哭，我记忆至今还很深刻。但是20年过去了，正如高晓虹老师刚才说的，我们87级的人，大部分都在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有做了主任、著名导演、主持人和制片人，已经成为各个电视台和媒体的骨干和中坚力量，这里头有很多你们熟知的名字，所以我觉得，我站在这，真的特别感谢广院这4年。每年有若干个从广院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来到我们这个团队工作的时候，我都会问他是哪个系的，如果是电视系的我会感到很亲切，当然我没有见第一面就问他看过纪录片没有，如果他成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一员的话，我会要求他去看若干部纪录片甚至是写心得，甚至是关于剪辑、主题的分析等等，然后用电子邮件给我。
     刘春老师刚才有三个困惑，当然我上场之前我想我讲什么呢，他既然有三个困惑，我就尝试着回答，因为我跟他是前后脚进的学校，我好像比他早点进校，也算是他的学长，虽然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我尝试着能够回答他三个问题：灯这么亮，我想这是我们广院的一个风格，像朱老师，高峰老师，刘老师，两位朱老师这样的泰斗级的人，我们要给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灯光，当然像刘春老师这样有成就的人同样也要获得这样的荣耀和重视。这个开幕式后接下来的几天可能我们会更人性化一点；第二个问题，我想，10年前我们就关于文献、纪录片、专题、原生态做过很多理论上的争论。我想就我个人这个创作的团队和周围的一些朋友，关于这“文献”两个字，应该是不会困惑的。刚才听刘春老师的发言，我有个启发，我就想也许现实的每一刻，当被我们记录下来的时候就成为文献，当历史的某一刻，被我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的时候，同样会成为文献，所以文献纪录片的概念应该很宽泛。当然在这里我不想和刘春老师做争论，我也争不过他，因为他的思想和睿智远远超过我；第三个，我想台湾这件事，我前年也刚去过台湾，与台湾电影纪录片工会的负责人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将来我还想，如果有可能跟咱们广院电视系，就台湾纪录片做一个展映。其实台湾纪录片人，台湾民间纪录片人有100多位，我们做过数据调查，民间的创作也很活跃，去年的《无米乐》就是用闽南语创作的原生态纪录片，在票房上超过了所有的台湾本土电影，500多万台币的票房，非常的惊人。我本人也收藏了一部纪录片，是东森电视台一个资深电视制作人做的。它回顾了台湾的历史，这部纪录片过两天我也可以送到系里来，同学们也可以看一看。还有今后台湾最新的一些纪录片，我也尽量的拷贝一份送给系里，甚至将来有机会请台湾的导演来到这儿跟大家沟通，我想都是有可能的。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高晓虹] 周兵老师谈了台湾纪录片，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周兵老师现在做敦煌，如果在全部制作完成之后，非常希望能够最先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研究基地和培养纪录片人才的摇篮做展映。谢谢6位中国电视界泰斗级的老师们的发言。